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堂吉訶德：煙氣繚繞的前夜（俄羅斯篇上）（三）

一、多餘人

“明天我會幸福了！可是幸福沒有明天——它甚至也沒有昨天；它既不記憶過去，也不去想將來，它只有現在——而且這並不是一天——只是短短的一刻。”
——《阿霞》，屠格涅夫（1858）

隨着克里米亞戰爭失敗、沙俄農奴制改革等社會現實問題愈演愈烈，曾經在上流社會與知識分子中風靡的德國“狂飆突進”與浪漫主義思潮，終究在虛無派“新人”與保守派的劇烈撕扯中走向落幕。早期歌德、席勒的理想逐步深埋於沙俄的凍土之下，而盧梭一類“忙着愛人類，卻不愛具體的人”的空談卻久久迴盪。

“要麼征服！要麼毀滅！”——這種思想所暗藏的頹廢萌芽破土而出，在寒風的呼嘯下滋生出了新的虛無主義，征服不再是天才式的英雄壯舉，而被異化爲了對他人精神與感官的磨滅，毀滅則演變爲對人之尊嚴的傾軋，“返歸自然”逐漸祛魅，成爲了實證主義所分析的現象科學。

在這樣的動盪下，一種沉溺於靜滯思索而毫無行動的哈姆雷特者（“多餘人”式的貴族/上流階級知識分子）在俄國逸散開來，他們有的單純否定一切，有的狂熱於科學實證，全然反對藝術文學等一切無法直接拿來用的實物，不過又在客觀上促進了社會變革，將民衆的目光聚焦於前沿科學的發展之中；

與此同時也有着另一種有些莽撞始終但保持行動的堂吉訶德者，他們也可能陷入哈姆雷特式的迷茫，但他們有着強烈意志，本着德行參與世界進程，時刻爲民衆事業服務犧牲。二者互相矛盾，又不可或缺。（見1860年《哈姆雷特與堂吉訶德》演講，屠格涅夫）

我們在上篇文章講到了黑格爾分析從浮士德到哈姆雷特的心理演變（“快樂與必然性”到“本心與自大狂”），前者是後者所必經的過程，又如書中所引用的《浮士德·第一部》原文：

它蔑視科學和知性，
這人類至高的才能——
它奔降於魔鬼的麾下
而終必歸於沉淪。

科學與知性，二者不可分割，無論沉淪於某一方都必將走向不同的價值虛空之中。對於沙俄時代的“多餘人”而言，他們的悲劇恰恰走向了浮士德的反面——

他們並非蔑視科學，而是將其作爲了逃避現實的掩蓋體。正如尼采在《論道德的譜系》中談論苦修理想時，除了對宗教道德的批評外，還有對唯理性論的“科學”（非現代的自然科學，可理解爲廣泛的學術）的洞見：“是罹受苦難者，他們不願意對自己承認自己是什麼東西，是被麻醉者和昏昧無識者，他們只恐懼一樣東西：有所意識………”（見《論道德的譜系》第三篇23，尼采）

而在哈姆雷特們無意識中將快樂或道德優越感作爲絕對的本心後，便會狂妄地試圖用這種個人準則去校正/推進外部的世界進程。可又由於與現實脫節與錯誤認知，只能以裝瘋來與骯髒的秩序保持距離，從而保持自身理想的純潔性。

這種失敗是源於忽視了其他人同樣擁有的本心/自我，試圖將自己的本心當作普遍規律來推廣，漠視了客觀性與獨特性（矛盾）。盲從着懷疑與否定之精靈梅菲斯特卻只會怪罪於他人乃至命運本身，始終處於靜滯的狀態，自然陷入了一種自大狂的表現。

這種精神上的“自大”投射到社會歷史中，便體現爲一種脫離羣衆、將理論束之高閣的傲慢，又如《羅亭》（1856）中的“多餘人”羅亭便是這樣一位“語言的巨人，行動的矮子”。

電影《羅亭》劇照

從心理與社會角度來講，這是由於精神本能退化，教育過於目的化與功利化所導致的缺失，不過這些因素也爲後來屠格涅夫在政治立場上的搖擺不定而被圍攻埋下了病因。（見《偶像的黃昏》：《德國人缺少什麼》5，尼采；導讀《向道德與理性宣戰》四、時代的批判2.非精神化：精神本能的退化，周國平）

借《父與子》中典型的保守派形象帕維爾嘲諷的“新人”虛無主義者巴扎羅夫的那句話：“不錯。以前是黑格爾主義者，現在是虛無主義者。我們以後再來看你們怎樣在真空中,在沒有空氣的空間中生存”，從這句辛辣的嘲諷中，我們得以窺見在這種演變中發生的異化與扭曲，他們同樣不相信一切……

多餘人對客觀、科學、邏輯的過度分析與沉溺，本質上是一種精神麻痹。他們用密不透風的理性分析來武裝自己，卻導致自己也無法呼吸。因爲他們恐懼去面對那個以言說代替行動，以構建的框架取代現實的真實自我。

沙俄時期的部分虛無主義可被視作某種現代犬儒主義的前身，他們不相信一切，僅將世界簡單劃分爲有用無用的拜物教來生活，前者好歹還會躬身於行動“他們雖然對之一無所知，卻在勤勉爲之”（見《資本論》第一卷·上），但後者卻完全相反，似有所知，卻連行動都消解於無休止的懷疑與否定之中，假裝玩世不恭，實則憤世嫉俗（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地下室人”），甚至將解構視作信仰並洋洋自得，有用無用的科學實證價值淪爲了純粹的個人利益取捨，世上再無崇高，也無底線。

伊利亞·列賓筆下的一名虛無主義學生

二者本質上都無法坦誠面對自我的真與誠，否認了人的獨特性與尊嚴。自認“看穿一切”又無法相信一切，出於嫉恨與恐懼，必須貶低一切價值並使之虛無化以抬高自己。與此同時又以虛僞的面具來維繫自己的既得利益(社會地位、人設等)。即便自己都無法全然相信自己，自己都懷疑自己，甚至自己都否定自己也要將面孔藏匿起來：他們是劣等的梅菲斯特，他們從事否定。

這種虛無主義的變體會因害怕自己利己本質與“好爲人師”的口舌之快被他人所察覺而竭力僞裝表演，因此現代犬儒比尼采筆下的“末人”更聰明、更僞善、更具欺騙性，也因而走向了更深重的頹廢。

“越缺乏實質，越標榜形式。率真沒有了，成了愚鈍和傻瓜的象徵。“真誠”裏隱含着欺騙和狡詐服從和配合裏隱含着“反抗”和“否定”，在“看穿”裏隱含着嚴肅的“表演”。是真誠與欺騙、配合與反抗、看穿與表演的奇妙結合……古代犬儒敵視大衆信仰和公共職責，現代犬儒卻隱匿、油滑、玩世不恭”
——《現代犬儒主義批判：馬KS、尼采與陀思妥耶夫斯基》(講座)，劉森林，20220513

談論昨天毫無意義，也不需要去思索未知的明天，這裏沒有永恆的概念。沒有過去，也沒有將來，現在這短短的一刻便足以讓人窮盡所有力氣——你真美啊，但請一下都不要停留！讓我放到手術檯來仔細解剖！只有行動，唯有以行動才得以把握真諦。

《阿霞》插畫

屠格涅夫讚賞改革運動中的行動與激情，熱望社會上的行動者，在《阿霞》“一棵一文不值的花草散發出的淡淡的那一點氣息比一個人的所有快樂和所有痛苦都要活得更久——比一個人的身體活得更久。”這類富有感官浪漫的言情小說之後，殘餘的浪漫主義（尤指席勒式的）逐步滑向破產，又如劃分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同時期思想變化的關鍵作品《白夜》，伴隨着繚繞的煙氣，漫長的《前夜》（1860）來臨了。

二、煙氣繚繞的前夜

電影《煙》劇照

“忽然間他好像覺得一切都是煙，他自己的生活，俄羅斯人的生活，人類的一切，尤其是俄羅斯的一切。一切都是蒸汽，都是煙，他想。一切都好像老是在變化，在各方面推陳出新，換了新的形象，現象逐着現象，而實際上還是一樣，始終和原來一樣。一切都馳驟着飛向一個什麼地方，但是一切都不留痕跡地消失了，什麼目的也沒有達到。換了一陣風，一切又奔上相反的方向來了，於是又是那同樣不知疲倦的、無休止的然而無用的遊戲!”
——《煙》（1867），屠格涅夫

許多人殷切地期望這1861年農奴改革，但它卻沒有帶來任何大的改變，相反還進一步激化了社會矛盾，此時工人階級尚未登上歷史舞臺，在沙俄的統治下夜還是這般黑。

“他也不只是空談——他行動，還會永遠行動下去。”（《前夜》）縱觀我閱讀過的幾本屠格涅夫的小說，行動永遠是最重要的核心。

那麼從哈姆雷特到堂吉訶德的心理演變（“本心與自大狂”到“德行與世界進程”），這二者間又爲何有着根本區別呢？前者裝瘋爲求純潔，卻擱於靜滯的思索中反倒被命運裹脅。後者則是當真“發了瘋”，以騎士精神/德行的行動去與惡做鬥爭，他切實參與世界進程而不因利益而行事，只關乎善本身，此刻他是自在自爲的。

爲自己而生活，只關心自己——堂吉訶德認爲這是可恥的。他整個人，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生活在自己之外，活着是爲了別人，爲了自己的兄弟，爲了根除邪惡，爲了反對敵視人類的力量——魔法師、巨人，即壓迫者。他身上連一點利己主義的痕跡也沒有，他不關心自己，他整個人都充滿自我犧牲精神。
——《哈姆雷特與堂吉訶德》，屠格涅夫

一種是擱於命運，處於被動而受本心牽扯，本質利己的哈姆雷特；一種是在滿盈的意志下主動創造，雖然顯得片面莽撞，但義無反顧百折不撓的行動者堂吉訶德。

若我們從二者身邊之人來分析，堂吉訶德之於桑喬，他自己也知道這位騎士老爺發了瘋，甚至無所顧忌幽默地告訴其他人堂吉訶德有多瘋，但他即便喫盡苦頭依舊不離不棄，死心塌地；而哈姆雷特之於波洛涅斯，後者可謂一無所知而又過於自信，不僅絲毫不在意其裝出來的瘋癲，甚至還要討好他，見鬼說鬼話般隨聲附和着。

對於愛情，杜爾西內亞之於堂吉訶德，是一種純真至高的愛，他會爲了這不存在的形象決鬥，哪怕被擊敗都要以死明正，他連絲毫肉慾或任何其他的想法都不存在，在這裏，它是一種永恆追求的理想；

《堂吉訶德在塞拉莫雷納山，思考着杜爾西內婭》，古斯塔夫·多雷

而奧菲利婭之於哈姆雷特，則更像是出於無聊的打發，不過是恰好有這樣的一位美人出現在身側的佔有慾罷了。他在心底裏不屑一顧，全然一副遊戲的心理，但又離不開這樣的視線來穩固他的假面，他迫使自己相信他彷彿是愛着她的，如此迷醉與孱弱。他愛其實是他所期望的自己，一種貧瘠的貪戀。

《哈姆雷特與奧菲莉婭》，但丁·加百列·羅塞蒂

“哈姆雷特之類的人確實對羣衆是無益的，他們給不了羣衆任何東西，他們不能把羣衆引到任何地方去，因爲他們自己哪裏也不去……不尊重自己的人，還能尊重誰呢？”

又如上篇文章中海涅的引言所道出《堂吉訶德》偉大的真諦“……人民的蹤影一點也沒有……塞萬提斯憑《堂吉訶德》一書把它推倒……”，屠格涅夫認爲，像哈姆雷特式的貴族知識分子是多餘的，他們蔑視羣衆，說的東西對羣衆毫無益處，因爲他們懸置在空無的價值虛空中，一步都不敢踏出。

屠格涅夫在以下小說中，通過人物之間的交往與愛情之上的影射裏道出了前文所論述的核心。

他們最先是《羅亭》的畢加索夫，一無所知也不願求知，傲慢地否定一切；再是《煙》的利特維諾夫，將命運交付於虛無縹緲的煙氣，被無望的懷念所牽扯沉浸於幻夢之中，背棄了所擔負及本應擔當的一切；

之後是羅亭，他們雄辯，卻只從先賢身上如蛆蟲般蠶食而不消化，需要行動之際便停滯不前，因爲他們會自己折服於自己所認定的命運之中，暴露出其軟弱與膽小的實質——怯懦、哀嘆、埋怨並服從於“命運”

“我是幸福的，”他輕輕地說，“是的，我是幸福。”他又重說了一句，好像他要使自己相信。

電影《羅亭》劇照

然後是《前夜》的舒賓，他依然從事否定，但同時也創造，有着自知之明且不再相信命運。不過即便僞裝成藝術的熱情與對美的追求，歸根結底還是一種享樂主義，逃避俄國現實問題的犬儒變體，有些許“新人”的資質，但始終站在門口躊躇不前；

接着是《父與子》的巴扎羅夫，一種純粹的虛無主義者，他否定、懷疑且過度分析，但他保持行動。此時他已然脫離出哈姆雷特的“多餘”，點綴了些許堂吉訶德的色彩，更加複雜，同時也更加矛盾。

電影《父與子》劇照

最後是《前夜》的英沙羅夫，他始終保持理性，尊重人的同時也敢於去愛人，他主動承擔着救國存亡的責任，完美地契合了一位理想的堂吉訶德模型/俄羅斯“新人”的面貌。後二者在病危之際的譫妄又與堂吉訶德的結局有着異曲同工之妙，此處將在下一部分再進行比對。

又如煙氣般，無數位曾經熱忱的堂吉訶德舉起長槍，卻被魔術師遊說時吐出的煙氣迷亂了眼睛，又被上流階級的那些伯爵們打壓取笑，不知該往何處。夜幕下一切都在如風般變化，時而上升時而下降，一切似又循規蹈矩，重又墨守成規，這裏空有一股渾濁而靜滯的空氣，俄國的空氣……

三、父與子

屠格涅夫終其一生都是哈姆雷特，但他希望自己生爲堂吉訶德，自發表《父與子》後便在文壇裏被兩派圍攻。在1876年，屠格涅夫在寫給他的最後一部長篇小說《處女地》的編輯斯塔秀列維奇的信中解釋了他對年輕革命者的態度：

“到目前爲止，我們的文學作品把年輕一代描繪成流氓和無賴——首先這是不公正的，其次，這是對年輕讀者的侮辱，是謊言和誹謗；要麼就是儘可能將這一代人理想化，這也是不公正的，而且是有害的。我決定選擇****，採取更接近事實的立場：描寫大多數善良、誠實的年輕人，並表明儘管他們誠實，但他們的事業是如此不真實，遠離生活，只能使他們走向徹底的慘敗。”

作爲後來者，無論是屠格涅夫還是尼采對虛無主義本質的剖析自然都是有所欠缺的，又如劉森林先生在《資本與虛無：馬KS論虛無主義的塑造與超越》所述：

“如果僅僅從精神變遷、文化更替本身看待虛無主義，或僅僅從物象的角度看待資本及其運行，都遠未進入虛無主義問題的本質區域，只有進一步從社會經濟運行的角度來深度挖掘物象隱藏着的社會關係本質，才能發現資本運行邏輯中必然衍生着的虛無主義。”

同時代馬KS是從無產階級的角度來看待虛無主義問題的，沒有沾染貴族習氣，不過三者都敏銳地察覺到“上帝必死無疑”。

（平臺限制此處無法展開，有興趣自行讀一讀劉森林先生的兩篇論文與講座吧）

屠格涅夫將自己歸爲守舊的父輩，深知未來是年輕人的天下，他殷切地熱望他們的激情，卻只熱望激情本身，實際上並不贊同他們的主張，他反對暴力，希望在科學實證之外通過真與誠的文學藝術做引導，避免年輕人陷入多餘人式的虛無之中。

於是子輩巴扎羅夫出現了，“重要的是二乘二等於四，其餘的都無關緊要”，若無所事事無法工作便感到焦躁不安，他絕不怨天尤人，同時蔑視命運；

與之針鋒相對的父輩巴維爾則無法理解這種不出於信仰而行動的人，與其進行騎士般的決鬥（正文中刪去了二人對騎士精神的評論），最後其實誰都沒想殺死誰，暫時達成了和解。

而巴扎羅夫最後死於意外的感染（這種死法一般被稱作死於作者之手），這也反應出屠格涅夫對其的希冀與不安，他不相信巴扎羅夫的虛無，也意識到巴維爾一輩必然迎來落幕，但他自己也不知道俄羅斯的未來該要往何處，於是他選擇了一條****。

《父與子》中巴扎羅夫與巴維爾的決鬥

很顯然，在激烈的社會運動裏，這種裏外不是人，兩邊都不討好卻又無比“天真”的態度遭到了兩派的圍攻，他們需要即時響亮的聲音與口號，而非這種仍試探尋人與人之間迷茫與矛盾心理的搖擺態度。

激進的青年一代（如《現代人》雜誌派）憤怒地譴責屠格涅夫，認爲他在醜化、諷刺和污衊年輕一代的革命者；保守的貴族階層（老一代“父輩”）同樣痛恨他，認爲他在向激進青年獻媚，是在宣揚無神論和虛無主義。

哪怕後來屠格涅夫在《關於<父與子>》的自白裏道出了他“除了巴扎羅夫對藝術的看法外，我幾乎認同他所有的觀點”，這種溫和的聲音必然消逝在互相攻訐的浪潮之中，成爲了另一種討好與軟弱。

《父與子》

屠格涅夫在《煙》中極爲苛責地批判着種種俄國陋習，甚至逼得陀思妥耶夫斯基罵他該買副望遠鏡看看俄羅斯的土地，但他的早期作品《獵人筆記》（1852）裏其實也反應出了農奴制背景下種種現實問題，雖然他中後期的部分思想即便現在看來也確有“全面歐化”有失偏頗之嫌，但這是否又是一種怒其不爭的擔憂與憤懣呢？這點實在不好評價。

在《前夜》與《父與子》的結局裏，兩位主角英沙羅夫與巴扎羅夫都因病陷入了譫妄中，前者的譫妄是知性過度燃燒的結果，如伊卡洛斯奔向太陽般的融化了翅膀，只能墜於海中溺斃。後者的剝奪了科學的面具，他終於正視愛，不再剖析愛，而是坦然地感受它“現在……黑暗……”。煙氣籠罩了一切，又如前文所言二者是死於作者之手的，他們的結局均體現了屠格涅夫對前景的悲觀與躊躇。

《前夜》

屠格涅夫兜兜轉轉，陷入了無望的鬥爭漩渦中。他是地主，是貴族，非常富裕。他本可宣稱自己作品與政治無關，置身事外，但他偏不，對政治的冷漠就是對人的冷漠。

我們難以精確地把握到屠格涅夫在被攻訐與如此赤誠地自白時，他究竟處於何種心理，又希冀着何方。他亦如他小說裏的人物般複雜，充滿矛盾。也許是回想着別林斯基的教誨、普希金美的呼喚、浮士德的不羈、哈姆雷特的悲愁與堂吉訶德的自覺。這樣一位自稱終其一生都是哈姆雷特的人，在時代的動盪裏，活出了幾分他所期望的堂吉訶德那般天真模樣。

他無法違背自己的本心，也不再試圖澄清多少，只是在文中再度引用歌德的兩段話：

人人都在過着這種生活，
卻鮮有人把它真正領悟。
無論你從何處將它捕捉，
處處都妙趣橫生。
——《浮士德·舞臺序曲》，歌德
“若是玫瑰——它總會綻放”

他相信人性，這份人生活在這片大地的本真——“美能拯救世界”，這種精神共鳴讓他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決裂多年後，最終在普希金紀念慶典上達成了短暫和解。（雖然事後再度分道揚鑣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屠格涅夫

科學與知性不可分割，它們相輔相成，相得益彰。他的目光始終在人的身上：人要在生活感受美，去大膽地正視並感受着身體感官的震顫，而不需要以純粹的理性封閉自我，人要活得誠實；同時要行動，將理論付諸實踐，切勿束之高閣，以德行去推進世界進程，人要活得真實。

把握美，把握現在，貫徹行動的真與誠，我想，這便是屠格涅夫從堂吉訶德等人身上把握的真諦。

本篇相關閱讀
《獵人筆記》（節選）、《羅亭》、《阿霞》、《前夜》、《父與子》、《煙》，屠格涅夫
《哈姆雷特與堂吉訶德》，屠格涅夫
《關於<父與子>》，屠格涅夫
《虛無主義的階級論界定:從馬KS看屠格涅夫》、《資本與虛無：馬KS論虛無主義的塑造與超越》，劉森林
《現代犬儒主義批判：馬KS、尼采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劉森林，20220513 》(講座)
《一週書記：屠格涅夫心目中的哈姆雷特與堂吉訶德》，李公明
《精神現象學》（節選），黑格爾
維基百科，百度百科等相關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