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遺囑爲何讓女人比賽生孩子？

1926年，加拿大律師查爾斯·萬斯·米勒去世。他沒有妻子和子女，卻在遺囑裏安排了一場十年後才結算的競賽：剩餘遺產將交給這十年間在多倫多生育孩子最多的母親。

報紙給它起名“Great Stork Derby”，中文常譯作“送子鳥大賽”。

查爾斯·萬斯·米勒肖像。遺囑人肖像，拍攝於1926年前

米勒以喜歡惡作劇聞名，遺囑裏還有幾項故意把互不相容的人綁在一起的贈予。生育條款卻遠超普通玩笑。隨着投資增值，遺產價值不斷上升，媒體開始追蹤符合條件的家庭，計算孩子數量，討論誰將獲勝。

1929年經濟危機爆發後，這場競賽有了更沉重的背景。許多參賽家庭收入不穩，住房擁擠，母親要照顧一大羣孩子。對她們而言，遺產不是抽象的榮譽，而可能意味着房租、食物、教育和擺脫債務。

外界常把這些女性寫成“爲了獎金不斷懷孕”。真實選擇很難如此簡單。部分家庭在遺囑公佈前已經擁有多個孩子，宗教觀念、避孕條件、婚姻關係和貧困都影響生育。獎金可能改變預期，卻不能解釋十年間每一次懷孕。

加拿大最高法院大樓。相關判決機構現址

法律爭議首先圍繞遺囑是否有效。米勒的親屬和其他利益方認爲，這種條款違背公共政策，可能鼓勵不負責任的生育。案件一路進入加拿大最高法院，法院最終維持遺囑效力，認爲沒有足夠法律理由替死者改寫安排。

接下來更麻煩的是計算。哪些孩子必須在多倫多出生，還是母親只需居住在多倫多？死產是否計算？非婚生子女是否符合當時遺囑用語？同一名兒童能否在其他繼承爭議中被重複認定？法律需要把一個媒體遊戲改造成可執行的資格表。

最終，四名各有九名符合條件子女的女性分享了主要遺產。另有提出競爭性主張的女性通過和解獲得款項。大衆報道喜歡給出一個“生得最多的人獲勝”的簡單終點，實際結果經過了資格審查、訴訟和談判。

1938年多倫多央街。大賽後期多倫多社會環境資料

米勒本人爲什麼寫下這一條，沒有一份可靠文件能給出唯一答案。有人認爲他厭惡或嘲諷生育政策，有人說他只是喜歡看人爭論，也有人把遺囑理解爲對法律邊界的最後一次試探。把動機說得過於確定，往往是在替一個已經無法回答的人補臺詞。

遺囑自由通常意味着，人可以在死後決定財產流向。但當條件會影響活人的身體、家庭和公共利益時，法院是否仍應只尊重文字？米勒沒有命令任何人懷孕，鉅額獎金卻讓私人選擇進入了公開競賽。

媒體同樣改變了事件。記者給母親編號，追蹤產期，把貧困家庭的生活變成連續劇。讀者可以一邊譴責遺囑荒唐，一邊期待下一次“排名變化”。競賽之所以存在，不只因爲一名律師寫下一句話，也因爲整座城市願意觀看。

1931年多倫多報攤

十年結束後，遺產被分配，孩子們繼續長大。米勒設計的玩笑沒有給出生育、自由或責任提供答案。它只把這些問題壓進一份法律文件，迫使家庭、法院和公衆認真執行了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