论堂吉诃德：烟气缭绕的前夜（俄罗斯篇上）（三）

一、多余人

“明天我会幸福了！可是幸福没有明天——它甚至也没有昨天；它既不记忆过去，也不去想将来，它只有现在——而且这并不是一天——只是短短的一刻。”
——《阿霞》，屠格涅夫（1858）

随着克里米亚战争失败、沙俄农奴制改革等社会现实问题愈演愈烈，曾经在上流社会与知识分子中风靡的德国“狂飙突进”与浪漫主义思潮，终究在虚无派“新人”与保守派的剧烈撕扯中走向落幕。早期歌德、席勒的理想逐步深埋于沙俄的冻土之下，而卢梭一类“忙着爱人类，却不爱具体的人”的空谈却久久回荡。

“要么征服！要么毁灭！”——这种思想所暗藏的颓废萌芽破土而出，在寒风的呼啸下滋生出了新的虚无主义，征服不再是天才式的英雄壮举，而被异化为了对他人精神与感官的磨灭，毁灭则演变为对人之尊严的倾轧，“返归自然”逐渐祛魅，成为了实证主义所分析的现象科学。

在这样的动荡下，一种沉溺于静滞思索而毫无行动的哈姆雷特者（“多余人”式的贵族/上流阶级知识分子）在俄国逸散开来，他们有的单纯否定一切，有的狂热于科学实证，全然反对艺术文学等一切无法直接拿来用的实物，不过又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变革，将民众的目光聚焦于前沿科学的发展之中；

与此同时也有着另一种有些莽撞始终但保持行动的堂吉诃德者，他们也可能陷入哈姆雷特式的迷茫，但他们有着强烈意志，本着德行参与世界进程，时刻为民众事业服务牺牲。二者互相矛盾，又不可或缺。（见1860年《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演讲，屠格涅夫）

我们在上篇文章讲到了黑格尔分析从浮士德到哈姆雷特的心理演变（“快乐与必然性”到“本心与自大狂”），前者是后者所必经的过程，又如书中所引用的《浮士德·第一部》原文：

它蔑视科学和知性，
这人类至高的才能——
它奔降于魔鬼的麾下
而终必归于沉沦。

科学与知性，二者不可分割，无论沉沦于某一方都必将走向不同的价值虚空之中。对于沙俄时代的“多余人”而言，他们的悲剧恰恰走向了浮士德的反面——

他们并非蔑视科学，而是将其作为了逃避现实的掩盖体。正如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谈论苦修理想时，除了对宗教道德的批评外，还有对唯理性论的“科学”（非现代的自然科学，可理解为广泛的学术）的洞见：“是罹受苦难者，他们不愿意对自己承认自己是什么东西，是被麻醉者和昏昧无识者，他们只恐惧一样东西：有所意识………”（见《论道德的谱系》第三篇23，尼采）

而在哈姆雷特们无意识中将快乐或道德优越感作为绝对的本心后，便会狂妄地试图用这种个人准则去校正/推进外部的世界进程。可又由于与现实脱节与错误认知，只能以装疯来与肮脏的秩序保持距离，从而保持自身理想的纯洁性。

这种失败是源于忽视了其他人同样拥有的本心/自我，试图将自己的本心当作普遍规律来推广，漠视了客观性与独特性（矛盾）。盲从着怀疑与否定之精灵梅菲斯特却只会怪罪于他人乃至命运本身，始终处于静滞的状态，自然陷入了一种自大狂的表现。

这种精神上的“自大”投射到社会历史中，便体现为一种脱离群众、将理论束之高阁的傲慢，又如《罗亭》（1856）中的“多余人”罗亭便是这样一位“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电影《罗亭》剧照

从心理与社会角度来讲，这是由于精神本能退化，教育过于目的化与功利化所导致的缺失，不过这些因素也为后来屠格涅夫在政治立场上的摇摆不定而被围攻埋下了病因。（见《偶像的黄昏》：《德国人缺少什么》5，尼采；导读《向道德与理性宣战》四、时代的批判2.非精神化：精神本能的退化，周国平）

借《父与子》中典型的保守派形象帕维尔嘲讽的“新人”虚无主义者巴扎罗夫的那句话：“不错。以前是黑格尔主义者，现在是虚无主义者。我们以后再来看你们怎样在真空中,在没有空气的空间中生存”，从这句辛辣的嘲讽中，我们得以窥见在这种演变中发生的异化与扭曲，他们同样不相信一切……

多余人对客观、科学、逻辑的过度分析与沉溺，本质上是一种精神麻痹。他们用密不透风的理性分析来武装自己，却导致自己也无法呼吸。因为他们恐惧去面对那个以言说代替行动，以构建的框架取代现实的真实自我。

沙俄时期的部分虚无主义可被视作某种现代犬儒主义的前身，他们不相信一切，仅将世界简单划分为有用无用的拜物教来生活，前者好歹还会躬身于行动“他们虽然对之一无所知，却在勤勉为之”（见《资本论》第一卷·上），但后者却完全相反，似有所知，却连行动都消解于无休止的怀疑与否定之中，假装玩世不恭，实则愤世嫉俗（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地下室人”），甚至将解构视作信仰并洋洋自得，有用无用的科学实证价值沦为了纯粹的个人利益取舍，世上再无崇高，也无底线。

伊利亚·列宾笔下的一名虚无主义学生

二者本质上都无法坦诚面对自我的真与诚，否认了人的独特性与尊严。自认“看穿一切”又无法相信一切，出于嫉恨与恐惧，必须贬低一切价值并使之虚无化以抬高自己。与此同时又以虚伪的面具来维系自己的既得利益(社会地位、人设等)。即便自己都无法全然相信自己，自己都怀疑自己，甚至自己都否定自己也要将面孔藏匿起来：他们是劣等的梅菲斯特，他们从事否定。

这种虚无主义的变体会因害怕自己利己本质与“好为人师”的口舌之快被他人所察觉而竭力伪装表演，因此现代犬儒比尼采笔下的“末人”更聪明、更伪善、更具欺骗性，也因而走向了更深重的颓废。

“越缺乏实质，越标榜形式。率真没有了，成了愚钝和傻瓜的象征。“真诚”里隐含着欺骗和狡诈服从和配合里隐含着“反抗”和“否定”，在“看穿”里隐含着严肃的“表演”。是真诚与欺骗、配合与反抗、看穿与表演的奇妙结合……古代犬儒敌视大众信仰和公共职责，现代犬儒却隐匿、油滑、玩世不恭”
——《现代犬儒主义批判：马KS、尼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讲座)，刘森林，20220513

谈论昨天毫无意义，也不需要去思索未知的明天，这里没有永恒的概念。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现在这短短的一刻便足以让人穷尽所有力气——你真美啊，但请一下都不要停留！让我放到手术台来仔细解剖！只有行动，唯有以行动才得以把握真谛。

《阿霞》插画

屠格涅夫赞赏改革运动中的行动与激情，热望社会上的行动者，在《阿霞》“一棵一文不值的花草散发出的淡淡的那一点气息比一个人的所有快乐和所有痛苦都要活得更久——比一个人的身体活得更久。”这类富有感官浪漫的言情小说之后，残余的浪漫主义（尤指席勒式的）逐步滑向破产，又如划分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同时期思想变化的关键作品《白夜》，伴随着缭绕的烟气，漫长的《前夜》（1860）来临了。

二、烟气缭绕的前夜

电影《烟》剧照

“忽然间他好像觉得一切都是烟，他自己的生活，俄罗斯人的生活，人类的一切，尤其是俄罗斯的一切。一切都是蒸汽，都是烟，他想。一切都好像老是在变化，在各方面推陈出新，换了新的形象，现象逐着现象，而实际上还是一样，始终和原来一样。一切都驰骤着飞向一个什么地方，但是一切都不留痕迹地消失了，什么目的也没有达到。换了一阵风，一切又奔上相反的方向来了，于是又是那同样不知疲倦的、无休止的然而无用的游戏!”
——《烟》（1867），屠格涅夫

许多人殷切地期望这1861年农奴改革，但它却没有带来任何大的改变，相反还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此时工人阶级尚未登上历史舞台，在沙俄的统治下夜还是这般黑。

“他也不只是空谈——他行动，还会永远行动下去。”（《前夜》）纵观我阅读过的几本屠格涅夫的小说，行动永远是最重要的核心。

那么从哈姆雷特到堂吉诃德的心理演变（“本心与自大狂”到“德行与世界进程”），这二者间又为何有着根本区别呢？前者装疯为求纯洁，却搁于静滞的思索中反倒被命运裹胁。后者则是当真“发了疯”，以骑士精神/德行的行动去与恶做斗争，他切实参与世界进程而不因利益而行事，只关乎善本身，此刻他是自在自为的。

为自己而生活，只关心自己——堂吉诃德认为这是可耻的。他整个人，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生活在自己之外，活着是为了别人，为了自己的兄弟，为了根除邪恶，为了反对敌视人类的力量——魔法师、巨人，即压迫者。他身上连一点利己主义的痕迹也没有，他不关心自己，他整个人都充满自我牺牲精神。
——《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屠格涅夫

一种是搁于命运，处于被动而受本心牵扯，本质利己的哈姆雷特；一种是在满盈的意志下主动创造，虽然显得片面莽撞，但义无反顾百折不挠的行动者堂吉诃德。

若我们从二者身边之人来分析，堂吉诃德之于桑乔，他自己也知道这位骑士老爷发了疯，甚至无所顾忌幽默地告诉其他人堂吉诃德有多疯，但他即便吃尽苦头依旧不离不弃，死心塌地；而哈姆雷特之于波洛涅斯，后者可谓一无所知而又过于自信，不仅丝毫不在意其装出来的疯癫，甚至还要讨好他，见鬼说鬼话般随声附和着。

对于爱情，杜尔西内亚之于堂吉诃德，是一种纯真至高的爱，他会为了这不存在的形象决斗，哪怕被击败都要以死明正，他连丝毫肉欲或任何其他的想法都不存在，在这里，它是一种永恒追求的理想；

《堂吉诃德在塞拉莫雷纳山，思考着杜尔西内娅》，古斯塔夫·多雷

而奥菲利娅之于哈姆雷特，则更像是出于无聊的打发，不过是恰好有这样的一位美人出现在身侧的占有欲罢了。他在心底里不屑一顾，全然一副游戏的心理，但又离不开这样的视线来稳固他的假面，他迫使自己相信他仿佛是爱着她的，如此迷醉与孱弱。他爱其实是他所期望的自己，一种贫瘠的贪恋。

《哈姆雷特与奥菲莉娅》，但丁·加百列·罗塞蒂

“哈姆雷特之类的人确实对群众是无益的，他们给不了群众任何东西，他们不能把群众引到任何地方去，因为他们自己哪里也不去……不尊重自己的人，还能尊重谁呢？”

又如上篇文章中海涅的引言所道出《堂吉诃德》伟大的真谛“……人民的踪影一点也没有……塞万提斯凭《堂吉诃德》一书把它推倒……”，屠格涅夫认为，像哈姆雷特式的贵族知识分子是多余的，他们蔑视群众，说的东西对群众毫无益处，因为他们悬置在空无的价值虚空中，一步都不敢踏出。

屠格涅夫在以下小说中，通过人物之间的交往与爱情之上的影射里道出了前文所论述的核心。

他们最先是《罗亭》的毕加索夫，一无所知也不愿求知，傲慢地否定一切；再是《烟》的利特维诺夫，将命运交付于虚无缥缈的烟气，被无望的怀念所牵扯沉浸于幻梦之中，背弃了所担负及本应担当的一切；

之后是罗亭，他们雄辩，却只从先贤身上如蛆虫般蚕食而不消化，需要行动之际便停滞不前，因为他们会自己折服于自己所认定的命运之中，暴露出其软弱与胆小的实质——怯懦、哀叹、埋怨并服从于“命运”

“我是幸福的，”他轻轻地说，“是的，我是幸福。”他又重说了一句，好像他要使自己相信。

电影《罗亭》剧照

然后是《前夜》的舒宾，他依然从事否定，但同时也创造，有着自知之明且不再相信命运。不过即便伪装成艺术的热情与对美的追求，归根结底还是一种享乐主义，逃避俄国现实问题的犬儒变体，有些许“新人”的资质，但始终站在门口踌躇不前；

接着是《父与子》的巴扎罗夫，一种纯粹的虚无主义者，他否定、怀疑且过度分析，但他保持行动。此时他已然脱离出哈姆雷特的“多余”，点缀了些许堂吉诃德的色彩，更加复杂，同时也更加矛盾。

电影《父与子》剧照

最后是《前夜》的英沙罗夫，他始终保持理性，尊重人的同时也敢于去爱人，他主动承担着救国存亡的责任，完美地契合了一位理想的堂吉诃德模型/俄罗斯“新人”的面貌。后二者在病危之际的谵妄又与堂吉诃德的结局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此处将在下一部分再进行比对。

又如烟气般，无数位曾经热忱的堂吉诃德举起长枪，却被魔术师游说时吐出的烟气迷乱了眼睛，又被上流阶级的那些伯爵们打压取笑，不知该往何处。夜幕下一切都在如风般变化，时而上升时而下降，一切似又循规蹈矩，重又墨守成规，这里空有一股浑浊而静滞的空气，俄国的空气……

三、父与子

屠格涅夫终其一生都是哈姆雷特，但他希望自己生为堂吉诃德，自发表《父与子》后便在文坛里被两派围攻。在1876年，屠格涅夫在写给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处女地》的编辑斯塔秀列维奇的信中解释了他对年轻革命者的态度：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文学作品把年轻一代描绘成流氓和无赖——首先这是不公正的，其次，这是对年轻读者的侮辱，是谎言和诽谤；要么就是尽可能将这一代人理想化，这也是不公正的，而且是有害的。我决定选择****，采取更接近事实的立场：描写大多数善良、诚实的年轻人，并表明尽管他们诚实，但他们的事业是如此不真实，远离生活，只能使他们走向彻底的惨败。”

作为后来者，无论是屠格涅夫还是尼采对虚无主义本质的剖析自然都是有所欠缺的，又如刘森林先生在《资本与虚无：马KS论虚无主义的塑造与超越》所述：

“如果仅仅从精神变迁、文化更替本身看待虚无主义，或仅仅从物象的角度看待资本及其运行，都远未进入虚无主义问题的本质区域，只有进一步从社会经济运行的角度来深度挖掘物象隐藏着的社会关系本质，才能发现资本运行逻辑中必然衍生着的虚无主义。”

同时代马KS是从无产阶级的角度来看待虚无主义问题的，没有沾染贵族习气，不过三者都敏锐地察觉到“上帝必死无疑”。

（平台限制此处无法展开，有兴趣自行读一读刘森林先生的两篇论文与讲座吧）

屠格涅夫将自己归为守旧的父辈，深知未来是年轻人的天下，他殷切地热望他们的激情，却只热望激情本身，实际上并不赞同他们的主张，他反对暴力，希望在科学实证之外通过真与诚的文学艺术做引导，避免年轻人陷入多余人式的虚无之中。

于是子辈巴扎罗夫出现了，“重要的是二乘二等于四，其余的都无关紧要”，若无所事事无法工作便感到焦躁不安，他绝不怨天尤人，同时蔑视命运；

与之针锋相对的父辈巴维尔则无法理解这种不出于信仰而行动的人，与其进行骑士般的决斗（正文中删去了二人对骑士精神的评论），最后其实谁都没想杀死谁，暂时达成了和解。

而巴扎罗夫最后死于意外的感染（这种死法一般被称作死于作者之手），这也反应出屠格涅夫对其的希冀与不安，他不相信巴扎罗夫的虚无，也意识到巴维尔一辈必然迎来落幕，但他自己也不知道俄罗斯的未来该要往何处，于是他选择了一条****。

《父与子》中巴扎罗夫与巴维尔的决斗

很显然，在激烈的社会运动里，这种里外不是人，两边都不讨好却又无比“天真”的态度遭到了两派的围攻，他们需要即时响亮的声音与口号，而非这种仍试探寻人与人之间迷茫与矛盾心理的摇摆态度。

激进的青年一代（如《现代人》杂志派）愤怒地谴责屠格涅夫，认为他在丑化、讽刺和污蔑年轻一代的革命者；保守的贵族阶层（老一代“父辈”）同样痛恨他，认为他在向激进青年献媚，是在宣扬无神论和虚无主义。

哪怕后来屠格涅夫在《关于<父与子>》的自白里道出了他“除了巴扎罗夫对艺术的看法外，我几乎认同他所有的观点”，这种温和的声音必然消逝在互相攻讦的浪潮之中，成为了另一种讨好与软弱。

《父与子》

屠格涅夫在《烟》中极为苛责地批判着种种俄国陋习，甚至逼得陀思妥耶夫斯基骂他该买副望远镜看看俄罗斯的土地，但他的早期作品《猎人笔记》（1852）里其实也反应出了农奴制背景下种种现实问题，虽然他中后期的部分思想即便现在看来也确有“全面欧化”有失偏颇之嫌，但这是否又是一种怒其不争的担忧与愤懑呢？这点实在不好评价。

在《前夜》与《父与子》的结局里，两位主角英沙罗夫与巴扎罗夫都因病陷入了谵妄中，前者的谵妄是知性过度燃烧的结果，如伊卡洛斯奔向太阳般的融化了翅膀，只能坠于海中溺毙。后者的剥夺了科学的面具，他终于正视爱，不再剖析爱，而是坦然地感受它“现在……黑暗……”。烟气笼罩了一切，又如前文所言二者是死于作者之手的，他们的结局均体现了屠格涅夫对前景的悲观与踌躇。

《前夜》

屠格涅夫兜兜转转，陷入了无望的斗争漩涡中。他是地主，是贵族，非常富裕。他本可宣称自己作品与政治无关，置身事外，但他偏不，对政治的冷漠就是对人的冷漠。

我们难以精确地把握到屠格涅夫在被攻讦与如此赤诚地自白时，他究竟处于何种心理，又希冀着何方。他亦如他小说里的人物般复杂，充满矛盾。也许是回想着别林斯基的教诲、普希金美的呼唤、浮士德的不羁、哈姆雷特的悲愁与堂吉诃德的自觉。这样一位自称终其一生都是哈姆雷特的人，在时代的动荡里，活出了几分他所期望的堂吉诃德那般天真模样。

他无法违背自己的本心，也不再试图澄清多少，只是在文中再度引用歌德的两段话：

人人都在过着这种生活，
却鲜有人把它真正领悟。
无论你从何处将它捕捉，
处处都妙趣横生。
——《浮士德·舞台序曲》，歌德
“若是玫瑰——它总会绽放”

他相信人性，这份人生活在这片大地的本真——“美能拯救世界”，这种精神共鸣让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决裂多年后，最终在普希金纪念庆典上达成了短暂和解。（虽然事后再度分道扬镳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屠格涅夫

科学与知性不可分割，它们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他的目光始终在人的身上：人要在生活感受美，去大胆地正视并感受着身体感官的震颤，而不需要以纯粹的理性封闭自我，人要活得诚实；同时要行动，将理论付诸实践，切勿束之高阁，以德行去推进世界进程，人要活得真实。

把握美，把握现在，贯彻行动的真与诚，我想，这便是屠格涅夫从堂吉诃德等人身上把握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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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人笔记》（节选）、《罗亭》、《阿霞》、《前夜》、《父与子》、《烟》，屠格涅夫
《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屠格涅夫
《关于<父与子>》，屠格涅夫
《虚无主义的阶级论界定:从马KS看屠格涅夫》、《资本与虚无：马KS论虚无主义的塑造与超越》，刘森林
《现代犬儒主义批判：马KS、尼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刘森林，20220513 》(讲座)
《一周书记：屠格涅夫心目中的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李公明
《精神现象学》（节选），黑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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