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勒生於安大略省艾爾默，一輩子做律師，也做投資。啤酒廠、地產、基建，什麼賺錢投什麼。
他還養過賽馬，做過啤酒廠的總裁，甚至把西部一家馬車公司改裝成了汽車隊。
錢是賺到了，人卻始終是一個人。
認識他的人說，這位老先生有個怪癖：把鈔票丟在人行道上，自己躲進旁邊的灌木叢，看路人撿起來時是什麼表情。
他管這叫對人性的自學。
在他的邏輯裏，錢不是用來享受的，是用來當誘餌的。他不需要別人服從他，只需要給出一個條件，然後退到暗處，看人怎麼選。
身體不舒服時登報懸賞，第一個趕到他家出診的醫生，就能拿到一筆鉅款。在那個醫生月薪只有幾十加元的年代，萬元懸賞足以讓當地醫生爭先恐後奔赴他家。
對米勒而言，金錢不是用來享受奢靡，而是一場觀察人性的玩具，
而他留給世界最震撼的惡作劇，寫在他的遺囑裏
遺囑裏，他給自己寫了一句判詞：
“我所留下的，只是我一生聚斂並守住遠超所需的財富的愚蠢的證明。”
一個把金錢看穿的人，最後用金錢做了一場規模最大的實驗。
這份遺囑在1926年12月9日通過了認證，只改動了一條與競賽無關的條款。
它被當時的報紙稱作“怪物文件”。米勒的同行甚至懷疑這是僞造的，認定遲早會有更新的版本冒出來。
但遺囑的邏輯其實很整齊：每一條，都在邀請一個人違背自己。
他把賽馬俱樂部的股份送給反對賭博的人，把啤酒廠股份贈予禁酒教會，把屠宰場留給動物保護組織，繼承的前提是必須持有股份、參與經營。
他刻意把財富交到理念完全對立的人手裏，製造無休止的拉扯與矛盾。
遺囑最後一條，是驚世駭俗的重頭戲：他名下剩餘全部遺產，封存十年，交給多倫多十年之內生育孩子最多的女性；如果多人並列第一，獎金平分。
遺囑公開後的頭幾年，幾乎沒人當回事。1926年的多倫多還很體面，一份荒唐遺囑只是茶餘飯後的談資。
轉折發生在1930年。
大蕭條席捲北美，失業、斷供、飢餓一起壓下來。此時報紙重新翻出那份遺囑，開始追蹤“誰生的孩子最多”。
第一條熱門新聞裏，三十七歲的意大利移民格蕾絲·巴尼亞託剛生下第二十個孩子；
另一位四十二歲的弗洛倫斯·布朗對記者說，她生過二十六個，活着十三個。
兩家報紙正在打發行戰，一個專門跑這條線的記者，工作內容就是滿城追孕婦，搶獨家授權。
一筆原本遙遠的天文數字，就這樣變成了許多家庭眼裏唯一的出口。
只是這場比賽的代價，很快就顯形了。
候選人的家庭史被逐條翻出來：誰和誰沒正式結婚，哪個孩子沒上戶口，誰家生了死胎。
有人收到匿名信，罵她的孩子是“小崽子，最好送回墨索里尼那裏去”。
有人被陌生人上門開價，要求她放棄繼承權。1932年，一位律師同時給兩位領跑者各開七萬五千加元，條件是從此退出。
同年，安大略省政府提出議案，想把這筆無人認領的遺產直接撥給多倫多大學。理由是“出於公共政策的考量”。輿論炸了，法案很快撤回。
沒有人再假裝這只是一樁趣聞。
1936年10月31日下午四點三十分，競賽截止。剛好十年整。
接下來的工作，比生孩子更難纏。
1938年2月，法院開始覈定名單。問題一個接一個：死胎算不算？沒登記的孩子算不算？母親和丈夫分居後生的孩子，算不算？住在多倫多周邊地區的人，算不算？
裁定結果先是淘汰了一批領跑者。巴尼亞託因爲兩個孩子沒有登記，出局。
波琳·克拉克因爲幾個孩子被認定爲“非婚生”，出局。莉莉·肯尼因爲死胎和未登記的孩子，也出局。
最終剩下四位母親，各在十年裏生下九個“手續齊全”的孩子：露西·艾麗斯·蒂姆萊克、安妮·凱瑟琳·史密斯、凱瑟琳·埃倫·納格爾、伊莎貝爾·瑪麗·麥克林。
主持裁定的是法官威廉·愛德華·米德爾頓。
他自己就是九個孩子裏的老大。
研究這場競賽的歷史學者伊麗莎白·威爾頓後來指出一個很冷的細節：這四位贏家，大多是比賽期間保持低調、也最符合當時“白人、新教、中產”標準的家庭。
法語家庭沒有進入贏家圈，意大利家庭也沒有。
規則讀起來是平均的——誰生得多，誰拿錢。
但“什麼算數”是由登記制度、婚姻制度、社區偏見一起決定的。看上去在比生育，實際在比誰的家庭更容易被官方承認爲“正常”。
克拉克和肯尼兩家上訴到加拿大最高法院，最後在庭外各拿到一萬二千五百加元。
四位贏家每人分到約十萬加元。以今天的購買力換算，大約兩百一十萬。
1936年12月，美聯社給這場十年大戲寫了一句總結：沒有人知道它是荒唐還是悲劇，大概兩者都有一點。
安大略省長赫本說得更直接。他在那一年公開稱這場競賽是“文明國家上演過的最令人作嘔、最噁心的表演”。
獎金確實改變了這幾個家庭的軌跡。蒂姆萊克的孫子後來回憶，那筆錢在當年是“改命”級別的，家裏用它投資了房產和生意。
但賬還有另一面。
蒂姆萊克家和納格爾家，後來把大蕭條期間從市政府領的救濟金還了回去。
十年裏反覆懷孕、生產、撫養，母親們的身體被反覆透支，有人做過手術，有人輸過血。
報紙把她們的產房、病房、家庭糾紛一條條放上頭版，讀者看得津津有味，當事人卻很少有拒絕的餘地。
這也是爲什麼，把這件事只講成富豪的惡作劇，會少掉最關鍵的一半。米勒只寫了一條規則，剩下的一切——懷孕的風險、養育的成本、鄰里的目光、報紙的窺探、法院對“合法”的判定——都由別人承擔。
窮人和富人在同一張紙上簽字，押上的東西卻完全不是一個量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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