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殖民主義狗腿子，到結構主義狗腿子，是個好腿子。
編輯&作者：老壯
“我討厭旅行，我討厭探險。（但我他媽現在必須得把我這趟遇到的各種逼事寫出來......）”
1955年，後來被稱爲結構主義人類學祖師爺的法國青年克洛德·列維-施特勞斯(Claude Lévi-Strauss)出版了他的成名作《憂鬱的熱帶》。這是這本書的第一句話。
這位二十多歲、在巴黎拿了高薪並自命不凡的法國知識分子，在巴西內陸的溼熱泥地裏待了幾年之後，整個人都不太好了。
在出發去巴西之前，列維-施特勞斯腦子裏想的可能是:穿着漿洗得一絲不苟的獵裝，戴着優雅的軟木遮陽帽，在夕陽西下的亞馬遜河畔，和充滿異域風情的土著酋長一邊抽着旱菸一邊探討人性的本質。
但實際上他在幹啥呢？
實際情況是，他每天都在和幾萬只渴望吸乾他法國血液的黑色小咬(Borrachudos)作鬥爭。那些小咬無孔不入，衣服縫、襪子裏、甚至是睫毛根部都是它們的狂歡派對。
巴西熱帶雨林的空氣黏稠得像剛煮好的劣質漿糊，每吸一口氣都覺得肺裏在長黴。
因爲長期飲用帶有動物屍體腐爛臭味和泥沙的河水，列維-施特勞斯絕大多數時間都在瘋狂拉肚子,拉到整個人幾乎虛脫，只能躺在用樹皮編織的破吊牀上，聽着頭頂上怪鳥像潑婦罵街一樣的慘叫。
最尷尬的是，他和當地的卡都衛歐族(Caduveo)土著面面相覷——由於語言不通，他只能用幾個極其滑稽的手勢試圖向對方解釋:“我想了解你們的姻親制度和麪部紋身邏輯”，而對方看他的眼神，就像在看一個腦子在熱帶太陽底下曬壞了的、渾身散發着餿味的白傻子。
經歷了這一遭，列維施特勞斯徹底道心破碎，患上了熱帶PTSD，從此很少踏上過田野調查之路。
如果你也渴望探險，渴望一種“人類學家”的冒險生活，卻又擔心會跟這位一樣道心破碎的話，遊戲給了你一個很好的體驗機會——《奇妙探險隊》和《奇妙探險隊2》，堪稱19世紀古早人類學田野工作模擬器。
脆皮人類學家
如果你玩過《奇妙探險隊》系列，你一定會覺得這個遊戲的製作組肯定是拿了什麼人類學hater的黑錢，或者乾脆就是某個延畢了十年的博士做出來的。因爲它實在是太真實、太冒犯、也太硬核了。
遊戲裏，你扮演一位19世紀末的探險家——你可以選擇愛因斯坦、達爾文、或者直接選那個戴着單片眼鏡、走路自帶BGM的“人類學家”職業。
在第一部裏，你的終極目標，是帶着一隊由翻譯、挑夫、水手、狗甚至是罪犯組成的“草臺班子”，在充滿未知的格子地圖上，搶在你的競爭對手(通常是其他傲慢的歐洲學者)之前，把地圖探完，並帶着戰利品回到倫敦的皇家學會換取“聲望值”，並販賣撿到的古董賺取下一次旅行的路費。
在第二部裏，你需要被“金主大大”包養，你接受委託外出冒險，他們則爲你提供最新的探險器材。你需要揭開一個古老科技的終極奧義，順便給法國的世博會擴充展品庫存。
兩部《奇妙冒險隊》遊戲的核心機制簡直是復刻了人類學家鼻祖們的工作日常：
遊戲的核心玩法是消耗“San值”在陌生的原始地區旅行，San值歸0，便會有異常而且致命的事故發生，直到團隊的最後一個人死亡——把你扔進一個完全沒有Wifi、沒有抽水馬桶、每天只能喫油炸毛毛蟲的異文化環境裏，你和你的團隊夥伴們，每天都將在崩潰的邊緣徘徊。
挑夫可能會突然患上妄想症，覺得水手要偷他的內褲；翻譯可能會在深夜發瘋，把所有的口糧和水全倒進火堆裏；甚至連你的獵犬都會開始用一種充滿智慧的哲學眼神盯着你，考慮把你當作下一頓的午餐。
人類學家在異文化裏需要謹慎處理的“研究倫理”也被兩部遊戲量化爲了與當地土著的“關係值”。
你住進村莊、跟原住民交易、給酋長送點歐洲亮晶晶的工業垃圾，關係值會漲；但如果你的隊友裏有個“種族主義者”或者“盜竊狂”，他在村裏偷喝了聖水，或者你在附近的聖山上埋了炸藥準備開路，原住民會傾巢而出——圍攻你們，保衛家園。
在這兩部遊戲中，人類學家都是初始自帶的角色。
如果你選了“人類學家”或者點了相關天賦，你可以在土著村莊裏選擇“研究原住民”。這需要你和村民同喫同住，消耗你寶貴的時間和乾糧。幾天後，你會獲得一份“人類學研究報告”。
當你回到倫敦，那些坐在壁爐旁、喝着紅茶的皇家學會老頭子們會爲之瘋狂，給你打出極高的聲望評分。
這就是早期“搖椅人類學”的真實寫照:前方的學者用命換數據，後方的貴族用錢買異國情調。
然而，“體面地做學問”往往會讓你死得很快。
如果你堅持當個白璧無瑕的人道主義者，不殺生、不搶掠、不碰任何神廟，你大概率會彈盡糧絕死在半路上。
相反，最有效率的通關姿勢，往往是帶足炸藥和散彈槍，走到哪裏炸到哪裏，把人家的祖墳(神廟)挖個精光，拿着黃金神像一路狂奔。
哪怕因爲你拿走了神像，導致整張地圖開始地震、火山爆發、地面塌陷，只要你能活着把黃金運回倫敦，你就是大英帝國的學術之光。
《奇妙探險隊2》的“銅臭味”更加直給：故事背景設定在巴黎世博會上，你作爲一個人類學家（可初始選擇的角色）受僱於幾個財團組織，他們出錢你出力，把天南海北的稀奇寶貝“偷”回來，在世博會上展示自己國家/組織的強大。
這，就直接把我們帶進了人類學那段極度不體面、甚至是骯髒的歷史。
骯髒的學科
說起西方列強分贓、殖民掠奪、瓜分世界的往事，大家都知道堅船利炮和東印度公司，但很少有人意識到，人類學在誕生之初，其實是殖民帝國最精密的“軟實力武器”和“思想帶路黨”。
19世紀，大英帝國和法蘭西殖民帝國在非洲和亞洲攻城略地。但很快，殖民總督們發現了一個頭疼的問題：槍炮能把原住民打服，但不能讓他們乖乖交稅，也不能讓他們老老實實去橡膠林和金礦裏當苦力。
每一個部落都有自己莫名其妙的圖騰信仰、有繞到讓人頭暈的親屬關係，還有各種外人聽不懂的方言。一旦管理不當，就會爆發大規模的起義，帝國的維穩成本高得嚇人。
這時候，帝國需要一種特殊的“偵察兵”——他們不會武裝到牙齒，而是帶着筆記本和鉛筆，深入那些軍隊都不敢輕易進去的叢林。他們和原住民住在一起，記錄他們的神話、整理他們的繼承順序、搞清楚他們爲什麼崇拜某棵樹。
英國社會人類學的奠基人之一埃文斯-普里查德，在二戰期間就曾受英國殖民政府大筆資金資助，深入蘇丹的努爾人部落進行研究。其真實目的根本不是什麼“爲了人類知識的進步”，而是幫殖民政府搞清楚:
這幫骨骼驚奇的努爾人爲什麼老是跟英國政府對着幹?
我們怎麼利用他們內部的矛盾來“以夷制夷”?
在那個荒誕的時代，人類學家就是學術長袍下的帝國耳目。他們的研究報告，就是殖民政府最有效的“統治白皮書”。
與之伴隨而生的，是體質人類學這個分支學科。
那時的人類學家對“測量”有着一種近乎變態的執念。他們從世界各地偷掘原住民的墓地，收集了成千上萬具骷髏和頭骨，然後在實驗室裏用精密卡尺測量頭骨的容積、面角、額頭傾斜度。
他們通過一堆看似極其科學、實則漏洞百出的數據，拼湊出了一套“單線進化論”：人類是從野蠻向文明單線進化的，而進化程度的硬指標就是腦容量。
在這個精心設計的金字塔裏，白人男性(尤其是英法德的教授們)毫無懸念地站在最頂端，而黑人和澳洲土著則被定義爲“未進化完全的類人猿”或者“心智停留在兒童階段的種族”。
這套“科學種族主義”爲殖民掠奪提供了最完美的道德擋箭牌：既然你們是尚未開化的“兒童種族”，那大英帝國佔領你們的土地、搶奪你們的資源，就不是侵略，而是高尚的“白人的負擔”——我們在搞慈善，我們在幫你們進化啊!
爲了向歐洲市民展示這種“學術成果”，19世紀末的巴黎、倫敦和紐約世博會上，人類學機構甚至和殖民政府合作，舉辦了駭人聽聞的“人類動物園”。
他們把非洲俾格米人、美洲印第安人關在木柵欄裏，讓他們在模擬的泥草棚裏生活。穿着華麗絲綢、戴着禮帽的歐洲紳士和淑女們圍在柵欄外面，像看猴子一樣點評他們的膚色和體態。
這，就是人類學早期的“高光時刻”。
然而，正如《奇妙探險隊》裏還原的那樣，早期人類學家雖然幹着殖民幫兇的活，但他們自己付出的代價也是實打實的慘烈。
當時的田野調查，死亡率高得像是在玩俄羅斯輪盤賭。
西非在當時被稱爲“白人的墳墓”，瘧疾、黃熱病、霍亂、昏睡病橫行。在那個沒有青蒿素、沒有抗生素的年代，一場小小的感冒或者蚊蟲叮咬，就能讓一個名牌大學畢業的年輕學者在三天內變成一具冰冷的屍體。
許多人剛滿懷憧憬地跨上非洲的海岸，筆記本還沒寫滿三頁，就已經在熱帶的腐殖土裏入土爲安了。
當時的“調查小隊”也如同遊戲裏描繪的一樣，一羣爲了“搶奪”殖民處女地利益的人湊到一起，如同遊戲中炸燬山脈一樣，他們的行爲也徹底改變、甚至破壞了那些珍貴的文明。
天真的人類學家
看到這裏，你可能會想:這門學科這麼骯髒、這麼危險，爲什麼還沒被歷史淘汰?
因爲有人開始反思了，比如我們開頭提到的那個法國脆皮學術小弱雞，列維施特勞斯。
二十世紀中葉，他踏上了美洲的土地——除了那些記錄在《憂鬱的熱帶》裏的崩潰日常，當他在南美洲的密林裏和那些被歐洲人稱爲“無歷史、無理性、無文化”的波洛洛人、南比誇拉人生活在一起時，他被深深地震撼了。
他發現，這些連衣服都不穿的“野蠻人”，居然擁有複雜程度堪比《拿破崙法典》的姻親與社會分類制度。他們的神話體系邏輯嚴密、結構精妙，在智力層面上，和巴黎塞納河畔那些自詡高雅的哲學家沒有任何區別。
列維-施特勞斯通過這些觀察，向整個西方世界甩出了一記響亮的耳光：世界上沒有高低貴賤的文明，只有不同的結構。
每一個看似荒誕的土著巫術，都是人類心靈在特定環境下做出的極其合理且智慧的組織。西方的“理性”和“科學”，並不比原住民的“野性思維”更高級，它們只是對世界的不同解釋方式而已。
人類學，這個曾經被用來爲殖民擴張提供理論依據的工具，變成了解構西方中心主義、反思現代性病竈、批判殖民罪行的最強武器。
人類學家們慢慢開始研究一切與人類有關的事——食物、性、語言、衣着、愛與恨、潔淨與危險，記錄下更多邊緣的、不爲人知的文化與社會形態。
然而，人類學家往往是天真而貧窮的，他們經常讓自己陷入某些危險、尷尬、卻似有深意的境地，享受其中無法自拔。
項飆在上世紀90年代還是北大國政系學生時，孤身一人扎進北京大紅門一帶的“浙江村”做田野，跟服裝店老闆、攤販通喫同住，以爲自己已經跟他們打成一片。
結果後來才知道，工人們都私下笑話他——幹活慢、賬算錯、衣服都能穿反——願意留着他，是感覺他好笑，照顧他是一種消遣。
當年還是芝加哥大學博士生的素德·文卡特斯，直接去黑幫聚集點問：你們覺得成爲黑人且貧窮，是什麼感覺？
對方一頭霧水、大感冒犯，以爲他是警察的線人，想直接把他幹掉。後來覺得他太書呆子了，才讓他活着出來——這也讓他與黑幫老大不打不相識，最後寫出了《黑幫老大的一天》。
在19世紀，你可以像《奇妙探險隊》裏的貴族一樣，拿着皇家學會、國家地理協會的鉅額贊助，買牲畜僱團隊，前呼後擁地出發。
而在今天，想要成爲一個人類學家的思路也跟之前差不多——需要申請各種各樣的項目，說服那些掌握資源的人或者機構：遠方很有趣，給我點錢吧，我想去看看。
然後把自己丟到跟《奇妙探險隊》裏差不多的場景中去——鋼筋水泥的叢林，陌生的人羣，充斥着不信任的訪談對象，隨時發生的危機和疾病，以及貧窮到需要精打細算的物質支持。
結語
在今天這個AI狂飆突進、考公考研捲到飛起、人人都恨不得畢業就進大廠拿百萬年薪的時代，選擇人類學，在物質層面上，幾乎等同於自願選擇了一條“精神極度富足，錢包極其清貧”的道路。
你可能一輩子都買不起一線城市的學區房。當你的同齡人在討論期權和年終獎的時候，你可能正蹲在某個村口廁所，旁邊是一隻等着喫熱乎屎的、眼神裏有狂熱期待的狗。
不過，列維-施特勞斯對人類文明做出了一個極其冷酷、卻又宏大至極的判斷。
他說：“世界開始於沒有人類的時代，也將結束於沒有人類的時代。我將要用一生的牛命加以描述，設法要了解的人類制度、道德和習俗，只不過是一閃即逝的光輝花朵，對整個世界而言，這些光輝花朵不具任何意義，如果有意義的話，也只不過是整個世界生滅的過程中允許人類扮演人類所扮演的那份角色罷了。”
在他眼裏，人類文明不過是宇宙在走向熱寂和熵增的過程中，一朵微弱、短暫、且註定會熄滅的火花。
但正是這種極端的客觀和悲觀，反而孕育出了一種人類學獨有的、近乎神性的悲憫和浪漫:
既然我們只是浩瀚宇宙中轉瞬即逝的一粒塵埃，既然我們所有的文明成果終將歸於死寂，那麼，我們在此時此刻，去跨越語言和膚色的鴻溝，去理解另一個與我們完全不同的“他者”，去傾聽那些在主流歷史敘事中失聲、被遺忘的邊緣人的故事，去證明全人類在苦難與歡笑面前的平等。
是人類學家需要做的事。
奈吉爾巴利在他《天真的人類學家》裏寫：
結束旅行總會帶來哀傷與時光飛逝感。
你因自己毫髮無傷重返一個安全、可預期、黑色毛毛蟲瘟疫不會推翻宇宙時間表的世界而如釋重負。
諸此種種，都讓你以全新眼光審視自己，或許如此，人類學到頭來終究是個自私的學科。
多瓦悠人的解釋總是繞圈子打轉。
我問：“你爲啥這麼做?”
“因爲它是好的。”
“爲什麼它是好的?”
“因爲祖先要我們這麼做。”
我狡猾問道：“祖先爲什麼要你這麼做?”
“因爲它是好的。”
我永遠打不敗這些祖先——他們一切解釋的起始與結束。
多瓦悠人喜歡用慣例說法，令我困惑不已。
我問：“誰是慶典的主辦人?”
“那個頭戴豪豬毛的男人。”
我沒看到頭戴豪豬毛的人。”
“他今天沒戴。”
以上，如果你看到這裏的時候，還是想成爲一個貧窮、倒黴、情商低、書生氣、身體也不好了、還大概率找不到工作的脆皮人類的話——可以考慮做個人類學家了，祝福你，我的朋友。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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