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六十年（1795年） 五月
驛傳一制源遠流長，此制設立初衷本是爲了傳遞緊要公文，以及方便官員出差沿途休整所用，乾隆二年，朝廷也曾明令禁止驛站爲地方官安置公館，預備夫馬車船，違令者輕則罰俸，重則革職。
但是我們都知道，這種律令很多時候，也只是做個樣子，乾隆朝更是如此，律令雖在，積弊難除，官員過境擅發傳單、需索無度者比比皆是。
乾隆六十年五月十五日，兗州道員德明自駐地出發，前往省城彙報工作，出發前，派差役任文炳將一張夫馬單送往出發地滋陽縣，列明所需人手、馬匹數目。
滋陽縣是兗州府的附郭縣，知縣陳時不敢違抗，一面照單提供伕役馬匹，一面按德明要求如數填寫驛站傳單，發往後續沿途驛站，傳單最後是到達了泰安縣的夏張驛，要求備馬二十二匹，轎伕、馬伕等十九名，大車三輛。
五月十六日夜，德明一行抵達泰安縣夏張驛，此驛位於泰山之西，是溝通南北的著名驛站，南北來往官員大多留置於此。
當夜驛站正忙着接待兵部來的京城差官，人夫馬匹本就捉襟見肘，實在拿不出德明所需車馬，出面周旋的，是泰安知縣張晉的親信家人徐元，徐元好話說盡，先湊了草二百二十斤、麩三鬥、料三鬥餵馬。
德明的家人陳錦嫌不夠，又自己添買了些，卻越想越氣，回身罵了徐元幾句，徐元不服上前爭辯，陳錦見狀揮拳便打，又令隨行差役張勇清等人將徐元拖入公館，按倒便打。
徐元喫痛嚷了起來，驚動了公館裏的德明，德明把徐元喚進去問，不聽分說，下令將徐元先行鎖押，打算次日送縣裏發落，徐元見狀便爭辯起來說：泰安不歸兗沂曹道管轄。
德明這時候就不樂意了，自己堂堂正四品的官員，一個下人也敢頂撞？給我打！他也怕鬧出人命，沒多久就讓人住了手，但此時的徐元已然是站不起來，躺在地上哀嚎不斷。
泰安知縣張晉聽聞這件事情後，雖然憤然不已，但他也不便與一爲道員起正值，於是選擇公事公辦，將此事彙報給了山東巡撫衙門，要求嚴肅處理。
告狀信和德明的行程幾乎前後腳到了濟南，五月二十二日，山東巡撫玉德收到報告後，上密摺彈劾道員德明，請旨革職嚴審，乾隆看到奏摺後那是紅光滿面，御筆硃批了幾個大字：可惡，豈止如此！下旨要求玉德嚴肅處理此事。
案子交下來，玉德不敢怠慢，派人趕到曹縣黃河工地上將德明革職拿問，押回省城，但是審訊的頭一個焦點，不是打人，而是擅自簽發驛站傳單，究竟是誰的主意？
張晉呈上來的傳單，以硃筆標註，由寧陽縣發往泰安縣，白紙黑字俱在，德明推說不知情，都是下面人辦的，陳錦卻一口咬定，是滋陽知縣自行發單。
責任就這樣被推到了滋陽知縣陳時頭上，玉德聞訊急調陳時赴濟南接受問話。
滋陽縣是兗州府和兗沂曹道的附郭縣，知縣與知府、道臺同處一城，上頭層層疊疊的差使、招待全都需要陳時來操辦，當時甚至有句俗語：前生不善，今生知縣，前生作惡，知縣附郭，惡貫滿盈，附郭省城。
話雖然說的難聽，但卻是附郭知縣處境的真實寫照，德明一紙傳單發下來，陳時即使知道不合規矩，也只能照辦，傳單填了，發往下一站，那就是他的責任。
乾隆六十年六月二十五日夜，陳時帶着一家子從兗州一路趕來濟南，路過鐵塔寺暫歇。
路上的陳時終日憂愁落淚，對親人說：傳單是我簽發傳遞的，如何能抵賴？如果承認了，不但要去官，還要問罪，原籍雲南距此地八九千里，你們如何回去？
他越想越不對勁，越想越迷茫，竟在當夜趁親人不備，這位正七品的朝廷命官解下衣帶，自縊於客舍。
一個知縣，爲一張驛站傳單，就此丟了性命。
陳時死後，他的兒子將德明當日交辦的夫馬、車輛底單呈出，與泰安縣收到的傳單數目分毫不差。
證據鏈閉合：傳單雖由陳時簽發，卻是德明明確要求的，陳錦、任文炳面對物證，只得招認發單前請示過主人，這時候再審德明，德明也不得不認。
至此，騷擾驛站案疊加人命案，案情基本明朗。
案情既明，玉德便擬了處分：德明發往伊犁軍臺效力贖罪，陳錦、任文炳發往黑龍江給披甲人爲奴。
但是乾隆收到奏報後卻不甚滿意，在他看來德明因公上省，擅自使用驛站，已經錯了，縱容家人騷擾地方，更是錯上加錯，逼死知縣陳時，情節尤爲嚴重，玉德擬的革職發配，太輕。
他決定將此案作爲整頓吏治的典型，很快乾隆的改判下來：德明絞監候，先在濟南重責四十大板，再關按察司監獄，等候秋審。
陳錦仗主人聲勢滋事，逼死陳時，從重處以絞刑，拿這條命，抵陳時一命，也給各省督撫司道的家人做個警示。
他甚至在上諭中點破：外省中高級官員過境，擅令州縣預備車馬酒食者，屢見不鮮，州縣隱忍不報，大員暗中遮掩，更不知凡幾，張晉敢揭發，玉德敢參辦，值得表彰，言外之意就是，你們其他督撫都是喫乾飯的嗎？
處分定了，但是乾隆還不解氣，他下了一道旨：命定親王綿恩率步軍統領衙門，查抄德明在京家產。
綿恩奉旨後迅即趕往正陽門內中街德明的宅院，六十九間半的大宅子，由朋友借住看家，綿恩令人翻箱倒櫃找尋一番，只查獲了一些玉器古玩，以及房契地契四十餘宗，財產並不算多。
但綿恩是誰?那抄家可是老手，一看便知不對，嚴審借住之人和在京管家姚七，姚七起初抵死不認，但大記憶回恢復術一上，終於是招了：
去年德明赴山東任職時，交給他三隻木匣，今年二月，家人楊四帶回銀子三千兩，五月，家人呂四送回銀子九千八百七十兩，六月聽說主人被參，又將存銀九千七百五十兩送往後泥窪衚衕朋友家寄存，三隻木匣送往宣武門外劉家。
綿恩按供起獲，連帶查抄的銀子、房屋傢俱，最後算了一筆賬，總計不下二十萬兩，而道員的正俸，每年僅一百零五兩
山東這邊，德明知道京城家產已被起獲，索性認了賬：
乾隆四十九年他任山西潞安知府，兼管鐵廠稅務，那一年產鐵特旺，除正稅外，剩了五萬餘兩，乾隆五十年升陝西潼商道，經管潼關稅務，每年正額之外約剩二萬餘兩，做了六年，約十三萬兩。
按德明的算法，他的錢來自三處：養廉銀、鐵廠稅關的盈餘、經商置產，每一筆，在清代官場的邏輯裏，都算不上貪，管理稅關鐵廠的官員，在正額之外沾潤一部分，本就是公開的祕密，朝廷默許這種沾潤，卻從不劃清合法與違法的界限。
賬目呈交至乾隆御前，乾隆卻不接受這套賬，德明出身下五旗包衣，本是窮旗人，雖曾任道府，靠廉俸積攢，不可能到二十萬兩，即便經管稅務、承辦工程俱有沾潤，也不應有如此之多，況且其到任兗沂曹道也沒多久，養廉銀也沒多少，他的結論是：此人在擔任道員、知府任上，必定存在勒索貪財的劣跡，必須嚴加徹底追查。
除此之外，德明趕赴省城的排場更加深了他的懷疑，道員上省，用馬二十餘匹，帶大車三輛，你帶的什麼東西要這麼多馬車?甚至推測德明聽聞玉德要參他，帶輜重上省行賄來的。
根據後來德明的供認：五月上省，吩咐家人姚六帶着三鑲玉如意三柄、繡蟒袍三件、蜜蠟朝珠一串、繡畫三軸、扇子三匣，共九樣禮品，原打算送給巡撫、司道、同僚，但後來打聽到山東端午沒有送禮的習俗，便沒敢拿出來。
清代官場送禮，名目繁多，什麼春節中秋加端午，官員及其夫人生辰都要送禮，謂之三節兩壽，夏天送冰敬，冬天送炭敬，甚至還有瓜敬，果敬，官員離境送別敬，同僚啓程送程儀，這些名目聽着溫情，實爲強制性金錢往來。
德明到山東不過一年，人地兩生，五月正值水患，他大可從兗州直奔曹縣河工，中途折往濟南並無公事可辦，純粹是爲了饋送上司、融入圈子。
雖然這次沒送成，但是乾隆依然是不依不饒，汲取追問，端午不送，過年總該送吧？以前送過誰？但是德明咬死了說從未送過。
玉德也害怕被牽連，在回奏中引用德明的話：如果真送給了巡撫司道，我如今身犯重罪，難道還替他們隱瞞？他到任山東才五個月，不想因此時丟了仕途，便主動向內務府繳了二萬兩議罪銀自請處分，議罪銀是清代特有的制度，官員犯過可繳銀贖罪。
德明是死鴨子嘴硬，乾隆也看得明白，卻已不願深究，他今年已經八十五歲了，這年九月，他正式宣佈次年元旦禪位，效法祖父康熙，歸政嗣皇帝，也正是在這權力交接的敏感時期，他纔對德明案表現出異乎尋常的重視。
八月下發的一道通諭，更是點名了他的心思：德明案之所以敗露，不過是因爲他被參了、禮物沒送出去，除此之外，那些還沒有被揭發暴露出來的貪劣之事，自然就更多了，但是朕也不想做得過分，不會藉着這件事，大肆清算的。
德明案發展至此，已不只是一起司法案件，它是乾隆在禪位前夕，向內外臣宣示權威的標誌，歸政不等於放權，太上皇仍要管事。
那既然皇帝都不願深究，這件案子也就到此結束，德明判絞監候，暫且關押等候秋審，家產抄沒所得，交由內務府處理。
陳錦，處絞刑，抵陳時一命。
玉德，繳銀二萬兩議罪，平安着陸，後來調任浙江巡撫，官至閩浙總督，他的兒子桂良，後來入閣拜相，聲名遠在其父之上。
德明案在清代反貪史上佔一席之地，不是因爲德明罪大惡極，他的意義，在於完整呈現了清代反貪機制的內在悖論，反貪的鬆緊，繫於皇帝一人的意志，寬嚴之間，並無制度可言。
清人張程將更是將清代地方官比作朝廷的稅收承包商：在完成稅收任務、不激發民變的前提下，官員對定額之外的經濟裁量權相當自由，俗話說：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正是這套機制的最真實的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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