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期刚发售的暴力动作游戏《科恩1939》中，我们能看到《迈阿密热线》与《浴血黑帮》的影子。但更引人注目的是，女主身着奢侈品牌的大衣，长着一副熟女面孔，架着汤普森冲锋枪大杀四方。
这不免令人联想到历史上真实的帮派女帝，在一群以男人为主导的犯罪帝国中，建立了一个全由女性组成的帮派，并逐渐在这一圈层声名远扬，其“业务能力”丝毫不逊色于男性。
相较于如今各种自封为首个“全女酒吧”、“全女书馆”、“全女公司”的网络商人，四十大象明显要更贴合实际。她们充分运用了性别优势，懂得扬长避短，这使她们成为了最令人闻风丧胆的犯罪团伙之一。
困境
19世纪末，贫困在英国伦敦肆意滋生，疾病与穷人携手同行，犯罪便借机发展，成为穷人区的一大特征。
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往往只能从事一些简单的犯罪行为来保证温饱，比如偷窃。再往上一些，成年的流浪汉会更偏向于用武力逼迫人们交出钱财，并渐渐地由此形成了一块地理版图——
几乎一半的穷苦人集结在一起，向传统社会发起挑战。他们用敲诈来的钱购买枪支，再用武力进行更好的敲诈，从而夺得权力，并组建自己的家族法则，取代法律的权威性。
最有代表性的“伯明翰男孩”，其核心信条便是家族第一，成员理应为帮派生存牺牲自己，这种忠诚文化赋予了他们内部强大的凝聚力与执行力。
但通常来说，传统男人帮几乎都存在家族底色，权力流动往往仅限于血缘，对于没有背景的穷苦人家而言，加入帮会并不会为生活带来多么显著的起色。
尤其是女性，她们在从事最低等级的犯罪工作时，并不能获得同等的报酬，甚至碍于能力差距，许多交易成果都付诸东流，女性在这样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无法得到基本保障。
“四十大象”的出现，便为这群女性提供了庇护所。首先，血缘继承在一定程度上被废除了，因为大多数女性在家族中都不被器重，她们在此之前被分散在家庭主妇、妓女这样的角色当中，彼此之间没有利益往来，所以并不具备垄断特性。
其次，伦敦的穷人区约有三分之二的弃婴为女性，庞大的底层数量与不满的心境为这个组织注入了奇特的生命力。
她们的处境出乎意料地一致，不是被要求嫁给一个同样贫困的丈夫，就是被丈夫暴打、当生育机器，抑或是早早就居无定所，沦为可怜妓女。
这种悲剧与弱者的相似性，让她们更清楚该怎样在强者面前维护、争取自身利益。
19世纪60年代的伦敦萨瑟克区由一群粗俗的无产阶级与落魄的中产阶级掌控。这个帮派被称为象堡。
象堡在当时拥有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对司法体系的威胁主要包括偷盗、抢劫、勒索、贩毒与杀人等，可谓是无恶不作。
但涉及到一些情报交易，或是需要借助弱者的身份发展计划时，女性则往往成为首选，世俗的看法让她们能在任务里出其不意、先发制人。比如打入敌对帮派内部，进行色诱，出没于一些高危场所，探查敌情。
不过，象堡的女性成员虽然在很多犯罪行动里承担了相当大的风险，且在底层执行上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与当时的大多数女性遭遇一致，她们因性别劣势被枉顾，完成任务后往往只能得到一些微不足道的食物。
直到玛丽·卡尔的出现，她以一己之力，打破了象堡一家独大的局面。
玛丽·卡尔
玛丽·卡尔1862年出生于伦敦霍尔本的一个穷苦家庭，和许多传统的悲剧故事一样，母亲在她14岁时就病故了，父亲则是个诈骗犯和小偷，几乎从不归家。
幼年的玛丽·卡尔为了谋生经常入店行窃，这在她的经历中被视为犯罪启蒙阶段。当然了，相较于她那一无所有的父亲，除了那点偷鸡摸狗的技巧以外，玛丽·卡尔还拥有一副漂亮的皮囊，这使得她在偷盗时更如鱼得水，且常年游走在灰色地带的经历，也赋予了她高超的谈吐技巧。
她曾在《伦敦街头阿拉伯人》里出演过艺术家模特；更多时候她是在一所由教会管理的“堕落感化院”里度过青春。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技术愈发成熟，也不再满足于所谓的投机取巧。事实上，过度的机会主义与拜金心理，让她常常在犯罪后无法独善其身，同时她又不愿沦为其他帮派的底层混混，背后没有组织撑腰，很容易被警方抓住把柄。
于是，玛丽·卡尔开始招募、挖掘其他帮派不被人重视的女性，或是那些不满于生活、对社会有报复性期待的卖淫女。
四十大象因此有了雏形，其招募只面向那些同样不堪重负的女性，组织日益壮大，甚至成型速度要远超任何帮派。
并且，业务的范围也不再大开大合，而是完全参照玛丽·卡尔的一技之长来拓展。也就是针对性地在权欲熏天的贵族阶级与商人那儿行窃勒索。
玛丽·卡尔极度聪明圆滑，犯罪从不保留证据，只要是经过她手的赃物，都会迅速转手给第三方出售以积累财富。为了避免引火烧身，她还和象堡谈判，用一部分收入换取他们的保护，这样一来即便事情败露，受害者往往也会自认倒霉，就此收手。
在那个犯罪集团天天明争暗斗、谁主沉浮的时代，四十大象凭借其扎实的“手艺”与独特的犯罪路径，使得几乎所有男性帮派都不与其存在利益冲突。
玛丽·卡尔是一个很有远见的人，她很快意识到了女性身份的剥夺与馈赠。相较于强硬、总是热衷于权力争夺的男性帮派，她可以用其他优势，将男性欲望带来的权欲玩弄于股掌。
对财富的巧取豪夺，也让她开始明白，男女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竞争关系，或者说帮派斗争只是周而复始的雄竞，是一种人类没有退化完全的领地意识，她大可以当个观众，无需参与到血腥火拼里，没人会在乎她们这群没有阶级、立场与血缘的苦命女人。
但这种远见也让她的犯罪行为开始肆无忌惮、手法不再干净利落。玛丽·卡尔的统治最终因为她的不节制而终结。
1896年的一天下午，她将魔爪伸向绑架，一个六岁的无辜男孩消失，这起案件在当时引发轰动，恰逢19世纪的英国是“孩童观念”发生转型的重要节点，童工问题开始被强调与重视，玛丽·卡尔毫无疑问被当作以儆效尤的典型，她的“盗贼女王”身份彻底暴露在公众视野，任谁也无力回天。
玛丽·卡尔入狱后，四十大象的势力大幅度下滑，帮派如一盘散沙，尽管她们延续着玛丽·卡尔之前定下的规则：不允许穿偷来的衣服，所有赃物必须被迅速销毁或置换为财富，但帮派命数已尽，象堡的保护也不再尽心尽力。
为了巩固大局，抚平人心，玛丽·卡尔的得意门徒爱丽丝·戴蒙德上位，这是四十大象自成立以来的第二位帮派领袖，却也是四十大象最繁荣的时期。这位徒弟后来证明，她比自己的师傅更出色。
爱丽丝·戴蒙德
在当时的伦敦，家庭悲剧本就司空见惯，而爱丽丝·戴蒙德的出身，依旧称得上人间惨剧。
她出生在南华克地区，父亲是个酒疯子，因殴打伦敦市场的儿子锒铛入狱，留下家里八个孩子，而爱丽丝·戴蒙德又是家中老大，可想而知她承担了怎样的家庭负担与压力。
常年的贫困与世道不公，加之父爱与母亲的缺席，造就了她果断、谨慎的性格，出手也尤为狠辣，绝不会留下隐患。
爱丽丝的家庭是典型的犯罪家庭，几乎是全员犯罪，她本人也是不甘示弱，由于下手没有分寸，经常进出警局。
在她加入四十大象后，许多成员称其为身高一米七五的女巨人。在那个营养普遍不良的年代，净身高一米七五的女子即便放在男人堆里也是相当突出。
爱丽丝·戴蒙德体毛如猪毛，胳膊如树桩，腿硬得像块铁。在她17岁被警方逮捕时，警方整整出动了三名警员才能勉强将她制服。
她本人也酷爱一些近战武器，随身携带一支钢制手杖，在四十大象工作时，她逐渐将拐杖换成一副钻石首饰，每当双方近身缠斗，她手指上的戒指都会沾满血迹。
爱丽丝·戴蒙德接管四十大象的第一个月，就开始整顿帮派的规矩，坚决拒绝重蹈玛丽·卡尔的覆辙。靠人不如靠己，她决定改良四十大象的作战方针，不一定非要正面作战，也可运用战术，瓮中捉鳖，这也是展现自身帮派战力的一种手段。
首先，她严格制定了一套军事化管理：伦敦的不同区域适合不同程度的行窃与敲诈，一些地域安保意识薄弱，可乔装打扮成贵妇浑水摸鱼，在时髦洋装里缝制多个口袋，来一场零元购活动，顺便在遭受质疑与检查时，也可应对不时之需。
而在另一些安保较为严密的地区，爱丽丝·戴蒙德会亲自带队，如同蝗虫一般与同伙乘坐出租与豪车，来到一些奢侈品牌店，利用灯笼裤、帽子、暗兜大衣设置障眼法来犯罪。
比如在踩点阶段找到目标，将信息带回去制造仿造品，最后再进行偷梁换柱，店家往往要在几日之后，才会发现陈列的贵重衣物被掉包。
还有一种被称为“暗恋”的诡计。在一群成员集合完毕后，她们会扮作贵妇在柜台蜂拥而至，要求将珠宝逐一传递，直到一个提前伪装的同伙掉包拿走。
要是店家发现，她们便会化身怨妇，贼喊捉贼，大吵大闹拿各种张三李四的名号为自己辩解，店家一听瞬间败下阵来，生怕自己惹到上层哪个老爷。
爱丽丝·戴蒙德还聪明地想到，自己的恶名也能掩护队友偷窃。她常常不加掩饰地光顾曾经犯罪的场所，老板便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她身上，另一位同伙便可大展拳脚。
另外，四十大象的规矩也日渐繁多，女性成员的家庭关系都得由她来控制，所有赃物也统一交到她的手里，由她进行销赃与财产分配。
当一个帮派的权力全部集中在一个人手里时，你得确保当家作主的是一个明君，也是一个智勇双全的领导者。恰好，爱丽丝·戴蒙德都满足这两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帮派成员都心甘情愿地拥护她的统治。
甚至等到玛丽·卡尔出狱后，她在帮派里都不再有一席之地。
爱丽丝·戴蒙德是一个十足的野心家，也是一个能言善辩的好手，在这里她更喜欢用武力代替言辞。象堡对她们的保护，从原先的财富交换，变成了某种势力上的牵制，毕竟这群女人是唯一能在黑白两道通吃的角色，她们掌握着很多贵族的肮脏秘密，也能随时栽赃陷害他们，搅乱他们的领地，引发不必要的战争。
为了让犯罪更有体系，爱丽丝·戴蒙德还为自己的团队升级了装备。当然不是提供枪支、火药，她们打的是更高级的战争，是狙击手之间的切磋。不光外套裙子都藏有口袋，现在她们甚至有义肢了。
所谓义肢，是一种光天化日之下的魔术，以假象示人，聊天让人放松警惕，随后真手出手，过程中没有丝毫拖泥带水。人们在看到一双巧手暴露在外后普遍会放松警惕，即便他们面对的多是些出于“礼仪风俗”而若隐若现的手。
1916年《大众机械》的一篇杂志文章上记录了假手臂使用的过程：一名帮派成员在被当场抓获后，从裙子下面露出了45件物品。在此之前，人们根本想不到“淑女”的裙摆是一个异次元无底洞。
这使得民众开始更小心地对待那些在“衣着”上颇为大度的女士，因为其贴身衣物下可能并非丰满的肉体，而是男人们庞大的家业与财富。
“钻石手”爱丽丝·戴蒙德逐渐声名鹊起，她对组织的严苛让警方屡次受挫。甚至四十大象洁净的内部秩序、与政治贪污绝缘的作风，都让警方的卧底无从下手。
女人们的互助毫无破绽。四十大象涉猎之广，在伦敦市井的犯罪毫无规律，警方看着她们的业务轨迹一头雾水。很多时候爱丽丝·戴蒙德会单独派小组去误导警员，用锣鼓喧天的“演出”以掩盖另一场蓄谋已久的行动。
长此以往，警察根本无从辨别组织的源头与真正动机。
即便有一次警察真的成功抓到四十大象的内部人员，她们也会心照不宣。比如故意开一辆颇为滑稽的车让警方追捕，但赃物早就从车里转移出去了。
抓到当事人也没办法从嘴里撬出一点信息，因为她的任务的确仅限于配合队友演戏，且她只会说出事先排练好、也是爱丽丝·戴蒙德想让警察知道的信息，就算是入狱，女人们也从不互相敌对与背叛，因为她们知道爱丽丝·戴蒙德会处理好一切。
无论是体恤亲人，还是公然劫狱，爱丽丝·戴蒙德都在用自身的领导能力服众。
四十大象在失去玛丽·卡尔后变得不再绝对民主，但却因爱丽丝·戴蒙德出色的集权统治而焕发出更好的气象，这是许多前帮派成员都未曾预料到的。
负责抓捕四十大象的侦探Ambrose Askew曾说过：“四十大象是这个国家最聪明的扒手，我的同事认为她们是世界上最熟练的盗贼，她们在全国各地行动，手段非常出色，以至于我们从没见过她们带走任何货物，也从未追回过任何财产。”
颇为有趣的是，Ambrose Askew的说辞似乎早已把警匪游戏变成了某种对艺术形式的追求与钦佩，四十大象的犯罪看起来毫无章法，却粗中有细，她们有别于那些外强中干的黑帮，那群男人的脑子里永远是葡萄酒、性欲、地盘、钱。
四十大象似乎更看重每一个人在这其中扮演的角色，这些穷苦女人从未真正踏入过另一个阶级，却经历了非同凡响的人生；一个出身贫寒却假扮贵族少妇的女子，游走于人情交易场，用一生戏耍富人。
加入四十大象，就意味着你的尊严有了践行的基础，生活也有了充足的保障。当然了，爱丽丝·戴蒙德虽然牢牢地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也会一厢情愿地分配资源，但至少信息透明，不会出现蒙骗与私吞。
渐渐地，她们也发展出了自己的领地，任何妄想在这片领地上犯罪或是想要生活的人，都会被要求上缴一定比例的收入，如果有人胆敢忤逆，爱丽丝·戴蒙德就会用那双钻石拳逼他就范。
如果你玩过《杀手》系列，应该知道那些善于伪装的谋杀与勒索是最高明的犯罪行为。可以说有了爱丽丝·戴蒙德的四十大象，也就有了高级犯罪当中的“正当性”。1926年之前，爱丽丝·戴蒙德都是公认的黑帮女帝。
甚至她的势力范围，也从原先的同阶级男性帮派庇护，提升到了“贵族保护伞”这样的级别，只因为旗下一些女性重操旧业，让受过精英教育的男人们野性暴露，才能让她名利双收。
终局
四十大象在黑帮历史长河中曾出现过多位老大，但只有爱丽丝·戴蒙德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女业务”，且受到其他男性帮派的尊重与厚爱。
只可惜爱丽丝·戴蒙德没有逃过权力的诅咒。如果说玛丽·卡尔是因为自己的贪婪退出历史舞台，那么爱丽丝·戴蒙德就是因为过强的掌控欲与谨慎，导致她弄巧成拙。
1925年，一位前帮派成员未经组织许可擅自结婚，这是尖酸刻薄的爱丽丝·戴蒙德不能容忍的。这种背叛让她夜不能寐，即便对方男人似乎只是某个不起眼的平民，但对于她来说却有着组织纲领被亵渎、警察顺藤摸瓜找上门来的风险。
最终，在1926年，她因策划兰贝斯之战——对该帮派成员与其家属进行报复性袭击，而被判入狱，其犯罪手法的卑劣堪称低级，是传统混混会采用的斗殴方式。这一次警方终于如愿以偿地将爱丽丝·戴蒙德逮捕，案发现场的证据随处可见。
爱丽丝·戴蒙德因一己私欲与敏感神经，彻底葬送了四十大象的传奇生涯。
虽然后续的四十大象在爱丽丝·戴蒙德副手雪莉·皮茨的带领下还算小有起色，但却难以回到巅峰时代。一方面核心人员的相继去世削弱了组织的凝聚力，另一方面二战全面爆发后的萧条时期，雪莉·皮茨模仿师傅一贯果敢的作风，却不再能掀起任何波澜。
在20世纪穿衣风格的变化下，义肢与隐藏口袋都逐渐失去作用。安保变得更严格，单一的盗窃行动几乎全面崩溃，还没等警方实施具体的捣毁行动，四十大象自己就不攻自破了。
许多成员发现，传统的偷盗技术已逐渐被贿赂与贪污取代，问题是她们失去了唯一的营生手段，就连贵族能给予她们的财富支持都相当有限，捉襟见肘的财力、杯水车薪的骗术，都让组织的崩溃成为了定局。
1960年前后，四十大象的影响力大幅缩减，但还能自食其力。不过越往后，捞不到油水的女性成员也就变得愈发倾向于回归传统家庭，再加上女性主义的冲击，女性的生活境遇有一定程度的提升，这个帮派成立的初衷自然开始松动。
待雪莉·皮茨也入土之际，她的花圈上颇有讽刺意味的“Gone shopping”宣告了四十大象时代的结束。
所有帮派的没落，都是时代不断演变的结果。有意思的是，后期的女性帮派成员，有许多并非遭遇挫折迫不得已入会，而是想尝试一下不同的生活，不想活在家庭责任的阴影里，也不想干日复一日的无聊工作。
所以，单一性别的组织架构，通常在失去普遍性别创伤后，核心动力就会开始松动、乃至停滞，因为这群人各有各的退路，反映到现代社会亦是如此。
男女奔向各自的厕所，是为了更舒适地排泄，有着同样的诉求与期待，所以厕所经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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