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殖民主义狗腿子，到结构主义狗腿子，是个好腿子。
编辑&作者：老壮
“我讨厌旅行，我讨厌探险。（但我他妈现在必须得把我这趟遇到的各种逼事写出来......）”
1955年，后来被称为结构主义人类学祖师爷的法国青年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出版了他的成名作《忧郁的热带》。这是这本书的第一句话。
这位二十多岁、在巴黎拿了高薪并自命不凡的法国知识分子，在巴西内陆的湿热泥地里待了几年之后，整个人都不太好了。
在出发去巴西之前，列维-施特劳斯脑子里想的可能是:穿着浆洗得一丝不苟的猎装，戴着优雅的软木遮阳帽，在夕阳西下的亚马逊河畔，和充满异域风情的土著酋长一边抽着旱烟一边探讨人性的本质。
但实际上他在干啥呢？
实际情况是，他每天都在和几万只渴望吸干他法国血液的黑色小咬(Borrachudos)作斗争。那些小咬无孔不入，衣服缝、袜子里、甚至是睫毛根部都是它们的狂欢派对。
巴西热带雨林的空气黏稠得像刚煮好的劣质浆糊，每吸一口气都觉得肺里在长霉。
因为长期饮用带有动物尸体腐烂臭味和泥沙的河水，列维-施特劳斯绝大多数时间都在疯狂拉肚子,拉到整个人几乎虚脱，只能躺在用树皮编织的破吊床上，听着头顶上怪鸟像泼妇骂街一样的惨叫。
最尴尬的是，他和当地的卡都卫欧族(Caduveo)土著面面相觑——由于语言不通，他只能用几个极其滑稽的手势试图向对方解释:“我想了解你们的姻亲制度和面部纹身逻辑”，而对方看他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脑子在热带太阳底下晒坏了的、浑身散发着馊味的白傻子。
经历了这一遭，列维施特劳斯彻底道心破碎，患上了热带PTSD，从此很少踏上过田野调查之路。
如果你也渴望探险，渴望一种“人类学家”的冒险生活，却又担心会跟这位一样道心破碎的话，游戏给了你一个很好的体验机会——《奇妙探险队》和《奇妙探险队2》，堪称19世纪古早人类学田野工作模拟器。
脆皮人类学家
如果你玩过《奇妙探险队》系列，你一定会觉得这个游戏的制作组肯定是拿了什么人类学hater的黑钱，或者干脆就是某个延毕了十年的博士做出来的。因为它实在是太真实、太冒犯、也太硬核了。
游戏里，你扮演一位19世纪末的探险家——你可以选择爱因斯坦、达尔文、或者直接选那个戴着单片眼镜、走路自带BGM的“人类学家”职业。
在第一部里，你的终极目标，是带着一队由翻译、挑夫、水手、狗甚至是罪犯组成的“草台班子”，在充满未知的格子地图上，抢在你的竞争对手(通常是其他傲慢的欧洲学者)之前，把地图探完，并带着战利品回到伦敦的皇家学会换取“声望值”，并贩卖捡到的古董赚取下一次旅行的路费。
在第二部里，你需要被“金主大大”包养，你接受委托外出冒险，他们则为你提供最新的探险器材。你需要揭开一个古老科技的终极奥义，顺便给法国的世博会扩充展品库存。
两部《奇妙冒险队》游戏的核心机制简直是复刻了人类学家鼻祖们的工作日常：
游戏的核心玩法是消耗“San值”在陌生的原始地区旅行，San值归0，便会有异常而且致命的事故发生，直到团队的最后一个人死亡——把你扔进一个完全没有Wifi、没有抽水马桶、每天只能吃油炸毛毛虫的异文化环境里，你和你的团队伙伴们，每天都将在崩溃的边缘徘徊。
挑夫可能会突然患上妄想症，觉得水手要偷他的内裤；翻译可能会在深夜发疯，把所有的口粮和水全倒进火堆里；甚至连你的猎犬都会开始用一种充满智慧的哲学眼神盯着你，考虑把你当作下一顿的午餐。
人类学家在异文化里需要谨慎处理的“研究伦理”也被两部游戏量化为了与当地土著的“关系值”。
你住进村庄、跟原住民交易、给酋长送点欧洲亮晶晶的工业垃圾，关系值会涨；但如果你的队友里有个“种族主义者”或者“盗窃狂”，他在村里偷喝了圣水，或者你在附近的圣山上埋了炸药准备开路，原住民会倾巢而出——围攻你们，保卫家园。
在这两部游戏中，人类学家都是初始自带的角色。
如果你选了“人类学家”或者点了相关天赋，你可以在土著村庄里选择“研究原住民”。这需要你和村民同吃同住，消耗你宝贵的时间和干粮。几天后，你会获得一份“人类学研究报告”。
当你回到伦敦，那些坐在壁炉旁、喝着红茶的皇家学会老头子们会为之疯狂，给你打出极高的声望评分。
这就是早期“摇椅人类学”的真实写照:前方的学者用命换数据，后方的贵族用钱买异国情调。
然而，“体面地做学问”往往会让你死得很快。
如果你坚持当个白璧无瑕的人道主义者，不杀生、不抢掠、不碰任何神庙，你大概率会弹尽粮绝死在半路上。
相反，最有效率的通关姿势，往往是带足炸药和散弹枪，走到哪里炸到哪里，把人家的祖坟(神庙)挖个精光，拿着黄金神像一路狂奔。
哪怕因为你拿走了神像，导致整张地图开始地震、火山爆发、地面塌陷，只要你能活着把黄金运回伦敦，你就是大英帝国的学术之光。
《奇妙探险队2》的“铜臭味”更加直给：故事背景设定在巴黎世博会上，你作为一个人类学家（可初始选择的角色）受雇于几个财团组织，他们出钱你出力，把天南海北的稀奇宝贝“偷”回来，在世博会上展示自己国家/组织的强大。
这，就直接把我们带进了人类学那段极度不体面、甚至是肮脏的历史。
肮脏的学科
说起西方列强分赃、殖民掠夺、瓜分世界的往事，大家都知道坚船利炮和东印度公司，但很少有人意识到，人类学在诞生之初，其实是殖民帝国最精密的“软实力武器”和“思想带路党”。
19世纪，大英帝国和法兰西殖民帝国在非洲和亚洲攻城略地。但很快，殖民总督们发现了一个头疼的问题：枪炮能把原住民打服，但不能让他们乖乖交税，也不能让他们老老实实去橡胶林和金矿里当苦力。
每一个部落都有自己莫名其妙的图腾信仰、有绕到让人头晕的亲属关系，还有各种外人听不懂的方言。一旦管理不当，就会爆发大规模的起义，帝国的维稳成本高得吓人。
这时候，帝国需要一种特殊的“侦察兵”——他们不会武装到牙齿，而是带着笔记本和铅笔，深入那些军队都不敢轻易进去的丛林。他们和原住民住在一起，记录他们的神话、整理他们的继承顺序、搞清楚他们为什么崇拜某棵树。
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埃文斯-普里查德，在二战期间就曾受英国殖民政府大笔资金资助，深入苏丹的努尔人部落进行研究。其真实目的根本不是什么“为了人类知识的进步”，而是帮殖民政府搞清楚:
这帮骨骼惊奇的努尔人为什么老是跟英国政府对着干?
我们怎么利用他们内部的矛盾来“以夷制夷”?
在那个荒诞的时代，人类学家就是学术长袍下的帝国耳目。他们的研究报告，就是殖民政府最有效的“统治白皮书”。
与之伴随而生的，是体质人类学这个分支学科。
那时的人类学家对“测量”有着一种近乎变态的执念。他们从世界各地偷掘原住民的墓地，收集了成千上万具骷髅和头骨，然后在实验室里用精密卡尺测量头骨的容积、面角、额头倾斜度。
他们通过一堆看似极其科学、实则漏洞百出的数据，拼凑出了一套“单线进化论”：人类是从野蛮向文明单线进化的，而进化程度的硬指标就是脑容量。
在这个精心设计的金字塔里，白人男性(尤其是英法德的教授们)毫无悬念地站在最顶端，而黑人和澳洲土著则被定义为“未进化完全的类人猿”或者“心智停留在儿童阶段的种族”。
这套“科学种族主义”为殖民掠夺提供了最完美的道德挡箭牌：既然你们是尚未开化的“儿童种族”，那大英帝国占领你们的土地、抢夺你们的资源，就不是侵略，而是高尚的“白人的负担”——我们在搞慈善，我们在帮你们进化啊!
为了向欧洲市民展示这种“学术成果”，19世纪末的巴黎、伦敦和纽约世博会上，人类学机构甚至和殖民政府合作，举办了骇人听闻的“人类动物园”。
他们把非洲俾格米人、美洲印第安人关在木栅栏里，让他们在模拟的泥草棚里生活。穿着华丽丝绸、戴着礼帽的欧洲绅士和淑女们围在栅栏外面，像看猴子一样点评他们的肤色和体态。
这，就是人类学早期的“高光时刻”。
然而，正如《奇妙探险队》里还原的那样，早期人类学家虽然干着殖民帮凶的活，但他们自己付出的代价也是实打实的惨烈。
当时的田野调查，死亡率高得像是在玩俄罗斯轮盘赌。
西非在当时被称为“白人的坟墓”，疟疾、黄热病、霍乱、昏睡病横行。在那个没有青蒿素、没有抗生素的年代，一场小小的感冒或者蚊虫叮咬，就能让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年轻学者在三天内变成一具冰冷的尸体。
许多人刚满怀憧憬地跨上非洲的海岸，笔记本还没写满三页，就已经在热带的腐殖土里入土为安了。
当时的“调查小队”也如同游戏里描绘的一样，一群为了“抢夺”殖民处女地利益的人凑到一起，如同游戏中炸毁山脉一样，他们的行为也彻底改变、甚至破坏了那些珍贵的文明。
天真的人类学家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想:这门学科这么肮脏、这么危险，为什么还没被历史淘汰?
因为有人开始反思了，比如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个法国脆皮学术小弱鸡，列维施特劳斯。
二十世纪中叶，他踏上了美洲的土地——除了那些记录在《忧郁的热带》里的崩溃日常，当他在南美洲的密林里和那些被欧洲人称为“无历史、无理性、无文化”的波洛洛人、南比夸拉人生活在一起时，他被深深地震撼了。
他发现，这些连衣服都不穿的“野蛮人”，居然拥有复杂程度堪比《拿破仑法典》的姻亲与社会分类制度。他们的神话体系逻辑严密、结构精妙，在智力层面上，和巴黎塞纳河畔那些自诩高雅的哲学家没有任何区别。
列维-施特劳斯通过这些观察，向整个西方世界甩出了一记响亮的耳光：世界上没有高低贵贱的文明，只有不同的结构。
每一个看似荒诞的土著巫术，都是人类心灵在特定环境下做出的极其合理且智慧的组织。西方的“理性”和“科学”，并不比原住民的“野性思维”更高级，它们只是对世界的不同解释方式而已。
人类学，这个曾经被用来为殖民扩张提供理论依据的工具，变成了解构西方中心主义、反思现代性病灶、批判殖民罪行的最强武器。
人类学家们慢慢开始研究一切与人类有关的事——食物、性、语言、衣着、爱与恨、洁净与危险，记录下更多边缘的、不为人知的文化与社会形态。
然而，人类学家往往是天真而贫穷的，他们经常让自己陷入某些危险、尴尬、却似有深意的境地，享受其中无法自拔。
项飙在上世纪90年代还是北大国政系学生时，孤身一人扎进北京大红门一带的“浙江村”做田野，跟服装店老板、摊贩通吃同住，以为自己已经跟他们打成一片。
结果后来才知道，工人们都私下笑话他——干活慢、账算错、衣服都能穿反——愿意留着他，是感觉他好笑，照顾他是一种消遣。
当年还是芝加哥大学博士生的素德·文卡特斯，直接去黑帮聚集点问：你们觉得成为黑人且贫穷，是什么感觉？
对方一头雾水、大感冒犯，以为他是警察的线人，想直接把他干掉。后来觉得他太书呆子了，才让他活着出来——这也让他与黑帮老大不打不相识，最后写出了《黑帮老大的一天》。
在19世纪，你可以像《奇妙探险队》里的贵族一样，拿着皇家学会、国家地理协会的巨额赞助，买牲畜雇团队，前呼后拥地出发。
而在今天，想要成为一个人类学家的思路也跟之前差不多——需要申请各种各样的项目，说服那些掌握资源的人或者机构：远方很有趣，给我点钱吧，我想去看看。
然后把自己丢到跟《奇妙探险队》里差不多的场景中去——钢筋水泥的丛林，陌生的人群，充斥着不信任的访谈对象，随时发生的危机和疾病，以及贫穷到需要精打细算的物质支持。
结语
在今天这个AI狂飙突进、考公考研卷到飞起、人人都恨不得毕业就进大厂拿百万年薪的时代，选择人类学，在物质层面上，几乎等同于自愿选择了一条“精神极度富足，钱包极其清贫”的道路。
你可能一辈子都买不起一线城市的学区房。当你的同龄人在讨论期权和年终奖的时候，你可能正蹲在某个村口厕所，旁边是一只等着吃热乎屎的、眼神里有狂热期待的狗。
不过，列维-施特劳斯对人类文明做出了一个极其冷酷、却又宏大至极的判断。
他说：“世界开始于没有人类的时代，也将结束于没有人类的时代。我将要用一生的牛命加以描述，设法要了解的人类制度、道德和习俗，只不过是一闪即逝的光辉花朵，对整个世界而言，这些光辉花朵不具任何意义，如果有意义的话，也只不过是整个世界生灭的过程中允许人类扮演人类所扮演的那份角色罢了。”
在他眼里，人类文明不过是宇宙在走向热寂和熵增的过程中，一朵微弱、短暂、且注定会熄灭的火花。
但正是这种极端的客观和悲观，反而孕育出了一种人类学独有的、近乎神性的悲悯和浪漫:
既然我们只是浩瀚宇宙中转瞬即逝的一粒尘埃，既然我们所有的文明成果终将归于死寂，那么，我们在此时此刻，去跨越语言和肤色的鸿沟，去理解另一个与我们完全不同的“他者”，去倾听那些在主流历史叙事中失声、被遗忘的边缘人的故事，去证明全人类在苦难与欢笑面前的平等。
是人类学家需要做的事。
奈吉尔巴利在他《天真的人类学家》里写：
结束旅行总会带来哀伤与时光飞逝感。
你因自己毫发无伤重返一个安全、可预期、黑色毛毛虫瘟疫不会推翻宇宙时间表的世界而如释重负。
诸此种种，都让你以全新眼光审视自己，或许如此，人类学到头来终究是个自私的学科。
多瓦悠人的解释总是绕圈子打转。
我问：“你为啥这么做?”
“因为它是好的。”
“为什么它是好的?”
“因为祖先要我们这么做。”
我狡猾问道：“祖先为什么要你这么做?”
“因为它是好的。”
我永远打不败这些祖先——他们一切解释的起始与结束。
多瓦悠人喜欢用惯例说法，令我困惑不已。
我问：“谁是庆典的主办人?”
“那个头戴豪猪毛的男人。”
我没看到头戴豪猪毛的人。”
“他今天没戴。”
以上，如果你看到这里的时候，还是想成为一个贫穷、倒霉、情商低、书生气、身体也不好了、还大概率找不到工作的脆皮人类的话——可以考虑做个人类学家了，祝福你，我的朋友。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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