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期剛發售的暴力動作遊戲《科恩1939》中，我們能看到《邁阿密熱線》與《浴血黑幫》的影子。但更引人注目的是，女主身着奢侈品牌的大衣，長着一副熟女面孔，架着湯普森衝鋒槍大殺四方。
這不免令人聯想到歷史上真實的幫派女帝，在一羣以男人爲主導的犯罪帝國中，建立了一個全由女性組成的幫派，並逐漸在這一圈層聲名遠揚，其“業務能力”絲毫不遜色於男性。
相較於如今各種自封爲首個“全女酒吧”、“全女書館”、“全女公司”的網絡商人，四十大象明顯要更貼合實際。她們充分運用了性別優勢，懂得揚長避短，這使她們成爲了最令人聞風喪膽的犯罪團伙之一。
困境
19世紀末，貧困在英國倫敦肆意滋生，疾病與窮人攜手同行，犯罪便藉機發展，成爲窮人區的一大特徵。
無家可歸的流浪兒，往往只能從事一些簡單的犯罪行爲來保證溫飽，比如偷竊。再往上一些，成年的流浪漢會更偏向於用武力逼迫人們交出錢財，並漸漸地由此形成了一塊地理版圖——
幾乎一半的窮苦人集結在一起，向傳統社會發起挑戰。他們用敲詐來的錢購買槍支，再用武力進行更好的敲詐，從而奪得權力，並組建自己的家族法則，取代法律的權威性。
最有代表性的“伯明翰男孩”，其核心信條便是家族第一，成員理應爲幫派生存犧牲自己，這種忠誠文化賦予了他們內部強大的凝聚力與執行力。
但通常來說，傳統男人幫幾乎都存在家族底色，權力流動往往僅限於血緣，對於沒有背景的窮苦人家而言，加入幫會並不會爲生活帶來多麼顯著的起色。
尤其是女性，她們在從事最低等級的犯罪工作時，並不能獲得同等的報酬，甚至礙於能力差距，許多交易成果都付諸東流，女性在這樣一個弱肉強食的世界，無法得到基本保障。
“四十大象”的出現，便爲這羣女性提供了庇護所。首先，血緣繼承在一定程度上被廢除了，因爲大多數女性在家族中都不被器重，她們在此之前被分散在家庭主婦、妓女這樣的角色當中，彼此之間沒有利益往來，所以並不具備壟斷特性。
其次，倫敦的窮人區約有三分之二的棄嬰爲女性，龐大的底層數量與不滿的心境爲這個組織注入了奇特的生命力。
她們的處境出乎意料地一致，不是被要求嫁給一個同樣貧困的丈夫，就是被丈夫暴打、當生育機器，抑或是早早就居無定所，淪爲可憐妓女。
這種悲劇與弱者的相似性，讓她們更清楚該怎樣在強者面前維護、爭取自身利益。
19世紀60年代的倫敦薩瑟克區由一羣粗俗的無產階級與落魄的中產階級掌控。這個幫派被稱爲象堡。
象堡在當時擁有着絕對的統治地位，對司法體系的威脅主要包括偷盜、搶劫、勒索、販毒與殺人等，可謂是無惡不作。
但涉及到一些情報交易，或是需要藉助弱者的身份發展計劃時，女性則往往成爲首選，世俗的看法讓她們能在任務裏出其不意、先發制人。比如打入敵對幫派內部，進行色誘，出沒於一些高危場所，探查敵情。
不過，象堡的女性成員雖然在很多犯罪行動裏承擔了相當大的風險，且在底層執行上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與當時的大多數女性遭遇一致，她們因性別劣勢被枉顧，完成任務後往往只能得到一些微不足道的食物。
直到瑪麗·卡爾的出現，她以一己之力，打破了象堡一家獨大的局面。
瑪麗·卡爾
瑪麗·卡爾1862年出生於倫敦霍爾本的一個窮苦家庭，和許多傳統的悲劇故事一樣，母親在她14歲時就病故了，父親則是個詐騙犯和小偷，幾乎從不歸家。
幼年的瑪麗·卡爾爲了謀生經常入店行竊，這在她的經歷中被視爲犯罪啓蒙階段。當然了，相較於她那一無所有的父親，除了那點偷雞摸狗的技巧以外，瑪麗·卡爾還擁有一副漂亮的皮囊，這使得她在偷盜時更如魚得水，且常年遊走在灰色地帶的經歷，也賦予了她高超的談吐技巧。
她曾在《倫敦街頭阿拉伯人》裏出演過藝術家模特；更多時候她是在一所由教會管理的“墮落感化院”裏度過青春。
但隨着年齡的增長，她的技術愈發成熟，也不再滿足於所謂的投機取巧。事實上，過度的機會主義與拜金心理，讓她常常在犯罪後無法獨善其身，同時她又不願淪爲其他幫派的底層混混，背後沒有組織撐腰，很容易被警方抓住把柄。
於是，瑪麗·卡爾開始招募、挖掘其他幫派不被人重視的女性，或是那些不滿於生活、對社會有報復性期待的賣淫女。
四十大象因此有了雛形，其招募只面向那些同樣不堪重負的女性，組織日益壯大，甚至成型速度要遠超任何幫派。
並且，業務的範圍也不再大開大合，而是完全參照瑪麗·卡爾的一技之長來拓展。也就是針對性地在權欲熏天的貴族階級與商人那兒行竊勒索。
瑪麗·卡爾極度聰明圓滑，犯罪從不保留證據，只要是經過她手的贓物，都會迅速轉手給第三方出售以積累財富。爲了避免引火燒身，她還和象堡談判，用一部分收入換取他們的保護，這樣一來即便事情敗露，受害者往往也會自認倒黴，就此收手。
在那個犯罪集團天天明爭暗鬥、誰主沉浮的時代，四十大象憑藉其紮實的“手藝”與獨特的犯罪路徑，使得幾乎所有男性幫派都不與其存在利益衝突。
瑪麗·卡爾是一個很有遠見的人，她很快意識到了女性身份的剝奪與饋贈。相較於強硬、總是熱衷於權力爭奪的男性幫派，她可以用其他優勢，將男性慾望帶來的權欲玩弄於股掌。
對財富的巧取豪奪，也讓她開始明白，男女之間並不存在顯著的競爭關係，或者說幫派鬥爭只是週而復始的雄競，是一種人類沒有退化完全的領地意識，她大可以當個觀衆，無需參與到血腥火拼裏，沒人會在乎她們這羣沒有階級、立場與血緣的苦命女人。
但這種遠見也讓她的犯罪行爲開始肆無忌憚、手法不再幹淨利落。瑪麗·卡爾的統治最終因爲她的不節制而終結。
1896年的一天下午，她將魔爪伸向綁架，一個六歲的無辜男孩消失，這起案件在當時引發轟動，恰逢19世紀的英國是“孩童觀念”發生轉型的重要節點，童工問題開始被強調與重視，瑪麗·卡爾毫無疑問被當作以儆效尤的典型，她的“盜賊女王”身份徹底暴露在公衆視野，任誰也無力迴天。
瑪麗·卡爾入獄後，四十大象的勢力大幅度下滑，幫派如一盤散沙，儘管她們延續着瑪麗·卡爾之前定下的規則：不允許穿偷來的衣服，所有贓物必須被迅速銷燬或置換爲財富，但幫派命數已盡，象堡的保護也不再盡心盡力。
爲了鞏固大局，撫平人心，瑪麗·卡爾的得意門徒愛麗絲·戴蒙德上位，這是四十大象自成立以來的第二位幫派領袖，卻也是四十大象最繁榮的時期。這位徒弟後來證明，她比自己的師傅更出色。
愛麗絲·戴蒙德
在當時的倫敦，家庭悲劇本就司空見慣，而愛麗絲·戴蒙德的出身，依舊稱得上人間慘劇。
她出生在南華克地區，父親是個酒瘋子，因毆打倫敦市場的兒子鋃鐺入獄，留下家裏八個孩子，而愛麗絲·戴蒙德又是家中老大，可想而知她承擔了怎樣的家庭負擔與壓力。
常年的貧困與世道不公，加之父愛與母親的缺席，造就了她果斷、謹慎的性格，出手也尤爲狠辣，絕不會留下隱患。
愛麗絲的家庭是典型的犯罪家庭，幾乎是全員犯罪，她本人也是不甘示弱，由於下手沒有分寸，經常進出警局。
在她加入四十大象後，許多成員稱其爲身高一米七五的女巨人。在那個營養普遍不良的年代，淨身高一米七五的女子即便放在男人堆裏也是相當突出。
愛麗絲·戴蒙德體毛如豬毛，胳膊如樹樁，腿硬得像塊鐵。在她17歲被警方逮捕時，警方整整出動了三名警員才能勉強將她制服。
她本人也酷愛一些近戰武器，隨身攜帶一支鋼製手杖，在四十大象工作時，她逐漸將柺杖換成一副鑽石首飾，每當雙方近身纏鬥，她手指上的戒指都會沾滿血跡。
愛麗絲·戴蒙德接管四十大象的第一個月，就開始整頓幫派的規矩，堅決拒絕重蹈瑪麗·卡爾的覆轍。靠人不如靠己，她決定改良四十大象的作戰方針，不一定非要正面作戰，也可運用戰術，甕中捉鱉，這也是展現自身幫派戰力的一種手段。
首先，她嚴格制定了一套軍事化管理：倫敦的不同區域適合不同程度的行竊與敲詐，一些地域安保意識薄弱，可喬裝打扮成貴婦渾水摸魚，在時髦洋裝裏縫製多個口袋，來一場零元購活動，順便在遭受質疑與檢查時，也可應對不時之需。
而在另一些安保較爲嚴密的地區，愛麗絲·戴蒙德會親自帶隊，如同蝗蟲一般與同夥乘坐出租與豪車，來到一些奢侈品牌店，利用燈籠褲、帽子、暗兜大衣設置障眼法來犯罪。
比如在踩點階段找到目標，將信息帶回去製造仿造品，最後再進行偷樑換柱，店家往往要在幾日之後，纔會發現陳列的貴重衣物被掉包。
還有一種被稱爲“暗戀”的詭計。在一羣成員集合完畢後，她們會扮作貴婦在櫃檯蜂擁而至，要求將珠寶逐一傳遞，直到一個提前僞裝的同夥掉包拿走。
要是店家發現，她們便會化身怨婦，賊喊捉賊，大吵大鬧拿各種張三李四的名號爲自己辯解，店家一聽瞬間敗下陣來，生怕自己惹到上層哪個老爺。
愛麗絲·戴蒙德還聰明地想到，自己的惡名也能掩護隊友偷竊。她常常不加掩飾地光顧曾經犯罪的場所，老闆便將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她身上，另一位同夥便可大展拳腳。
另外，四十大象的規矩也日漸繁多，女性成員的家庭關係都得由她來控制，所有贓物也統一交到她的手裏，由她進行銷贓與財產分配。
當一個幫派的權力全部集中在一個人手裏時，你得確保當家作主的是一個明君，也是一個智勇雙全的領導者。恰好，愛麗絲·戴蒙德都滿足這兩點，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幫派成員都心甘情願地擁護她的統治。
甚至等到瑪麗·卡爾出獄後，她在幫派裏都不再有一席之地。
愛麗絲·戴蒙德是一個十足的野心家，也是一個能言善辯的好手，在這裏她更喜歡用武力代替言辭。象堡對她們的保護，從原先的財富交換，變成了某種勢力上的牽制，畢竟這羣女人是唯一能在黑白兩道通喫的角色，她們掌握着很多貴族的骯髒祕密，也能隨時栽贓陷害他們，攪亂他們的領地，引發不必要的戰爭。
爲了讓犯罪更有體系，愛麗絲·戴蒙德還爲自己的團隊升級了裝備。當然不是提供槍支、火藥，她們打的是更高級的戰爭，是狙擊手之間的切磋。不光外套裙子都藏有口袋，現在她們甚至有義肢了。
所謂義肢，是一種光天化日之下的魔術，以假象示人，聊天讓人放鬆警惕，隨後真手出手，過程中沒有絲毫拖泥帶水。人們在看到一雙巧手暴露在外後普遍會放鬆警惕，即便他們面對的多是些出於“禮儀風俗”而若隱若現的手。
1916年《大衆機械》的一篇雜誌文章上記錄了假手臂使用的過程：一名幫派成員在被當場抓獲後，從裙子下面露出了45件物品。在此之前，人們根本想不到“淑女”的裙襬是一個異次元無底洞。
這使得民衆開始更小心地對待那些在“衣着”上頗爲大度的女士，因爲其貼身衣物下可能並非豐滿的肉體，而是男人們龐大的家業與財富。
“鑽石手”愛麗絲·戴蒙德逐漸聲名鵲起，她對組織的嚴苛讓警方屢次受挫。甚至四十大象潔淨的內部秩序、與政治貪污絕緣的作風，都讓警方的臥底無從下手。
女人們的互助毫無破綻。四十大象涉獵之廣，在倫敦市井的犯罪毫無規律，警方看着她們的業務軌跡一頭霧水。很多時候愛麗絲·戴蒙德會單獨派小組去誤導警員，用鑼鼓喧天的“演出”以掩蓋另一場蓄謀已久的行動。
長此以往，警察根本無從辨別組織的源頭與真正動機。
即便有一次警察真的成功抓到四十大象的內部人員，她們也會心照不宣。比如故意開一輛頗爲滑稽的車讓警方追捕，但贓物早就從車裏轉移出去了。
抓到當事人也沒辦法從嘴裏撬出一點信息，因爲她的任務的確僅限於配合隊友演戲，且她只會說出事先排練好、也是愛麗絲·戴蒙德想讓警察知道的信息，就算是入獄，女人們也從不互相敵對與背叛，因爲她們知道愛麗絲·戴蒙德會處理好一切。
無論是體恤親人，還是公然劫獄，愛麗絲·戴蒙德都在用自身的領導能力服衆。
四十大象在失去瑪麗·卡爾後變得不再絕對民主，但卻因愛麗絲·戴蒙德出色的集權統治而煥發出更好的氣象，這是許多前幫派成員都未曾預料到的。
負責抓捕四十大象的偵探Ambrose Askew曾說過：“四十大象是這個國家最聰明的扒手，我的同事認爲她們是世界上最熟練的盜賊，她們在全國各地行動，手段非常出色，以至於我們從沒見過她們帶走任何貨物，也從未追回過任何財產。”
頗爲有趣的是，Ambrose Askew的說辭似乎早已把警匪遊戲變成了某種對藝術形式的追求與欽佩，四十大象的犯罪看起來毫無章法，卻粗中有細，她們有別於那些外強中乾的黑幫，那羣男人的腦子裏永遠是葡萄酒、性慾、地盤、錢。
四十大象似乎更看重每一個人在這其中扮演的角色，這些窮苦女人從未真正踏入過另一個階級，卻經歷了非同凡響的人生；一個出身貧寒卻假扮貴族少婦的女子，遊走於人情交易場，用一生戲耍富人。
加入四十大象，就意味着你的尊嚴有了踐行的基礎，生活也有了充足的保障。當然了，愛麗絲·戴蒙德雖然牢牢地把權力掌握在自己手裏，也會一廂情願地分配資源，但至少信息透明，不會出現矇騙與私吞。
漸漸地，她們也發展出了自己的領地，任何妄想在這片領地上犯罪或是想要生活的人，都會被要求上繳一定比例的收入，如果有人膽敢忤逆，愛麗絲·戴蒙德就會用那雙鑽石拳逼他就範。
如果你玩過《殺手》系列，應該知道那些善於僞裝的謀殺與勒索是最高明的犯罪行爲。可以說有了愛麗絲·戴蒙德的四十大象，也就有了高級犯罪當中的“正當性”。1926年之前，愛麗絲·戴蒙德都是公認的黑幫女帝。
甚至她的勢力範圍，也從原先的同階級男性幫派庇護，提升到了“貴族保護傘”這樣的級別，只因爲旗下一些女性重操舊業，讓受過精英教育的男人們野性暴露，才能讓她名利雙收。
終局
四十大象在黑幫歷史長河中曾出現過多位老大，但只有愛麗絲·戴蒙德做到了真正意義上的“全女業務”，且受到其他男性幫派的尊重與厚愛。
只可惜愛麗絲·戴蒙德沒有逃過權力的詛咒。如果說瑪麗·卡爾是因爲自己的貪婪退出歷史舞臺，那麼愛麗絲·戴蒙德就是因爲過強的掌控欲與謹慎，導致她弄巧成拙。
1925年，一位前幫派成員未經組織許可擅自結婚，這是尖酸刻薄的愛麗絲·戴蒙德不能容忍的。這種背叛讓她夜不能寐，即便對方男人似乎只是某個不起眼的平民，但對於她來說卻有着組織綱領被褻瀆、警察順藤摸瓜找上門來的風險。
最終，在1926年，她因策劃蘭貝斯之戰——對該幫派成員與其家屬進行報復性襲擊，而被判入獄，其犯罪手法的卑劣堪稱低級，是傳統混混會採用的鬥毆方式。這一次警方終於如願以償地將愛麗絲·戴蒙德逮捕，案發現場的證據隨處可見。
愛麗絲·戴蒙德因一己私慾與敏感神經，徹底葬送了四十大象的傳奇生涯。
雖然後續的四十大象在愛麗絲·戴蒙德副手雪莉·皮茨的帶領下還算小有起色，但卻難以回到巔峯時代。一方面核心人員的相繼去世削弱了組織的凝聚力，另一方面二戰全面爆發後的蕭條時期，雪莉·皮茨模仿師傅一貫果敢的作風，卻不再能掀起任何波瀾。
在20世紀穿衣風格的變化下，義肢與隱藏口袋都逐漸失去作用。安保變得更嚴格，單一的盜竊行動幾乎全面崩潰，還沒等警方實施具體的搗毀行動，四十大象自己就不攻自破了。
許多成員發現，傳統的偷盜技術已逐漸被賄賂與貪污取代，問題是她們失去了唯一的營生手段，就連貴族能給予她們的財富支持都相當有限，捉襟見肘的財力、杯水車薪的騙術，都讓組織的崩潰成爲了定局。
1960年前後，四十大象的影響力大幅縮減，但還能自食其力。不過越往後，撈不到油水的女性成員也就變得愈發傾向於迴歸傳統家庭，再加上女性主義的衝擊，女性的生活境遇有一定程度的提升，這個幫派成立的初衷自然開始鬆動。
待雪莉·皮茨也入土之際，她的花圈上頗有諷刺意味的“Gone shopping”宣告了四十大象時代的結束。
所有幫派的沒落，都是時代不斷演變的結果。有意思的是，後期的女性幫派成員，有許多並非遭遇挫折迫不得已入會，而是想嘗試一下不同的生活，不想活在家庭責任的陰影裏，也不想幹日復一日的無聊工作。
所以，單一性別的組織架構，通常在失去普遍性別創傷後，核心動力就會開始鬆動、乃至停滯，因爲這羣人各有各的退路，反映到現代社會亦是如此。
男女奔向各自的廁所，是爲了更舒適地排泄，有着同樣的訴求與期待，所以廁所經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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