柿子樹下

太姥爺走後，太姥姥便一個人住了。

大約是一八年，家裏忽遭變故。父母原本在廠裏做活，那一年環保查得緊，廠子停業整頓，他們便失了生計。四處尋新工作，偏逢那時處處都在治理，廠子關了一片。好不容易尋到一處，附近卻沒有學校，怕耽誤我上學，只得作罷。

歇了幾個月，父母爲我計長遠，終未找到合意的工作，最後決定送我回老家。

我便住進了外婆家。

外婆待我是極好的，只是她與舅媽常生矛盾，我那時年歲小，不知爲何自己總成了那根導火索。舅媽待我也不差，可我夾在中間，左右都是溫厚的人，卻攪在一片說不清的暗渦裏。每逢她們爭執，我便悄悄溜去**太姥姥家。

太姥姥家就在旁邊，她待我極好，有什麼好喫的，總給我和妹妹留着。太姥爺走後，許多房間空了出來，堆着些雜物。我在二樓有兩個房間：一間臥室，一間書房——其實所謂書房，不過一桌一沙發罷了。

後來入了冬，下了雪。樓梯露在外面，鋪的瓷磚結了冰，滑得很。外婆怕我摔着，便讓我搬過去住。外婆家人多，條件自然不如太姥姥那兒清靜寬敞。我那時懵懂，也不覺得什麼，便搬了。

起初是將客廳的沙發拼成牀讓我睡；後來又讓我搬到舅舅他們房間**——其實只隔着一層薄薄的木板。舅舅舅媽是新婚，我住在那兒，總有諸多不便。於是又挪到廂房。

廂房原是堆雜物的。燈是壞的，白天走進去，也能撞見一片沉甸甸的昏暗。農村的雜物，無非是些糧食秸稈。

屋裏堆着土豆，散發着一股生土與澱粉混合的、涼森森的氣味。閣樓上塞滿秸稈，時不時掉下些碎屑來。還有白額高腳蛛在梁間爬，我倒喜歡蜘蛛這類爬蟲，覺得那從容的模樣比大人的臉色好看得多。

只是不明白，爲何要這樣搬來搬去，只覺得在太姥姥家的二樓自在。

我本就在外婆家喫住，想着每晚還回太姥姥家二樓睡，也確實麻煩，便安心在這廂房住下了。直到母親回來看我。

母親一見我住的地方，怔了怔，什麼也沒說，只轉過身去，肩膀微微地抖。我瞧見她的側臉，有淚痕亮晶晶地劃過。她哭了。

我不知道母親爲什麼要哭。

父親倒是平靜，只說母親小題大做，鄉下孩子，哪有那麼金貴。母親叮囑我，以後晚上還是回太姥姥家二樓去住。我從小貪睡，又迷上了小人書，常賴牀到近午。母親不知從哪兒聽說，其實我也常幫着幹活，挑水，餵雞，掃院子。

我想不通，外婆從不曾說我懶。我情感一向遲鈍，便也沒細想，只應下母親的交代：勤快些，多幫長輩幹活，莫要熬夜看那些閒書。

說實話，她當時許多交代，如今已記不真切。只記得那次她給我帶了我那時最愛的《淘氣包馬小跳》和《拇指班長》。書的封面嶄新，在昏暗的屋裏顯得格外明亮。

日子照常過。我依舊常像一株尋找陽光的植物，本能地傾向太姥姥的家。陪她說說話，在火塘邊烤烤火，或是搬個板凳，一同在屋檐下曬太陽。那時我已住校，每週五放學回來，總是先奔太姥姥家。

太姥姥愛喫柿子。家裏還養了一隻很肥的狸花貓，年紀彷彿和我差不多大——或許比我還大些。我也愛喫柿子，但喜歡硬的；太姥姥便總買硬的，留到我放學回來給我，那些放軟了的，她自己喫。

太姥姥門前有個水龍頭，是老式的那種，要插進鐵鑰匙才能擰開。水龍頭底下擱着一個石磨盤，只有下半截，孤零零的，和我在書上看到的一樣。我總愛去擰水龍頭玩，聽水嘩嘩地衝在磨盤上，濺起一片涼絲絲的水花。太姥姥總要說我幾句，呵斥聲裏卻聽不出多少怒氣。那時我不知道，自來水是要收錢的。

水龍頭左邊是一叢灌木，右邊也是一從灌木，我都不認得。它們會結一種石榴籽般卻小小的紅果子。我常摘下來，一顆顆扔着玩，能消磨大半天的光陰。

後來我升了初中，父母在村裏的新房也建得差不多了。他們回來做簡單裝修，我便有了自己的家。父母本想再次出門務工，卻遇上疫情。好不容易尋到新工作，父親卻不願好好做——聽一位舅舅說，別人上工，父親就在宿舍睡覺。那是母親託人找的工作，工錢不低，只要男的，但費力。父親明明答應讓母親安心在家照顧我和妹妹，卻食言了。

我想，我的懶，大概是隨了他。畢竟除了眉眼像母親，我與他如出一轍。

母親積壓多年的怨氣，終於在那時爆發。我才知道，她默默忍下了多少委屈。母親借了些錢，給我買了智能手機，用於聯繫和上網課，便獨自出門去了。父親賭氣，去了另一個地方。

我和妹妹，像兩隻被突然留在新巢裏的幼鳥，開始自己學着撲騰。

母親定期打來生活費。父親不出所料地，偶爾會回來，回來時，總是那副樣子，形容憔悴，眼裏佈滿血絲，像是心裏燒着一把無處傾瀉的火。他常在半夜，闖進我房間，將我吵醒，逼我聯繫母親，哄她回家。常半夜他回來時總伴隨着摩托的轟鳴，那轟鳴聲撕裂了鄉村的寧靜，也成了我此後許多年裏驚醒的夢魘。

相處日久，我漸漸看清，他確實是個混賬。有時，他會一把搶過我的手機，瞪着眼，一行行翻看我和母親的聊天記錄。然後，模仿着我的口吻，給母親發去消息。那字句，看着像是我寫的，卻透着一股讓我脊背發涼的陌生。

他不是書裏寫的那種深情的,病態的可憐人，他只是一個被失敗與怒氣蒸透了的、失了魂的空殼。一個怪物，一個被失意與懶惰蝕空了內裏、披着父親皺巴巴的皮囊。

他不再是我的父親。

日子還得過。我返校比妹妹早，她還在讀小學。每個週末，我要先送妹妹去外婆家，再乘車去鎮上的初中。等車的間隙，我便陪太姥姥說些話，說些學校裏的閒話。週五回來，再接妹妹回家，重複這個過程。

漸漸地，“家”那個空蕩蕩的新房子，越來越不想回去。我待在太姥姥那裏的時間，越來越長。

疫情停課那段日子，我迷上了手機。小小的屏幕，似乎能吸走所有的光陰和注意力。成績便如斷了線的風箏，直往下墜。我也總低着頭，脖子彎成一道弓。太姥姥看見了，便會走過來，不輕不重地一巴掌拍在我的後背上。

“挺直嘍！年紀輕輕，背就駝了，以後那個姑娘看得上你。”

她有時會望着院外的山，半開玩笑半是嘆息：“我老嘍，怕是看不到我們乖孫結婚生仔咯。”我不愛聽這話，每次都急急打斷她，說些“您長命百歲”的笨拙安慰。

時間這匹布，看着還很綿長，卻不知哪一處經緯早已悄然脆薄。初三那年，它毫無徵兆地，從太姥姥身上裂開了。

她病了。平日裏散在各處的兒女，像被一陣大風突然吹回的葉子，聚攏到老屋。圍在窗前，我插不上手，也說不上話，像個誤入他人劇場的觀衆，侷促地站在邊緣，像個外人，只能遠遠的看着，卻依舊在那裏住了下來，守着。

像所有類似的故事不得不走向的結局一樣，太姥姥還是走了。

那天是週末，本是我返校的日子。我給老師打電話請假，老師不批——許是我措辭不妥，許是我性子本不討老師喜歡，又或許在老師看來，太姥姥不算“直系親屬”，這只是我想逃學的藉口。後來舅舅出面，電話那頭才傳來沉悶的一聲“嗯”。

葬禮的情形，我確實沒什麼清晰的感覺。心裏空茫茫的，像被一場大霧罩住了。許多細節都記不真了，只恍惚覺得，和當年太姥爺走時，情形差不多。人來人往，聲音嘈雜，香燭的氣味混雜着泥土味。太姥姥最後，葬在了太姥爺的旁邊，就在後山那條細瘦土路的盡頭，那個向陽的山坡上，面對着那片安靜的竹林。

時隔多年，我已不記恨什麼了，不管是那位老師，或是別的什麼，都淡了。

只是每年秋天，柿子又紅了，黃了，軟了。門前那個坐着挑揀柿子、總會把最硬最脆的留給我的老太太，不在了。

我路過那扇熟悉的老木門，還是會下意識伸手去擰那個鏽跡更重的水龍頭。再也沒有那一聲帶着寵溺的嗔怪，從堂屋裏追出來。

走路時，我依舊會不自覺地低頭。背上一片空落落的，再也等不到那隻溫暖、粗糙，能把我拍直、拍醒的手了。

山風穿過空蕩蕩的院落，吹過不再結果的老灌木，發出嗚嗚的聲響，像一種漫長而安靜的告別，吹過那孤零零的石磨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