柿子树下

太姥爷走后，太姥姥便一个人住了。

大约是一八年，家里忽遭变故。父母原本在厂里做活，那一年环保查得紧，厂子停业整顿，他们便失了生计。四处寻新工作，偏逢那时处处都在治理，厂子关了一片。好不容易寻到一处，附近却没有学校，怕耽误我上学，只得作罢。

歇了几个月，父母为我计长远，终未找到合意的工作，最后决定送我回老家。

我便住进了外婆家。

外婆待我是极好的，只是她与舅妈常生矛盾，我那时年岁小，不知为何自己总成了那根导火索。舅妈待我也不差，可我夹在中间，左右都是温厚的人，却搅在一片说不清的暗涡里。每逢她们争执，我便悄悄溜去**太姥姥家。

太姥姥家就在旁边，她待我极好，有什么好吃的，总给我和妹妹留着。太姥爷走后，许多房间空了出来，堆着些杂物。我在二楼有两个房间：一间卧室，一间书房——其实所谓书房，不过一桌一沙发罢了。

后来入了冬，下了雪。楼梯露在外面，铺的瓷砖结了冰，滑得很。外婆怕我摔着，便让我搬过去住。外婆家人多，条件自然不如太姥姥那儿清静宽敞。我那时懵懂，也不觉得什么，便搬了。

起初是将客厅的沙发拼成床让我睡；后来又让我搬到舅舅他们房间**——其实只隔着一层薄薄的木板。舅舅舅妈是新婚，我住在那儿，总有诸多不便。于是又挪到厢房。

厢房原是堆杂物的。灯是坏的，白天走进去，也能撞见一片沉甸甸的昏暗。农村的杂物，无非是些粮食秸秆。

屋里堆着土豆，散发着一股生土与淀粉混合的、凉森森的气味。阁楼上塞满秸秆，时不时掉下些碎屑来。还有白额高脚蛛在梁间爬，我倒喜欢蜘蛛这类爬虫，觉得那从容的模样比大人的脸色好看得多。

只是不明白，为何要这样搬来搬去，只觉得在太姥姥家的二楼自在。

我本就在外婆家吃住，想着每晚还回太姥姥家二楼睡，也确实麻烦，便安心在这厢房住下了。直到母亲回来看我。

母亲一见我住的地方，怔了怔，什么也没说，只转过身去，肩膀微微地抖。我瞧见她的侧脸，有泪痕亮晶晶地划过。她哭了。

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要哭。

父亲倒是平静，只说母亲小题大做，乡下孩子，哪有那么金贵。母亲叮嘱我，以后晚上还是回太姥姥家二楼去住。我从小贪睡，又迷上了小人书，常赖床到近午。母亲不知从哪儿听说，其实我也常帮着干活，挑水，喂鸡，扫院子。

我想不通，外婆从不曾说我懒。我情感一向迟钝，便也没细想，只应下母亲的交代：勤快些，多帮长辈干活，莫要熬夜看那些闲书。

说实话，她当时许多交代，如今已记不真切。只记得那次她给我带了我那时最爱的《淘气包马小跳》和《拇指班长》。书的封面崭新，在昏暗的屋里显得格外明亮。

日子照常过。我依旧常像一株寻找阳光的植物，本能地倾向太姥姥的家。陪她说说话，在火塘边烤烤火，或是搬个板凳，一同在屋檐下晒太阳。那时我已住校，每周五放学回来，总是先奔太姥姥家。

太姥姥爱吃柿子。家里还养了一只很肥的狸花猫，年纪仿佛和我差不多大——或许比我还大些。我也爱吃柿子，但喜欢硬的；太姥姥便总买硬的，留到我放学回来给我，那些放软了的，她自己吃。

太姥姥门前有个水龙头，是老式的那种，要插进铁钥匙才能拧开。水龙头底下搁着一个石磨盘，只有下半截，孤零零的，和我在书上看到的一样。我总爱去拧水龙头玩，听水哗哗地冲在磨盘上，溅起一片凉丝丝的水花。太姥姥总要说我几句，呵斥声里却听不出多少怒气。那时我不知道，自来水是要收钱的。

水龙头左边是一丛灌木，右边也是一从灌木，我都不认得。它们会结一种石榴籽般却小小的红果子。我常摘下来，一颗颗扔着玩，能消磨大半天的光阴。

后来我升了初中，父母在村里的新房也建得差不多了。他们回来做简单装修，我便有了自己的家。父母本想再次出门务工，却遇上疫情。好不容易寻到新工作，父亲却不愿好好做——听一位舅舅说，别人上工，父亲就在宿舍睡觉。那是母亲托人找的工作，工钱不低，只要男的，但费力。父亲明明答应让母亲安心在家照顾我和妹妹，却食言了。

我想，我的懒，大概是随了他。毕竟除了眉眼像母亲，我与他如出一辙。

母亲积压多年的怨气，终于在那时爆发。我才知道，她默默忍下了多少委屈。母亲借了些钱，给我买了智能手机，用于联系和上网课，便独自出门去了。父亲赌气，去了另一个地方。

我和妹妹，像两只被突然留在新巢里的幼鸟，开始自己学着扑腾。

母亲定期打来生活费。父亲不出所料地，偶尔会回来，回来时，总是那副样子，形容憔悴，眼里布满血丝，像是心里烧着一把无处倾泻的火。他常在半夜，闯进我房间，将我吵醒，逼我联系母亲，哄她回家。常半夜他回来时总伴随着摩托的轰鸣，那轰鸣声撕裂了乡村的宁静，也成了我此后许多年里惊醒的梦魇。

相处日久，我渐渐看清，他确实是个混账。有时，他会一把抢过我的手机，瞪着眼，一行行翻看我和母亲的聊天记录。然后，模仿着我的口吻，给母亲发去消息。那字句，看着像是我写的，却透着一股让我脊背发凉的陌生。

他不是书里写的那种深情的,病态的可怜人，他只是一个被失败与怒气蒸透了的、失了魂的空壳。一个怪物，一个被失意与懒惰蚀空了内里、披着父亲皱巴巴的皮囊。

他不再是我的父亲。

日子还得过。我返校比妹妹早，她还在读小学。每个周末，我要先送妹妹去外婆家，再乘车去镇上的初中。等车的间隙，我便陪太姥姥说些话，说些学校里的闲话。周五回来，再接妹妹回家，重复这个过程。

渐渐地，“家”那个空荡荡的新房子，越来越不想回去。我待在太姥姥那里的时间，越来越长。

疫情停课那段日子，我迷上了手机。小小的屏幕，似乎能吸走所有的光阴和注意力。成绩便如断了线的风筝，直往下坠。我也总低着头，脖子弯成一道弓。太姥姥看见了，便会走过来，不轻不重地一巴掌拍在我的后背上。

“挺直喽！年纪轻轻，背就驼了，以后那个姑娘看得上你。”

她有时会望着院外的山，半开玩笑半是叹息：“我老喽，怕是看不到我们乖孙结婚生仔咯。”我不爱听这话，每次都急急打断她，说些“您长命百岁”的笨拙安慰。

时间这匹布，看着还很绵长，却不知哪一处经纬早已悄然脆薄。初三那年，它毫无征兆地，从太姥姥身上裂开了。

她病了。平日里散在各处的儿女，像被一阵大风突然吹回的叶子，聚拢到老屋。围在窗前，我插不上手，也说不上话，像个误入他人剧场的观众，局促地站在边缘，像个外人，只能远远的看着，却依旧在那里住了下来，守着。

像所有类似的故事不得不走向的结局一样，太姥姥还是走了。

那天是周末，本是我返校的日子。我给老师打电话请假，老师不批——许是我措辞不妥，许是我性子本不讨老师喜欢，又或许在老师看来，太姥姥不算“直系亲属”，这只是我想逃学的借口。后来舅舅出面，电话那头才传来沉闷的一声“嗯”。

葬礼的情形，我确实没什么清晰的感觉。心里空茫茫的，像被一场大雾罩住了。许多细节都记不真了，只恍惚觉得，和当年太姥爷走时，情形差不多。人来人往，声音嘈杂，香烛的气味混杂着泥土味。太姥姥最后，葬在了太姥爷的旁边，就在后山那条细瘦土路的尽头，那个向阳的山坡上，面对着那片安静的竹林。

时隔多年，我已不记恨什么了，不管是那位老师，或是别的什么，都淡了。

只是每年秋天，柿子又红了，黄了，软了。门前那个坐着挑拣柿子、总会把最硬最脆的留给我的老太太，不在了。

我路过那扇熟悉的老木门，还是会下意识伸手去拧那个锈迹更重的水龙头。再也没有那一声带着宠溺的嗔怪，从堂屋里追出来。

走路时，我依旧会不自觉地低头。背上一片空落落的，再也等不到那只温暖、粗糙，能把我拍直、拍醒的手了。

山风穿过空荡荡的院落，吹过不再结果的老灌木，发出呜呜的声响，像一种漫长而安静的告别，吹过那孤零零的石磨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