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我搁下笔,对着案上那盏孤灯出了会儿神。
灯是师父留下的旧物,破碎不堪,灯罩边沿碎下的一块甚至是用胶布粘起来的,如果装上灯泡,里头的光会从那儿缝隙中漏出来,在桌面上切出一条细细的光斑。我盯着那道裂痕,想起白天里一个朋友来找我。
我这朋友此前写了好些年杂志评论,阅读量很是惊人,见识也不凡,笔下功夫是有的。只是一直没碰过长篇。前阵子他说得了个绝妙的构思,眼睛里亮着光,像是真攥住了什么东西。我问他写了多少,他说,还在想。
直到我昨天我再问,还是那三个字。
他说自己有个习惯,要把所有的情节都想明白,大的骨架、小的关节,一处都不肯含糊,做到胸有成竹了,才肯落笔。于是反反复复地磨那大纲,这一稿觉得某处转折生硬,推翻了重来;下一稿又嫌结尾不够有力,再推倒。如此几番,稿纸上还是一个白净的大纲。
我说,你何不先写起来,能写多少算多少。
他摇摇头,说不踏实。他说一动笔就意味着创作开始了,可故事的前方仍是一片迷雾,究竟是万壑山林,还是一片坦途,心里完全没底。就这般纠结着,一个字也没落下。因为大纲总有这样或那样的瑕疵,不能达到令他满意的完美。
我听了,没再说什么。这事其实不稀罕。我认得的人里头,有的开了个好大的脑洞,兴奋得不行,可故事该怎么展开却一点想不出来,因此裹足不前;有的人查了满桌子的文献和资料,越查越觉得准备不足,到后来近文情怯,不敢动笔了;还有的在脑子里把那些精彩场面翻来覆去地想了一遍,过足了瘾,可一到实现阶段,那些画面却像胶水一样,倒不出来。
他们的困境或许不同,也各有各的缘由,可说到底,都是一回事——没动笔。
这就像我小时候趴在桌沿学师父磨墨,一开始,总问他要磨多久才算好。师父从来不说“好了”,只说:“你先磨起来。”我急了,手上一用劲,墨锭在砚台上打滑,发出刺耳的声响。他也不恼,把住我的手腕,带着我慢慢画圈,一圈,又一圈。墨色就这么一层一层地浓起来了。
后来我才明白,师父说的“先磨起来”,不只是磨墨。就像我曾经告诉妹妹的那个道理,做什么事情,最重要的是先做。
写小说这件事,原也不是精心构筑的工程,没法事先把图纸画得毫厘不差,规划好原料和工作量再动工。它更像是屋后那丛野生的忍冬,你大概知道它要往哪个方向攀,甚至给它搭了架子,可它日后究竟会在哪里发出一根新枝、在哪里绽出几朵花来,你是一点儿也料不准的。这不是坏事。倘若一切都算得死死的,还有什么意思呢。
这倒不是说,大纲和准备没有什么意义,他们同样很要紧。可动笔,比什么都要紧。不怕你想不明白,只怕你不动笔。再精彩绝伦的构思,也要落实成文字,才有存在的意义。就像薛定谔那箱子里头的猫,总得掀开盖子,才晓得是死是活。
写东西的人,比那猫要幸运些。猫只有一次生命,但我们可以重来。写出来的东西若是不满意,回过头去改就是了,有什么好担忧的。
只有动笔了,故事才算踏上了征途。远方的天空模模糊糊有一颗星,指示着大略的方向。可眼前却是大雾弥漫,什么也看不清。你只能一步一步地走,脚下的地或许是实的,或许一踩就陷下去。也许会撞见什么,好的坏的,也许走了一半发现此路不通,再折回来。我们无法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只能保持着战战兢兢的心情摸索前进。
可这种探索本身,不也是创作的乐趣所在吗?
我搁下笔,把灯罩转了转,那道裂纹便藏到了背面去。案上铺着的稿纸,已经写满了好几页。白日里朋友那番话,不知为何,就让我想起了师父当年把着我的手磨出的那些圈,一圈,又一圈。
我把这些话全说给他听了,希望他的文章也能像磨墨一样,慢慢磨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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