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知识：你知道花语是怎么来的吗？为什么玫瑰代表爱情？

引言：玫瑰代表爱情，康乃馨代表母爱，百合代表纯洁…这是一份几乎人人烂熟于心的对照表。

但它从何而来？

图 | 《Beauties of Flora, and Outlines of Botany; with a Language of Flowers: A Perennial Offering》，纽约Edward Kearney 1848年出版，John B. Newman撰，Lewis & Brown制作手工上色图版。这部288页的读物把植物学纲要和一份花语词表装订在同一册里——彩色花图、植物学知识与花名释义并置，正是十九世纪中期花语读物的典型形态 © Wellcome Collection（馆藏编号b21143778，公有领域数字本）

要厘清花语的本质，我们不妨先从权威参照说起：在《中国植物志》的完整记载体系中，并没有花语的一席之地。

作为我国植物学界的国家级权威典籍，《中国植物志》全书80卷126册，收录植物31142种，系统记载了植物的学名、形态特征、生态环境、地理分布、经济用途与物候期等核心信息，于2009年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是我国植物学界的国家级权威典籍。但这部体系完备的专业著作中，并未收录任何与“花语”相关的条目。

这说明花语不是植物的属性，它是人编造出来的。那么问题就变成了：谁写的，为什么这么写，写的东西还算不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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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花语的起源

花语没有古老的源头。

关于花语「起源于古希腊」「起源于奥斯曼宫廷」「起源于中国」这几种流行说法，都查不到可靠的原始出处。它进入学术视野，是一件很晚的事。

而它真正被发明出来，要追溯到200年前。

1819年12月，巴黎出现了一本书：《Le Langage des Fleurs》。

图 | 《Le Langage des fleurs》，1819 年巴黎出版，署名 Charlotte de la Tour（笔名），首部体系化花语词表，原版手工上色版画 © 公有领域古籍本

作者署名「Madame Charlotte de la Tour」，学界公认这是笔名，但究竟是谁并无定论；最常提的说法是地理学家欧仁·科尔坦贝尔之妻路易丝·科尔坦贝尔（Louise Cortambert）。

这本书把花和含义按字母顺序排成一张表。

值得一提的是，比它更早的花语书是有的，1810年就有过《Abécédentaire de Flore》，1819年还有一本《Emblêmes de Flore》；后者的大量内容还被Cortambert抄了进去。

Cortambert的意义不在于第一，而在于它第一次把这套东西变成了畅销商品。

这本书的面世方式，本身就是一个出版业的信号：同一年出了三个定价版本，小开本十四幅插图六法郎、彩色插图十二法郎、大开本彩色插图二十法郎，另有插图单独计价，作者署名是笔名。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可以用「狂潮」来形容。

美国学者贝弗里·西顿（Beverly Seaton）在她的《The Language of Flowers: A History》（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1995）里，把这条线索完整梳理了一遍。

图 | 《The Language of Flowers: A History》，贝弗里・西顿著，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全书梳理花语从拿破仑时代法国到英美的演变史，核心结论为花语体系并非全球统一，而是随书籍、地域各有差异 ©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这本书的官方摘要里有一句话，是本文全部论证的起点：

「Seaton shows that the language of flowers wasnot a single and universally understood correlation of flowers to meanings...The language differs from book to book, country to country.」

译成中文：花语不是一套普遍统一的「花-含义」对应关系，这套语言书与书不同、国与国不同。

西顿的这本书的官方简介里还特别标注了一张把不同来源花语书的花-意对应并排列出的对照表。

也就是说，学术研究花语，第一件事就是把不同的花语书摆在一起，看看它们说的是不是同一回事。

而答案很显然不是。

1819年那本书出版之后，英语区迅速跟进：Frederic Shoberl的《The Language of Flowers》（1834）、Robert Tyas的《The Sentiment of Flowers》（1836，1841年已印至第七千册）、Kate Greenaway的同名书《Language of Flowers》（1884）。

图 | 《Kate Greenaway’s Language of Flowers》，凯特・格林纳威绘，伦敦 George Routledge & Sons 1884年出版，Edmund Evans 印制彩色木版画。19世纪英语区最具影响力的花语绘本，按字母序收录花卉与对应释义 ©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馆藏编号21.36.100）

而据美国艺术史学者G. A. 劳弗的统计，1827年至1923年间，美国出版了57位以上作者的227个版次、合计98种花语书与辞典。

一本小册子，在几十年间塑造了一整个产业。

二、花语书之间说法彼此矛盾

但只要深入这套花语体系的内部细节，就会发现它的混乱与错位远超一般认知。

下面列举的每一条释义，都能在 19 世纪的原版花语典籍中找到原文佐证。

黄玫瑰。在伯克1886年那本《The Coloured Language of Flowers》里，词典原书把黄玫瑰释为Infidelity（不忠）。而今天在中文的花语文章里，黄玫瑰说的是友谊或嫉妒。同一朵花，两百年前后的意思完全不同。

图 | 19 世纪末英国花语对照卡，按花卉种类分列对应释义。其中黄玫瑰标注为 “Contentment（知足）”，与同期伯克版词典中的 “Infidelity（不忠）” 释义明显冲突，直观体现不同著作间的释义差异 © Victorian Era Archive

玫瑰。格里纳威1884年那本书里，玫瑰有三十一条不同含义，而其中至少有四条根本不是玫瑰：Christmas rose是铁筷子花，guelder rose是荚蒾，rose campion是剪秋罗，Japan rose是山茶。也就是说，选错品种，「happily in love」就会变成别的意思。

类似的错位不止一处。

十九世纪的花语表里，秋海棠（Begonia）的含义随书而异，可能是「谦逊」，也可能是「我给你钱」；瓜类被释为粗俗（grossness）；天南星（Arum）写的是「我为你燃烧」。

这些条目在细节上彼此冲突，而且都能在同期多部花语书中找到互相矛盾的说法。

并且，不同国家的作者为了适应读者，主动改掉了一些不合适的含义。

十九世纪英语花语书在引进天主教背景的西番莲（passion flower）与晚香玉（tuberose）条目时，前者的含义在「信仰」与「迷信」之间摇摆，后者则在「丰腴」与更轻佻的说法之间被反复替换。

具体版本之间说法不一，但改的方向一致：改的人只想让辞典更好卖。

三、被误读两百年的东方材料

花语一直有个响亮的出身：它来自奥斯曼宫廷。

这个说法在十八世纪定型，原型是：托普卡帕宫的后妃用花头、珍珠、发束包在手帕里，靠诗意传递情话。

英国作家玛丽·沃特利·蒙塔古（Mary Wortley Montagu）约1716至1718年间随丈夫驻君士坦丁堡期间记录了这件事，1718年返英，此后经她介绍到瑞典宫廷。

图 | 蒙塔古夫人在阿德里安堡（今土耳其埃迪尔内）受到当地官员家眷迎接的场景，T. Stothard原绘的点刻版画。蒙塔古1718年自君士坦丁堡返英，其书信中的奥斯曼见闻，是欧洲人想象「东方花语」最早的来源之一 © Wellcome Collection（V0038844EL）

这个故事很动人。但关于这件事情的一手文献并不那么浪漫。

英国作家Frederick Shoberl在其1834年初版、1841年再版的《The Language of Flowers》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该书1839年美国第五版（费城：Lea & Blanchard）的序言中可以看到这段表述：

「Its spirit consists not, as might naturally be supposed, in the connection which fancy may trace between particular flowers and certain thoughts and feelings.Such an idea never entered the heads of the fair inventresses of the oriental language of flowers.They have contented themselves with merely taking a word which may happen to rhyme with the name of any particular flower or fruit...」

这段话值得逐句读。

它的意思是：东方那套花之语言的精神，不是人们想当然以为的「花与特定心意之间的对应」。发明这套东西的人根本没那么想过。她们做的事情只是取一个恰好能和某种花名或果名押韵的词。

简单来说，那就不是一套花和涵义的对照表，而是押韵的助记法。

收到一束花的人要做的，是找到那个押韵的诗句，把诗句拼起来，它服务的是记忆。

这个判断不止一家之言。

英国皇家园艺学会图书馆前馆长（1982—2007年）布伦特·艾略特（Brent Elliott）提出同样的看法：

那不是一套意义语言，而是一套记忆辅助系统——物品的名称与诗歌的标准句押韵，用来帮助人回忆诗句。

更早还有一位奥地利东方学家约瑟夫·冯·哈默-普格施塔尔（Joseph von Hammer-Purgstall）在他主编的《Fundgruben des Orients》（维也纳，1809—1818）中所收的《Sur le langage des fleurs》里，就已对蒙塔古记录的可靠性提出过质疑：

真正了解后宫内情的人都知道，那样一套传情方式根本无从实行。

虽然被误读的源头找到了，但让它彻底变形的，还是出版商。

英国社会人类学家杰克·古迪（Jack Goody）在《鲜花人类学》中，把「法国的秘密花语」整章命名为：「是专门的知识，还是虚构的民族志？」

（英文原题：*The secret Language of Flowers in France: specialist knowledge or fictive ethnography?*）

古迪全书十四章，章节标题本身就是一组判断：第一章「非洲没有花吗？」、第四章「***文化中无形象呈现的花」、第五章「玫瑰在中世纪西欧的回归」、第八章「法国的秘密花语：是专门的知识还是虚构的民族志？」。

图 | 《鲜花人类学》内页目录，全书共十四章，各章标题直接点明核心判断，覆盖非洲、***文化、中世纪西欧、法国花语等多个文化场景的花文化研究 © 上海辰山植物园

他这本书要驳斥的，是一个更普遍的意见：花文化专属于西方。

古迪的结论正相反——花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欠东方的东西，比通常承认的多得多。

关于押韵的解释，在他手里成了一把刀。

如果源头只是一套助记法，那么十九世纪那套「花＝固定情绪词」的系统，就不是从东方传下来的真知识，而是欧洲出版商自己造出来的。

四、被误当成花语的中国物候

说到东方的花，就绕不开中国。

中国确实有一套真实的「花-象征」传统，但它不是花语对照表。

最容易和花语混淆的，是二十四番花信风。

古人以五日为一候，三候为一个节气。从小寒到谷雨八个节气，共二十四候，每候都有某种花应期而开，这就是二十四番花信风。

以梅花最先，楝花最后。

完整对应表如下：小寒，梅花、山茶、水仙；大寒，瑞香、兰花、山矾；立春，迎春、樱桃、望春；雨水，菜花、杏花、李花；惊蛰，桃花、棣棠、蔷薇；春分，海棠、梨花、木兰；清明，桐花、麦花、柳花；谷雨，牡丹、荼蘼、楝花。

请注意这套东西的性质，它记录的是花期，是物候，是自然时间表，不是情绪表。

图 | 二十四番花信风对应表，该传统物候文化已纳入新版农业气象观测技术规范 © 央视新闻

梅花对应小寒，因为梅花在那个节气前后开，不是因为梅花代表什么心情。

而且它有官方背书，据青海省果洛州甘德县气象局2025年6月18日的业务学习会报道记载：

新版《农业气象观测规范（自然物候卷）》《农业气象观测规范（特色作物卷）》「同步新增二十四节气谚语、花信风等物候文化元素，实现技术规范与人文内涵的有机融合」。

花信风被写进了气象业务的技术规范。这与中国气象部门发布的是花期预报而不是花语，是同一个道理。

花信风的由来很清楚。

「花信风」之名出自南唐徐锴《岁时记·春日》，南宋程大昌《演繁露》所存一卷引述其说：

「花信风者，风应花期，其来有信也。」

而在更早的文献里，「二十四风信」「凡二十四番」的提法已经出现在北宋孙宗鉴《东皋杂录》：

「江南自初春至初夏，有二十四风信，梅花风最先，楝花风最后。」

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中亦有「梅花风最先，楝花风最后，凡二十四番以为寒绝」的说法（此句经杨慎《升庵集》转引）。

而完整的二十四候花名，目前所知最早见于明初王逵的《蠡海集·气候类》：

「一月二气六候，自小寒至谷雨，凡四月八气二十四候。每候五日，以一花之风信应之。」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此书「所列，最有条理」。

此前的文献只给出「花信风」「二十四风信」这些名称与「梅花最先、楝花最后」的结论，并未列出逐候花名。

各版本花名颇有出入：

谷雨二候在中国天气网本作「荼蘼」，在《蠡海集》原文与杨慎所引《荆楚岁时记》中作「酴醾」；

惊蛰二候除作「棣棠」外，另有作「棠棣」「棠梨」者。

这类差异是古籍常态，引用时须选定一个版本并说明。

物候之外，中国还常常把花和品格关联。

周敦颐《爱莲说》：

「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

刘禹锡《赏牡丹》：

「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注意这首诗是贬芍药、贬芙蓉，只抬牡丹。

同一个季节、同样被观赏的花，古人也要排出高下。

清张潮《幽梦影》：

「梅令人高，兰令人幽，菊令人野，莲令人淡。」

这不是对花的科学描述，是文人审美评述；而这句评的是梅、兰、菊、莲四花（第四位是莲，不是竹），与下文所说的「花中四君子」并非同一组。

更早的花谱定型在南宋就有了。

陈景沂（字景沂，号肥遯、愚一子）《全芳备祖》的编纂始于宝庆至端平年间（1225—1236），宝祐年间（1253—1256）重新整理并付刻。

前集二十七卷为花部，分记花卉一百二十种左右（据程杰统计为114种，另有附录7种）。

图 | 陈景沂《全芳备祖》书影。前集二十七卷专收花部，一卷收一种花，下分「事实祖」「赋咏祖」「乐府祖」，辑录该植物的典故、诗与词。今存本为民国时期燕京大学图书馆精钞本，宋宝祐年间（1253—1256）付刻 © 书格（shuge.org）数字古籍

这部书的每种花下分「事实祖」（下分碎录、纪要、杂著）与「赋咏祖」（收诗），今本另有「乐府祖」一类收词。

它的体例是事实与咏，不是「花-情绪」对应表。

明代王象晋《群芳谱》即以此书为蓝本。

这一说法出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全芳备祖提要》，原文是「明王象晋撰《群芳谱》，即以是书为蓝本也」。

清代还有陈淏子《花镜》，康熙二十七年（1688）成书，六卷约十一万字，卷一为栽花月历，卷三至五分录花木、藤蔓、花草352种。

关于这类中国花谱的性质，周作人有段评价很值得记住：

「不像经学家的考名物，专坐在书斋里翻书，征引了一大堆到底仍旧不知道原物是什么……我们读了未必足为写文字的帮助，但是会得种花木，他给我们以对于自然的爱好。」

中国花谱的重点是种植实践与自然之爱，不是象征编码系统。

再往前追溯，就要提到《诗经》了。

《周南·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卫风·木瓜》：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全诗三章，分别以木瓜、木桃、木李为报，一章一报，序列井然。

《郑风·溱洧》：

「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勺药」即芍药。

《毛诗》原书作「勺药」，这一古今用字之别，本身就是一条提醒。

不过，《诗经》与《楚辞》的「借花言志」不是同一回事。

叶嘉莹在《词「比兴寄托」传统的由来》中有明确区分：

《诗经》里的美人，如《硕人》写卫庄公夫人庄姜，是现实中存在的美人，比喻和寄托的性质较少；而《楚辞》从《离骚》开始，美女才有了寄托的意思，代表美德、贤人、贤君。

也就是说，《诗经》里的桃夭、木瓜，是婚嫁、馈赠、情意的真实场景与比兴修辞；屈原《离骚》里「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那样的写法，才是托物言志。

根据洪兴祖《楚辞补注》对这句话的解释：芰、荷都是叶，「芰荷，叶也，故以为衣」，芙蓉是花，「故以为裳」。穿衣的是叶，裳的是花。

图 | 中国文人笔下的花木。左起：Peng Xu《墨梅》（明，活跃于1488—1521年）、普明《风竹》（元）、陈洪绶《仿古册·菊石》（明，1598—1652），三件均藏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梅、兰、竹、菊在宋代以降被并称「花中四君子」，成为中国士人寄托人格的固定题材 ©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CC0公有领域）

至于花中四君子（梅兰竹菊），古迪《鲜花人类学》第十二章「中国的『花中四君子』」有专门讨论，可作人类学视角的参照。

五、有出处的花，确实有含义

说到这里，似乎把「花语」批了个体无完肤。

但有些花的含义确实是有出处的，只是它们不属于「花语」这门语言。

最典型的例子是百合，而且它是西方花语，不是中国的。

图 | 白百合（Madonna lily，Lilium candidum）的植物学水彩。中文里常把「百合」笼统看待，但欧洲图像传统中的「百合」指的是白百合这一种，与十九世纪以后引入东亚的复活节百合（麝香百合Lilium longiflorum）并非同一种植物 © Wellcome Collection（V0043464EL）

这里必须做一次植物学上的区分。

有学术出处的是白百合（*Lilium candidum*）。奥地利维也纳自然资源与应用生命科学大学植物研究所的R. Kandeler与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植物研究所的W. R. Ullrich发表于《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otany》的「JUNE: Lilies」一文，同时给了生物学与艺术史双重论证：

中世纪虽以红百合与圣母相联系，但白色L. candidum成为她特定的花，象征灵魂纯洁与贞洁，故通称Madonna Lily。

而麝香百合（*Lilium longiflorum*，复活节百合）原生于日本及中国台湾（据英国邱园《世界植物名录》所载原生分布），19世纪才在世界各地广泛栽培成为切花主力。

也就是说，「复活节百合」的历史象征是被白百合塑造出来的，不是它自己的。

图 | 阿尔贝特·鲍茨《天使报喜》（The Annunciation），约1480年，尼德兰鲁汶。「天使报喜」自中世纪晚期起是反复出现的宗教画题材，百合在其中承担「纯洁」这一固定含义，这也是后世「百合＝纯洁」说法的图像来源之一 ©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馆藏编号1942.635，CC0公有领域）

至于「百合＝纯洁」这个在中国流传的通用简化版，属于西方基督教传统进入中国后的二次简化，没有出处。

另一条有出处的，是西方花语与基督教图像学绑定的那些。

根据英国国家档案馆（National Records of Scotland）的植物档案页记载，百合在古埃及被奉献给伊西斯——这位掌管母性与丰饶的女神；5世纪起与基督教关联，到中世纪与圣母玛利亚紧密相连；

它同时是重要的纹章符号，甚至在1996年被用于苏格兰邓迪市（Dundee）的市徽。

以及古迪指出的在***文化中，花是没有形象呈现的。他专门写了第四章讨论这件事。

如果花-象征系统在不同文化里的存在程度差别如此之大，那么「花语是某种文化条件下的产物」这句话就不是一句抽象的判断。

还有一个与花无关、却极容易混淆的名实问题：

英文的rose同时覆盖蔷薇属（*Rosa*）之下的月季（*Rosa chinensis* 及其园艺化群体）、玫瑰（*Rosa rugosa*）和蔷薇（*Rosa multiflora*）三个类群，中文却分译三名。

情人节当天赠送的切花「玫瑰」，在现代商业栽培上绝大多数是现代月季（*Rosa* × *hybrida*，以中国月季为主要亲本在欧洲杂交育种两百年而成）；

图 | 花店柜台上的花语卡片与花束包装纸。今日商业花店仍在大量沿用十九世纪花语书的说法——一部花语书最持久的影响，不在于它被当作知识引用，而在于它被印进了商品 © 网络

真正的玫瑰（*Rosa rugosa*）花期短、花色单一，商业上主要作药用、花茶与芳香油原料，国际香精业的主力品种是大马士革玫瑰（*R. damascena*），基本不作切花生产。

六、总结一下

花语的发展史既是出版史也是文学史。1819年巴黎那本小书才是它真正被发明的起点。此后是出版商的批量复制，是作者之间的相互抄录，是为迎合读者而删改含义。没有哪一版是原版，因为从来没有原版。

而它关于爱情、关于贞洁、关于思念的那些联想，本身是十九世纪情感生活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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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志》全文电子版「关于本志」，iPlant 植物智。

[2] Beverly Seaton, The Language of Flowers: A History,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1995（ISBN 9780813915562。

[3] Frederick Shoberl, The Language of Flowers; With Illustrative Poetry, London: Saunders & Otley, 1834初版／1841再版；词典部分 pp.255–316。引文出自1839年美国第五版（Philadelphia: Lea & Blanchard）序言。

[4] Susan Loy, Flowers, the Angels' Alphabet, CSL Press, 2001。（Shoberl 引文与 Elliott 说法仅见此书转录，未溯及原始出处）

[5] Jack Goody, The Culture of Flowe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ISBN 9780521414418），全书十四章，另有序论。

[6] 杰克·古迪《鲜花人类学》，刘夙、胡永红译，商务印书馆2024年5月，ISBN 9787100233675。

[7] R. Kandeler & W. R. Ullrich, "Symbolism of plants: examples from European-Mediterranean culture presented with biology and history of art: JUNE: Lili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otany, 2009, 60(7): 1893–1895, DOI 10.1093/jxb/erp088。

[8] Kew Plants of the World Online（POWO）。

[9] 中国天气网安徽站《从「小寒」开始的二十四番花信风》，来源标注中国气象局，2015年1月9日。

[10] 青海省果洛州甘德县气象局业务学习会报道，2025年6月18日。

[11] 郭晨光《小寒连大吕 欢鹊垒新巢》，《中国气象报》2023年1月5日第4版。（该文未引程大昌《演繁露》）

[12] 南唐徐锴《岁时记·春日》，经南宋程大昌《演繁露》引录；南宋高似孙《纬略》卷六亦引。

[13] 北宋孙宗鉴《东皋杂录》（据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七引）；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据杨慎《升庵集》转引）。

[14] 王逵《蠡海集·气候类》（明初钱塘人，旧本题宋人者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已考正）。1979年10月影印件运抵北京，1982年农业出版社列入「中国农学珍本丛刊」第一种。

[15] 陈景沂《全芳备祖》。字景沂，号肥遯、愚一子；编纂始于宝庆至端平年间（1225—1236），宝祐年间（1253—1256）重新整理付刻；前集二十七卷为花部，记花卉一百二十种左右（程杰统计114种，另有附录7种）；每物分事实祖、赋咏祖，今本另有「乐府祖」收词。宋刻本中国已失传，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刻残本。另参程杰《〈全芳备祖〉编者陈景沂姓名、籍贯考》，《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第66–72页。

[16] 王象晋《群芳谱》（明天启元年1621年二如亭初刻本28卷；四库全书本30卷），王象晋（1561—1653）撰。（「明王象晋撰《群芳谱》，即以是书为蓝本也」一语出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全芳备祖》提要，非《群芳谱》提要）

[17] 陈淏子《花镜》（又名《秘传花镜》），康熙二十七年（1688）成书，六卷约十一万字。周作人评价见中国作家网《鲁迅与博物学（二）》

[18] 叶嘉莹《词「比兴寄托」传统的由来》，陆有富整理，南开大学官网转载。

[19] 洪兴祖《楚辞补注》。

[20] Anna Christian Burke, The Coloured Language of Flowers,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 Sons, 1886（扉页署「Compiled and Edited by Mrs. L. Burke」）。

[21] Kate Greenaway, The Language of Flowers, London, 1884。（文中所引该书统计数字为二手统计，未经原书逐一核验）

[22] Robert Tyas, The Sentiment of Flowers; or, Language of Flora, London, 1836初版／1841再版，附12幅彩色插图，扉页署「Seventh Thousand」。

[23] G. A. Laufer, Tussie-Mussies: The Victorian Art of Expressing Yourself in the Language of Flowers, New York: Workman, 1993, p.12。

[24] Louise Cortambert, Le Langage des Fleurs, Paris, 1819年12月，署名笔名 Madame Charlotte de la Tour，插图 Pancrace Bessa。（笔名归属无定论，最常提者为地理学家欧仁·科尔坦贝尔之妻路易丝）

[25] B. Delachenaye, Abecedaire de Flore ou langage des fleurs, 1810；Alexis Lucot, Emblemes de Flore et des Vegetaux, 1819。

[26] Mary Wortley Montagu（1689—1762）书信，约1716—1718年驻君士坦丁堡，1718年返英。肖像见英国国家肖像馆 NPG 3924（Jean-Baptiste Vanmour 绘，约1717年）。

[27] Joseph von Hammer-Purgstall, Sur le langage des fleurs，收于其主编《Fundgruben des Orients》（维也纳，1809—1818）。

[28] Brent Elliott，英国皇家园艺学会图书馆馆员（1982—2007），后任该会历史学家。（其 sélam 论述经 Susan Loy 2001年转引，未溯及原始出处）

[29] National Records of Scotland 植物档案页 Madonna Lily（Lilium candidum）。网页存档见英国国家档案馆 Web Archive。

[30] 《诗经·周南·桃夭》《卫风·木瓜》《郑风·溱洧》。

[31] 周敦颐《爱莲说》、刘禹锡《赏牡丹》、清张潮《幽梦影》卷二第三十三条。

[32] 《荆楚岁时记》（据杨慎《升庵集》转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全芳备祖提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