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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六十年（1795年） 五月

驿传一制源远流长，此制设立初衷本是为了传递紧要公文，以及方便官员出差沿途休整所用，乾隆二年，朝廷也曾明令禁止驿站为地方官安置公馆，预备夫马车船，违令者轻则罚俸，重则革职。

但是我们都知道，这种律令很多时候，也只是做个样子，乾隆朝更是如此，律令虽在，积弊难除，官员过境擅发传单、需索无度者比比皆是。

乾隆六十年五月十五日，兖州道员德明自驻地出发，前往省城汇报工作，出发前，派差役任文炳将一张夫马单送往出发地滋阳县，列明所需人手、马匹数目。

滋阳县是兖州府的附郭县，知县陈时不敢违抗，一面照单提供夫役马匹，一面按德明要求如数填写驿站传单，发往后续沿途驿站，传单最后是到达了泰安县的夏张驿，要求备马二十二匹，轿夫、马夫等十九名，大车三辆。

五月十六日夜，德明一行抵达泰安县夏张驿，此驿位于泰山之西，是沟通南北的著名驿站，南北来往官员大多留置于此。

当夜驿站正忙着接待兵部来的京城差官，人夫马匹本就捉襟见肘，实在拿不出德明所需车马，出面周旋的，是泰安知县张晋的亲信家人徐元，徐元好话说尽，先凑了草二百二十斤、麸三斗、料三斗喂马。

德明的家人陈锦嫌不够，又自己添买了些，却越想越气，回身骂了徐元几句，徐元不服上前争辩，陈锦见状挥拳便打，又令随行差役张勇清等人将徐元拖入公馆，按倒便打。

徐元吃痛嚷了起来，惊动了公馆里的德明，德明把徐元唤进去问，不听分说，下令将徐元先行锁押，打算次日送县里发落，徐元见状便争辩起来说：泰安不归兖沂曹道管辖。

德明这时候就不乐意了，自己堂堂正四品的官员，一个下人也敢顶撞？给我打！他也怕闹出人命，没多久就让人住了手，但此时的徐元已然是站不起来，躺在地上哀嚎不断。

泰安知县张晋听闻这件事情后，虽然愤然不已，但他也不便与一为道员起正值，于是选择公事公办，将此事汇报给了山东巡抚衙门，要求严肃处理。

告状信和德明的行程几乎前后脚到了济南，五月二十二日，山东巡抚玉德收到报告后，上密折弹劾道员德明，请旨革职严审，乾隆看到奏折后那是红光满面，御笔朱批了几个大字：可恶，岂止如此！下旨要求玉德严肃处理此事。

案子交下来，玉德不敢怠慢，派人赶到曹县黄河工地上将德明革职拿问，押回省城，但是审讯的头一个焦点，不是打人，而是擅自签发驿站传单，究竟是谁的主意？

张晋呈上来的传单，以朱笔标注，由宁阳县发往泰安县，白纸黑字俱在，德明推说不知情，都是下面人办的，陈锦却一口咬定，是滋阳知县自行发单。

责任就这样被推到了滋阳知县陈时头上，玉德闻讯急调陈时赴济南接受问话。

滋阳县是兖州府和兖沂曹道的附郭县，知县与知府、道台同处一城，上头层层叠叠的差使、招待全都需要陈时来操办，当时甚至有句俗语：前生不善，今生知县，前生作恶，知县附郭，恶贯满盈，附郭省城。

话虽然说的难听，但却是附郭知县处境的真实写照，德明一纸传单发下来，陈时即使知道不合规矩，也只能照办，传单填了，发往下一站，那就是他的责任。

乾隆六十年六月二十五日夜，陈时带着一家子从兖州一路赶来济南，路过铁塔寺暂歇。

路上的陈时终日忧愁落泪，对亲人说：传单是我签发传递的，如何能抵赖？如果承认了，不但要去官，还要问罪，原籍云南距此地八九千里，你们如何回去？

他越想越不对劲，越想越迷茫，竟在当夜趁亲人不备，这位正七品的朝廷命官解下衣带，自缢于客舍。

一个知县，为一张驿站传单，就此丢了性命。

陈时死后，他的儿子将德明当日交办的夫马、车辆底单呈出，与泰安县收到的传单数目分毫不差。

证据链闭合：传单虽由陈时签发，却是德明明确要求的，陈锦、任文炳面对物证，只得招认发单前请示过主人，这时候再审德明，德明也不得不认。

至此，骚扰驿站案叠加人命案，案情基本明朗。

案情既明，玉德便拟了处分：德明发往伊犁军台效力赎罪，陈锦、任文炳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

但是乾隆收到奏报后却不甚满意，在他看来德明因公上省，擅自使用驿站，已经错了，纵容家人骚扰地方，更是错上加错，逼死知县陈时，情节尤为严重，玉德拟的革职发配，太轻。

他决定将此案作为整顿吏治的典型，很快乾隆的改判下来：德明绞监候，先在济南重责四十大板，再关按察司监狱，等候秋审。

陈锦仗主人声势滋事，逼死陈时，从重处以绞刑，拿这条命，抵陈时一命，也给各省督抚司道的家人做个警示。

他甚至在上谕中点破：外省中高级官员过境，擅令州县预备车马酒食者，屡见不鲜，州县隐忍不报，大员暗中遮掩，更不知凡几，张晋敢揭发，玉德敢参办，值得表彰，言外之意就是，你们其他督抚都是吃干饭的吗？

处分定了，但是乾隆还不解气，他下了一道旨：命定亲王绵恩率步军统领衙门，查抄德明在京家产。

绵恩奉旨后迅即赶往正阳门内中街德明的宅院，六十九间半的大宅子，由朋友借住看家，绵恩令人翻箱倒柜找寻一番，只查获了一些玉器古玩，以及房契地契四十余宗，财产并不算多。

但绵恩是谁?那抄家可是老手，一看便知不对，严审借住之人和在京管家姚七，姚七起初抵死不认，但大记忆回恢复术一上，终于是招了：

去年德明赴山东任职时，交给他三只木匣，今年二月，家人杨四带回银子三千两，五月，家人吕四送回银子九千八百七十两，六月听说主人被参，又将存银九千七百五十两送往后泥洼胡同朋友家寄存，三只木匣送往宣武门外刘家。

绵恩按供起获，连带查抄的银子、房屋家具，最后算了一笔账，总计不下二十万两，而道员的正俸，每年仅一百零五两

山东这边，德明知道京城家产已被起获，索性认了账：

乾隆四十九年他任山西潞安知府，兼管铁厂税务，那一年产铁特旺，除正税外，剩了五万余两，乾隆五十年升陕西潼商道，经管潼关税务，每年正额之外约剩二万余两，做了六年，约十三万两。

按德明的算法，他的钱来自三处：养廉银、铁厂税关的盈余、经商置产，每一笔，在清代官场的逻辑里，都算不上贪，管理税关铁厂的官员，在正额之外沾润一部分，本就是公开的秘密，朝廷默许这种沾润，却从不划清合法与违法的界限。

账目呈交至乾隆御前，乾隆却不接受这套账，德明出身下五旗包衣，本是穷旗人，虽曾任道府，靠廉俸积攒，不可能到二十万两，即便经管税务、承办工程俱有沾润，也不应有如此之多，况且其到任兖沂曹道也没多久，养廉银也没多少，他的结论是：此人在担任道员、知府任上，必定存在勒索贪财的劣迹，必须严加彻底追查。

除此之外，德明赶赴省城的排场更加深了他的怀疑，道员上省，用马二十余匹，带大车三辆，你带的什么东西要这么多马车?甚至推测德明听闻玉德要参他，带辎重上省行贿来的。

根据后来德明的供认：五月上省，吩咐家人姚六带着三镶玉如意三柄、绣蟒袍三件、蜜蜡朝珠一串、绣画三轴、扇子三匣，共九样礼品，原打算送给巡抚、司道、同僚，但后来打听到山东端午没有送礼的习俗，便没敢拿出来。

清代官场送礼，名目繁多，什么春节中秋加端午，官员及其夫人生辰都要送礼，谓之三节两寿，夏天送冰敬，冬天送炭敬，甚至还有瓜敬，果敬，官员离境送别敬，同僚启程送程仪，这些名目听着温情，实为强制性金钱往来。

德明到山东不过一年，人地两生，五月正值水患，他大可从兖州直奔曹县河工，中途折往济南并无公事可办，纯粹是为了馈送上司、融入圈子。

虽然这次没送成，但是乾隆依然是不依不饶，汲取追问，端午不送，过年总该送吧？以前送过谁？但是德明咬死了说从未送过。

玉德也害怕被牵连，在回奏中引用德明的话：如果真送给了巡抚司道，我如今身犯重罪，难道还替他们隐瞒？他到任山东才五个月，不想因此时丢了仕途，便主动向内务府缴了二万两议罪银自请处分，议罪银是清代特有的制度，官员犯过可缴银赎罪。

德明是死鸭子嘴硬，乾隆也看得明白，却已不愿深究，他今年已经八十五岁了，这年九月，他正式宣布次年元旦禅位，效法祖父康熙，归政嗣皇帝，也正是在这权力交接的敏感时期，他才对德明案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重视。

八月下发的一道通谕，更是点名了他的心思：德明案之所以败露，不过是因为他被参了、礼物没送出去，除此之外，那些还没有被揭发暴露出来的贪劣之事，自然就更多了，但是朕也不想做得过分，不会借着这件事，大肆清算的。

德明案发展至此，已不只是一起司法案件，它是乾隆在禅位前夕，向内外臣宣示权威的标志，归政不等于放权，太上皇仍要管事。

那既然皇帝都不愿深究，这件案子也就到此结束，德明判绞监候，暂且关押等候秋审，家产抄没所得，交由内务府处理。

陈锦，处绞刑，抵陈时一命。

玉德，缴银二万两议罪，平安着陆，后来调任浙江巡抚，官至闽浙总督，他的儿子桂良，后来入阁拜相，声名远在其父之上。

德明案在清代反贪史上占一席之地，不是因为德明罪大恶极，他的意义，在于完整呈现了清代反贪机制的内在悖论，反贪的松紧，系于皇帝一人的意志，宽严之间，并无制度可言。

清人张程将更是将清代地方官比作朝廷的税收承包商：在完成税收任务、不激发民变的前提下，官员对定额之外的经济裁量权相当自由，俗话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正是这套机制的最真实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