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知識：你知道花語是怎麼來的嗎？爲什麼玫瑰代表愛情？

引言：玫瑰代表愛情，康乃馨代表母愛，百合代表純潔…這是一份幾乎人人爛熟於心的對照表。

但它從何而來？

圖 | 《Beauties of Flora, and Outlines of Botany; with a Language of Flowers: A Perennial Offering》，紐約Edward Kearney 1848年出版，John B. Newman撰，Lewis & Brown製作手工上色圖版。這部288頁的讀物把植物學綱要和一份花語詞表裝訂在同一冊裏——彩色花圖、植物學知識與花名釋義並置，正是十九世紀中期花語讀物的典型形態 © Wellcome Collection（館藏編號b21143778，公有領域數字本）

要釐清花語的本質，我們不妨先從權威參照說起：在《中國植物誌》的完整記載體系中，並沒有花語的一席之地。

作爲我國植物學界的國家級權威典籍，《中國植物誌》全書80卷126冊，收錄植物31142種，系統記載了植物的學名、形態特徵、生態環境、地理分佈、經濟用途與物候期等核心信息，於2009年榮獲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是我國植物學界的國家級權威典籍。但這部體系完備的專業著作中，並未收錄任何與“花語”相關的條目。

這說明花語不是植物的屬性，它是人編造出來的。那麼問題就變成了：誰寫的，爲什麼這麼寫，寫的東西還算不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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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花語的起源

花語沒有古老的源頭。

關於花語「起源於古希臘」「起源於奧斯曼宮廷」「起源於中國」這幾種流行說法，都查不到可靠的原始出處。它進入學術視野，是一件很晚的事。

而它真正被髮明出來，要追溯到200年前。

1819年12月，巴黎出現了一本書：《Le Langage des Fleurs》。

圖 | 《Le Langage des fleurs》，1819 年巴黎出版，署名 Charlotte de la Tour（筆名），首部體系化花語詞表，原版手工上色版畫 © 公有領域古籍本

作者署名「Madame Charlotte de la Tour」，學界公認這是筆名，但究竟是誰並無定論；最常提的說法是地理學家歐仁·科爾坦貝爾之妻路易絲·科爾坦貝爾（Louise Cortambert）。

這本書把花和含義按字母順序排成一張表。

值得一提的是，比它更早的花語書是有的，1810年就有過《Abécédentaire de Flore》，1819年還有一本《Emblêmes de Flore》；後者的大量內容還被Cortambert抄了進去。

Cortambert的意義不在於第一，而在於它第一次把這套東西變成了暢銷商品。

這本書的面世方式，本身就是一個出版業的信號：同一年出了三個定價版本，小開本十四幅插圖六法郎、彩色插圖十二法郎、大開本彩色插圖二十法郎，另有插圖單獨計價，作者署名是筆名。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就可以用「狂潮」來形容。

美國學者貝弗裏·西頓（Beverly Seaton）在她的《The Language of Flowers: A History》（弗吉尼亞大學出版社1995）裏，把這條線索完整梳理了一遍。

圖 | 《The Language of Flowers: A History》，貝弗裏・西頓著，弗吉尼亞大學出版社1995年出版。全書梳理花語從拿破崙時代法國到英美的演變史，核心結論爲花語體系並非全球統一，而是隨書籍、地域各有差異 ©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這本書的官方摘要裏有一句話，是本文全部論證的起點：

「Seaton shows that the language of flowers wasnot a single and universally understood correlation of flowers to meanings...The language differs from book to book, country to country.」

譯成中文：花語不是一套普遍統一的「花-含義」對應關係，這套語言書與書不同、國與國不同。

西頓的這本書的官方簡介裏還特別標註了一張把不同來源花語書的花-意對應並排列出的對照表。

也就是說，學術研究花語，第一件事就是把不同的花語書擺在一起，看看它們說的是不是同一回事。

而答案很顯然不是。

1819年那本書出版之後，英語區迅速跟進：Frederic Shoberl的《The Language of Flowers》（1834）、Robert Tyas的《The Sentiment of Flowers》（1836，1841年已印至第七千冊）、Kate Greenaway的同名書《Language of Flowers》（1884）。

圖 | 《Kate Greenaway’s Language of Flowers》，凱特・格林納威繪，倫敦 George Routledge & Sons 1884年出版，Edmund Evans 印製彩色木版畫。19世紀英語區最具影響力的花語繪本，按字母序收錄花卉與對應釋義 ©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館藏編號21.36.100）

而據美國藝術史學者G. A. 勞弗的統計，1827年至1923年間，美國出版了57位以上作者的227個版次、合計98種花語書與辭典。

一本小冊子，在幾十年間塑造了一整個產業。

二、花語書之間說法彼此矛盾

但只要深入這套花語體系的內部細節，就會發現它的混亂與錯位遠超一般認知。

下面列舉的每一條釋義，都能在 19 世紀的原版花語典籍中找到原文佐證。

黃玫瑰。在伯克1886年那本《The Coloured Language of Flowers》裏，詞典原書把黃玫瑰釋爲Infidelity（不忠）。而今天在中文的花語文章裏，黃玫瑰說的是友誼或嫉妒。同一朵花，兩百年前後的意思完全不同。

圖 | 19 世紀末英國花語對照卡，按花卉種類分列對應釋義。其中黃玫瑰標註爲 “Contentment（知足）”，與同期伯克版詞典中的 “Infidelity（不忠）” 釋義明顯衝突，直觀體現不同著作間的釋義差異 © Victorian Era Archive

玫瑰。格里納威1884年那本書裏，玫瑰有三十一條不同含義，而其中至少有四條根本不是玫瑰：Christmas rose是鐵筷子花，guelder rose是莢蒾，rose campion是剪秋羅，Japan rose是山茶。也就是說，選錯品種，「happily in love」就會變成別的意思。

類似的錯位不止一處。

十九世紀的花語表裏，秋海棠（Begonia）的含義隨書而異，可能是「謙遜」，也可能是「我給你錢」；瓜類被釋爲粗俗（grossness）；天南星（Arum）寫的是「我爲你燃燒」。

這些條目在細節上彼此衝突，而且都能在同期多部花語書中找到互相矛盾的說法。

並且，不同國家的作者爲了適應讀者，主動改掉了一些不合適的含義。

十九世紀英語花語書在引進天主教背景的西番蓮（passion flower）與晚香玉（tuberose）條目時，前者的含義在「信仰」與「迷信」之間搖擺，後者則在「豐腴」與更輕佻的說法之間被反覆替換。

具體版本之間說法不一，但改的方向一致：改的人只想讓辭典更好賣。

三、被誤讀兩百年的東方材料

花語一直有個響亮的出身：它來自奧斯曼宮廷。

這個說法在十八世紀定型，原型是：託普卡帕宮的后妃用花頭、珍珠、髮束包在手帕裏，靠詩意傳遞情話。

英國作家瑪麗·沃特利·蒙塔古（Mary Wortley Montagu）約1716至1718年間隨丈夫駐君士坦丁堡期間記錄了這件事，1718年返英，此後經她介紹到瑞典宮廷。

圖 | 蒙塔古夫人在阿德里安堡（今土耳其埃迪爾內）受到當地官員家眷迎接的場景，T. Stothard原繪的點刻版畫。蒙塔古1718年自君士坦丁堡返英，其書信中的奧斯曼見聞，是歐洲人想象「東方花語」最早的來源之一 © Wellcome Collection（V0038844EL）

這個故事很動人。但關於這件事情的一手文獻並不那麼浪漫。

英國作家Frederick Shoberl在其1834年初版、1841年再版的《The Language of Flowers》裏，寫下了這樣一段話。該書1839年美國第五版（費城：Lea & Blanchard）的序言中可以看到這段表述：

「Its spirit consists not, as might naturally be supposed, in the connection which fancy may trace between particular flowers and certain thoughts and feelings.Such an idea never entered the heads of the fair inventresses of the oriental language of flowers.They have contented themselves with merely taking a word which may happen to rhyme with the name of any particular flower or fruit...」

這段話值得逐句讀。

它的意思是：東方那套花之語言的精神，不是人們想當然以爲的「花與特定心意之間的對應」。發明這套東西的人根本沒那麼想過。她們做的事情只是取一個恰好能和某種花名或果名押韻的詞。

簡單來說，那就不是一套花和涵義的對照表，而是押韻的助記法。

收到一束花的人要做的，是找到那個押韻的詩句，把詩句拼起來，它服務的是記憶。

這個判斷不止一家之言。

英國皇家園藝學會圖書館前館長（1982—2007年）布倫特·艾略特（Brent Elliott）提出同樣的看法：

那不是一套意義語言，而是一套記憶輔助系統——物品的名稱與詩歌的標準句押韻，用來幫助人回憶詩句。

更早還有一位奧地利東方學家約瑟夫·馮·哈默-普格施塔爾（Joseph von Hammer-Purgstall）在他主編的《Fundgruben des Orients》（維也納，1809—1818）中所收的《Sur le langage des fleurs》裏，就已對蒙塔古記錄的可靠性提出過質疑：

真正瞭解後宮內情的人都知道，那樣一套傳情方式根本無從實行。

雖然被誤讀的源頭找到了，但讓它徹底變形的，還是出版商。

英國社會人類學家傑克·古迪（Jack Goody）在《鮮花人類學》中，把「法國的祕密花語」整章命名爲：「是專門的知識，還是虛構的民族誌？」

（英文原題：*The secret Language of Flowers in France: specialist knowledge or fictive ethnography?*）

古迪全書十四章，章節標題本身就是一組判斷：第一章「非洲沒有花嗎？」、第四章「***文化中無形象呈現的花」、第五章「玫瑰在中世紀西歐的迴歸」、第八章「法國的祕密花語：是專門的知識還是虛構的民族誌？」。

圖 | 《鮮花人類學》內頁目錄，全書共十四章，各章標題直接點明核心判斷，覆蓋非洲、***文化、中世紀西歐、法國花語等多個文化場景的花文化研究 © 上海辰山植物園

他這本書要駁斥的，是一個更普遍的意見：花文化專屬於西方。

古迪的結論正相反——花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欠東方的東西，比通常承認的多得多。

關於押韻的解釋，在他手裏成了一把刀。

如果源頭只是一套助記法，那麼十九世紀那套「花＝固定情緒詞」的系統，就不是從東方傳下來的真知識，而是歐洲出版商自己造出來的。

四、被誤當成花語的中國物候

說到東方的花，就繞不開中國。

中國確實有一套真實的「花-象徵」傳統，但它不是花語對照表。

最容易和花語混淆的，是二十四番花信風。

古人以五日爲一候，三候爲一個節氣。從小寒到穀雨八個節氣，共二十四候，每候都有某種花應期而開，這就是二十四番花信風。

以梅花最先，楝花最後。

完整對應表如下：小寒，梅花、山茶、水仙；大寒，瑞香、蘭花、山礬；立春，迎春、櫻桃、望春；雨水，菜花、杏花、李花；驚蟄，桃花、棣棠、薔薇；春分，海棠、梨花、木蘭；清明，桐花、麥花、柳花；穀雨，牡丹、荼蘼、楝花。

請注意這套東西的性質，它記錄的是花期，是物候，是自然時間表，不是情緒表。

圖 | 二十四番花信風對應表，該傳統物候文化已納入新版農業氣象觀測技術規範 © 央視新聞

梅花對應小寒，因爲梅花在那個節氣前後開，不是因爲梅花代表什麼心情。

而且它有官方背書，據青海省果洛州甘德縣氣象局2025年6月18日的業務學習會報道記載：

新版《農業氣象觀測規範（自然物候卷）》《農業氣象觀測規範（特色作物卷）》「同步新增二十四節氣諺語、花信風等物候文化元素，實現技術規範與人文內涵的有機融合」。

花信風被寫進了氣象業務的技術規範。這與中國氣象部門發佈的是花期預報而不是花語，是同一個道理。

花信風的由來很清楚。

「花信風」之名出自南唐徐鍇《歲時記·春日》，南宋程大昌《演繁露》所存一卷引述其說：

「花信風者，風應花期，其來有信也。」

而在更早的文獻裏，「二十四風信」「凡二十四番」的提法已經出現在北宋孫宗鑑《東皋雜錄》：

「江南自初春至初夏，有二十四風信，梅花風最先，楝花風最後。」

南朝梁宗懍《荊楚歲時記》中亦有「梅花風最先，楝花風最後，凡二十四番以爲寒絕」的說法（此句經楊慎《升庵集》轉引）。

而完整的二十四候花名，目前所知最早見於明初王逵的《蠡海集·氣候類》：

「一月二氣六候，自小寒至穀雨，凡四月八氣二十四候。每候五日，以一花之風信應之。」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此書「所列，最有條理」。

此前的文獻只給出「花信風」「二十四風信」這些名稱與「梅花最先、楝花最後」的結論，並未列出逐候花名。

各版本花名頗有出入：

穀雨二候在中國天氣網本作「荼蘼」，在《蠡海集》原文與楊慎所引《荊楚歲時記》中作「酴醾」；

驚蟄二候除作「棣棠」外，另有作「棠棣」「棠梨」者。

這類差異是古籍常態，引用時須選定一個版本並說明。

物候之外，中國還常常把花和品格關聯。

周敦頤《愛蓮說》：

「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

劉禹錫《賞牡丹》：

「庭前芍藥妖無格，池上芙蕖淨少情。惟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

注意這首詩是貶芍藥、貶芙蓉，只抬牡丹。

同一個季節、同樣被觀賞的花，古人也要排出高下。

清張潮《幽夢影》：

「梅令人高，蘭令人幽，菊令人野，蓮令人淡。」

這不是對花的科學描述，是文人審美評述；而這句評的是梅、蘭、菊、蓮四花（第四位是蓮，不是竹），與下文所說的「花中四君子」並非同一組。

更早的花譜定型在南宋就有了。

陳景沂（字景沂，號肥遯、愚一子）《全芳備祖》的編纂始於寶慶至端平年間（1225—1236），寶祐年間（1253—1256）重新整理並付刻。

前集二十七卷爲花部，分記花卉一百二十種左右（據程傑統計爲114種，另有附錄7種）。

圖 | 陳景沂《全芳備祖》書影。前集二十七卷專收花部，一卷收一種花，下分「事實祖」「賦詠祖」「樂府祖」，輯錄該植物的典故、詩與詞。今存本爲民國時期燕京大學圖書館精鈔本，宋寶祐年間（1253—1256）付刻 © 書格（shuge.org）數字古籍

這部書的每種花下分「事實祖」（下分碎錄、紀要、雜著）與「賦詠祖」（收詩），今本另有「樂府祖」一類收詞。

它的體例是事實與詠，不是「花-情緒」對應表。

明代王象晉《羣芳譜》即以此書爲藍本。

這一說法出自《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全芳備祖提要》，原文是「明王象晉撰《羣芳譜》，即以是書爲藍本也」。

清代還有陳淏子《花鏡》，康熙二十七年（1688）成書，六卷約十一萬字，卷一爲栽花月曆，卷三至五分錄花木、藤蔓、花草352種。

關於這類中國花譜的性質，周作人有段評價很值得記住：

「不像經學家的考名物，專坐在書齋裏翻書，徵引了一大堆到底仍舊不知道原物是什麼……我們讀了未必足爲寫文字的幫助，但是會得種花木，他給我們以對於自然的愛好。」

中國花譜的重點是種植實踐與自然之愛，不是象徵編碼系統。

再往前追溯，就要提到《詩經》了。

《周南·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衛風·木瓜》：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全詩三章，分別以木瓜、木桃、木李爲報，一章一報，序列井然。

《鄭風·溱洧》：

「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勺藥」即芍藥。

《毛詩》原書作「勺藥」，這一古今用字之別，本身就是一條提醒。

不過，《詩經》與《楚辭》的「借花言志」不是同一回事。

葉嘉瑩在《詞「比興寄託」傳統的由來》中有明確區分：

《詩經》裏的美人，如《碩人》寫衛莊公夫人莊姜，是現實中存在的美人，比喻和寄託的性質較少；而《楚辭》從《離騷》開始，美女纔有了寄託的意思，代表美德、賢人、賢君。

也就是說，《詩經》裏的桃夭、木瓜，是婚嫁、饋贈、情意的真實場景與比興修辭；屈原《離騷》裏「制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那樣的寫法，纔是託物言志。

根據洪興祖《楚辭補註》對這句話的解釋：芰、荷都是葉，「芰荷，葉也，故以爲衣」，芙蓉是花，「故以爲裳」。穿衣的是葉，裳的是花。

圖 | 中國文人筆下的花木。左起：Peng Xu《墨梅》（明，活躍於1488—1521年）、普明《風竹》（元）、陳洪綬《仿古冊·菊石》（明，1598—1652），三件均藏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梅、蘭、竹、菊在宋代以降被並稱「花中四君子」，成爲中國士人寄託人格的固定題材 ©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CC0公有領域）

至於花中四君子（梅蘭竹菊），古迪《鮮花人類學》第十二章「中國的『花中四君子』」有專門討論，可作人類學視角的參照。

五、有出處的花，確實有含義

說到這裏，似乎把「花語」批了個體無完膚。

但有些花的含義確實是有出處的，只是它們不屬於「花語」這門語言。

最典型的例子是百合，而且它是西方花語，不是中國的。

圖 | 白百合（Madonna lily，Lilium candidum）的植物學水彩。中文裏常把「百合」籠統看待，但歐洲圖像傳統中的「百合」指的是白百合這一種，與十九世紀以後引入東亞的復活節百合（麝香百合Lilium longiflorum）並非同一種植物 © Wellcome Collection（V0043464EL）

這裏必須做一次植物學上的區分。

有學術出處的是白百合（*Lilium candidum*）。奧地利維也納自然資源與應用生命科學大學植物研究所的R. Kandeler與德國達姆施塔特工業大學植物研究所的W. R. Ullrich發表於《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otany》的「JUNE: Lilies」一文，同時給了生物學與藝術史雙重論證：

中世紀雖以紅百合與聖母相聯繫，但白色L. candidum成爲她特定的花，象徵靈魂純潔與貞潔，故通稱Madonna Lily。

而麝香百合（*Lilium longiflorum*，復活節百合）原生於日本及中國臺灣（據英國邱園《世界植物名錄》所載原生分佈），19世紀纔在世界各地廣泛栽培成爲切花主力。

也就是說，「復活節百合」的歷史象徵是被白百合塑造出來的，不是它自己的。

圖 | 阿爾貝特·鮑茨《天使報喜》（The Annunciation），約1480年，尼德蘭魯汶。「天使報喜」自中世紀晚期起是反覆出現的宗教畫題材，百合在其中承擔「純潔」這一固定含義，這也是後世「百合＝純潔」說法的圖像來源之一 ©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館藏編號1942.635，CC0公有領域）

至於「百合＝純潔」這個在中國流傳的通用簡化版，屬於西方基督教傳統進入中國後的二次簡化，沒有出處。

另一條有出處的，是西方花語與基督教圖像學綁定的那些。

根據英國國家檔案館（National Records of Scotland）的植物檔案頁記載，百合在古埃及被奉獻給伊西斯——這位掌管母性與豐饒的女神；5世紀起與基督教關聯，到中世紀與聖母瑪利亞緊密相連；

它同時是重要的紋章符號，甚至在1996年被用於蘇格蘭鄧迪市（Dundee）的市徽。

以及古迪指出的在***文化中，花是沒有形象呈現的。他專門寫了第四章討論這件事。

如果花-象徵系統在不同文化裏的存在程度差別如此之大，那麼「花語是某種文化條件下的產物」這句話就不是一句抽象的判斷。

還有一個與花無關、卻極容易混淆的名實問題：

英文的rose同時覆蓋薔薇屬（*Rosa*）之下的月季（*Rosa chinensis* 及其園藝化羣體）、玫瑰（*Rosa rugosa*）和薔薇（*Rosa multiflora*）三個類羣，中文卻分譯三名。

情人節當天贈送的切花「玫瑰」，在現代商業栽培上絕大多數是現代月季（*Rosa* × *hybrida*，以中國月季爲主要親本在歐洲雜交育種兩百年而成）；

圖 | 花店櫃檯上的花語卡片與花束包裝紙。今日商業花店仍在大量沿用十九世紀花語書的說法——一部花語書最持久的影響，不在於它被當作知識引用，而在於它被印進了商品 © 網絡

真正的玫瑰（*Rosa rugosa*）花期短、花色單一，商業上主要作藥用、花茶與芳香油原料，國際香精業的主力品種是大馬士革玫瑰（*R. damascena*），基本不作切花生產。

六、總結一下

花語的發展史既是出版史也是文學史。1819年巴黎那本小書纔是它真正被髮明的起點。此後是出版商的批量複製，是作者之間的相互抄錄，是爲迎合讀者而刪改含義。沒有哪一版是原版，因爲從來沒有原版。

而它關於愛情、關於貞潔、關於思念的那些聯想，本身是十九世紀情感生活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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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 中國科學院中國植物誌編輯委員會《中國植物誌》全文電子版「關於本志」，iPlant 植物智。

[2] Beverly Seaton, The Language of Flowers: A History,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1995（ISBN 9780813915562。

[3] Frederick Shoberl, The Language of Flowers; With Illustrative Poetry, London: Saunders & Otley, 1834初版／1841再版；詞典部分 pp.255–316。引文出自1839年美國第五版（Philadelphia: Lea & Blanchard）序言。

[4] Susan Loy, Flowers, the Angels' Alphabet, CSL Press, 2001。（Shoberl 引文與 Elliott 說法僅見此書轉錄，未溯及原始出處）

[5] Jack Goody, The Culture of Flowe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ISBN 9780521414418），全書十四章，另有序論。

[6] 傑克·古迪《鮮花人類學》，劉夙、胡永紅譯，商務印書館2024年5月，ISBN 9787100233675。

[7] R. Kandeler & W. R. Ullrich, "Symbolism of plants: examples from European-Mediterranean culture presented with biology and history of art: JUNE: Lili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otany, 2009, 60(7): 1893–1895, DOI 10.1093/jxb/erp088。

[8] Kew Plants of the World Online（POWO）。

[9] 中國天氣網安徽站《從「小寒」開始的二十四番花信風》，來源標註中國氣象局，2015年1月9日。

[10] 青海省果洛州甘德縣氣象局業務學習會報道，2025年6月18日。

[11] 郭晨光《小寒連大呂 歡鵲壘新巢》，《中國氣象報》2023年1月5日第4版。（該文未引程大昌《演繁露》）

[12] 南唐徐鍇《歲時記·春日》，經南宋程大昌《演繁露》引錄；南宋高似孫《緯略》卷六亦引。

[13] 北宋孫宗鑑《東皋雜錄》（據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十七引）；南朝梁宗懍《荊楚歲時記》（據楊慎《升庵集》轉引）。

[14] 王逵《蠡海集·氣候類》（明初錢塘人，舊本題宋人者誤，《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已考正）。1979年10月影印件運抵北京，1982年農業出版社列入「中國農學珍本叢刊」第一種。

[15] 陳景沂《全芳備祖》。字景沂，號肥遯、愚一子；編纂始於寶慶至端平年間（1225—1236），寶祐年間（1253—1256）重新整理付刻；前集二十七卷爲花部，記花卉一百二十種左右（程傑統計114種，另有附錄7種）；每物分事實祖、賦詠祖，今本另有「樂府祖」收詞。宋刻本中國已失傳，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宋刻殘本。另參程傑《〈全芳備祖〉編者陳景沂姓名、籍貫考》，《紹興文理學院學報》2013年第6期，第66–72頁。

[16] 王象晉《羣芳譜》（明天啓元年1621年二如亭初刻本28卷；四庫全書本30卷），王象晉（1561—1653）撰。（「明王象晉撰《羣芳譜》，即以是書爲藍本也」一語出自《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全芳備祖》提要，非《羣芳譜》提要）

[17] 陳淏子《花鏡》（又名《祕傳花鏡》），康熙二十七年（1688）成書，六卷約十一萬字。周作人評價見中國作家網《魯迅與博物學（二）》

[18] 葉嘉瑩《詞「比興寄託」傳統的由來》，陸有富整理，南開大學官網轉載。

[19] 洪興祖《楚辭補註》。

[20] Anna Christian Burke, The Coloured Language of Flowers,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 Sons, 1886（扉頁署「Compiled and Edited by Mrs. L. Burke」）。

[21] Kate Greenaway, The Language of Flowers, London, 1884。（文中所引該書統計數字爲二手統計，未經原書逐一覈驗）

[22] Robert Tyas, The Sentiment of Flowers; or, Language of Flora, London, 1836初版／1841再版，附12幅彩色插圖，扉頁署「Seventh Thousand」。

[23] G. A. Laufer, Tussie-Mussies: The Victorian Art of Expressing Yourself in the Language of Flowers, New York: Workman, 1993, p.12。

[24] Louise Cortambert, Le Langage des Fleurs, Paris, 1819年12月，署名筆名 Madame Charlotte de la Tour，插圖 Pancrace Bessa。（筆名歸屬無定論，最常提者爲地理學家歐仁·科爾坦貝爾之妻路易絲）

[25] B. Delachenaye, Abecedaire de Flore ou langage des fleurs, 1810；Alexis Lucot, Emblemes de Flore et des Vegetaux, 1819。

[26] Mary Wortley Montagu（1689—1762）書信，約1716—1718年駐君士坦丁堡，1718年返英。肖像見英國國家肖像館 NPG 3924（Jean-Baptiste Vanmour 繪，約1717年）。

[27] Joseph von Hammer-Purgstall, Sur le langage des fleurs，收於其主編《Fundgruben des Orients》（維也納，1809—1818）。

[28] Brent Elliott，英國皇家園藝學會圖書館館員（1982—2007），後任該會歷史學家。（其 sélam 論述經 Susan Loy 2001年轉引，未溯及原始出處）

[29] National Records of Scotland 植物檔案頁 Madonna Lily（Lilium candidum）。網頁存檔見英國國家檔案館 Web Archive。

[30] 《詩經·周南·桃夭》《衛風·木瓜》《鄭風·溱洧》。

[31] 周敦頤《愛蓮說》、劉禹錫《賞牡丹》、清張潮《幽夢影》卷二第三十三條。

[32] 《荊楚歲時記》（據楊慎《升庵集》轉引）；《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全芳備祖提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