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遗嘱为何让女人比赛生孩子？

1926年，加拿大律师查尔斯·万斯·米勒去世。他没有妻子和子女，却在遗嘱里安排了一场十年后才结算的竞赛：剩余遗产将交给这十年间在多伦多生育孩子最多的母亲。

报纸给它起名“Great Stork Derby”，中文常译作“送子鸟大赛”。

查尔斯·万斯·米勒肖像。遗嘱人肖像，拍摄于1926年前

米勒以喜欢恶作剧闻名，遗嘱里还有几项故意把互不相容的人绑在一起的赠予。生育条款却远超普通玩笑。随着投资增值，遗产价值不断上升，媒体开始追踪符合条件的家庭，计算孩子数量，讨论谁将获胜。

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后，这场竞赛有了更沉重的背景。许多参赛家庭收入不稳，住房拥挤，母亲要照顾一大群孩子。对她们而言，遗产不是抽象的荣誉，而可能意味着房租、食物、教育和摆脱债务。

外界常把这些女性写成“为了奖金不断怀孕”。真实选择很难如此简单。部分家庭在遗嘱公布前已经拥有多个孩子，宗教观念、避孕条件、婚姻关系和贫困都影响生育。奖金可能改变预期，却不能解释十年间每一次怀孕。

加拿大最高法院大楼。相关判决机构现址

法律争议首先围绕遗嘱是否有效。米勒的亲属和其他利益方认为，这种条款违背公共政策，可能鼓励不负责任的生育。案件一路进入加拿大最高法院，法院最终维持遗嘱效力，认为没有足够法律理由替死者改写安排。

接下来更麻烦的是计算。哪些孩子必须在多伦多出生，还是母亲只需居住在多伦多？死产是否计算？非婚生子女是否符合当时遗嘱用语？同一名儿童能否在其他继承争议中被重复认定？法律需要把一个媒体游戏改造成可执行的资格表。

最终，四名各有九名符合条件子女的女性分享了主要遗产。另有提出竞争性主张的女性通过和解获得款项。大众报道喜欢给出一个“生得最多的人获胜”的简单终点，实际结果经过了资格审查、诉讼和谈判。

1938年多伦多央街。大赛后期多伦多社会环境资料

米勒本人为什么写下这一条，没有一份可靠文件能给出唯一答案。有人认为他厌恶或嘲讽生育政策，有人说他只是喜欢看人争论，也有人把遗嘱理解为对法律边界的最后一次试探。把动机说得过于确定，往往是在替一个已经无法回答的人补台词。

遗嘱自由通常意味着，人可以在死后决定财产流向。但当条件会影响活人的身体、家庭和公共利益时，法院是否仍应只尊重文字？米勒没有命令任何人怀孕，巨额奖金却让私人选择进入了公开竞赛。

媒体同样改变了事件。记者给母亲编号，追踪产期，把贫困家庭的生活变成连续剧。读者可以一边谴责遗嘱荒唐，一边期待下一次“排名变化”。竞赛之所以存在，不只因为一名律师写下一句话，也因为整座城市愿意观看。

1931年多伦多报摊

十年结束后，遗产被分配，孩子们继续长大。米勒设计的玩笑没有给出生育、自由或责任提供答案。它只把这些问题压进一份法律文件，迫使家庭、法院和公众认真执行了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