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26日清晨，十個年輕人坐着一艘橡皮艇大搖大擺地在印度孟買的邊緣貧民窟靠岸。
他們順着河水中的垃圾逆流而行，上岸後兵分五路，依次打車前往泰姬瑪哈酒店、中央火車站、利奧波德咖啡館、奧貝羅伊大酒店等客流量擁擠的地區，準備向世界宣佈他們的“聖戰”。
這是電影《孟買酒店》的開頭。
當他們來到這座有着兩千萬人口、享有印度“紐約”之稱的經濟貿易中心時，沒人能想到，那一雙雙天真與好奇的眼眸下，卻藏有一種難以言說的恨意。
那種恨意讓孩子的好奇變成魔鬼的憤怒，使得孟買的繁榮與昌盛；那裏的每一道牆每一塊磚，都發出溫和而淒涼的聲音。
即便是路過的人、吹來的風、閃過的影，都透露出無可奈何的腐敗與急需被淨化的空虛。
十個年輕人的耳旁傳來這樣的訓誡；他們是異教徒，記住這羣人在你們身上掠奪了什麼。
九個月前，巴勒斯坦貧困山區有三十個孩子被祕密組織帶走了，他們在那裏學會了用衛星電話、操作武器，以及最重要的本能——殺人。
爲首的領袖向他們承諾，每個人家中都將會有一萬美元的存款，這讓他們的努力有了利益的肯定、信仰也不會隨着身體的蕭瑟而付諸東流。
在經歷一層又一場的洗腦後，窮孩子們先是驚訝，隨即冷漠地意識到，自己的貧困並非出於不幸，而是源於世界的不公——
他們要讓印度教徒與那些外國佬血債血償。
——印度教與伊 斯 蘭教的衝突
印度的宗教派別極爲複雜，其巨大的人口基數、落後的種姓制度以及一系列歷史遺留問題，讓這個國度在國際社會上的醜聞層出不窮。
其中，印度教與伊 斯 蘭教之間的衝突當屬大頭，二者自印度土地誕生的那一刻起便難捨難分、積不相能。
印度教與伊 斯 蘭教之間究竟有什麼巨大淵源？爲何僅僅是信條不同，就要對彼此大打出手?
其實宗教勢力之間的廝殺，並非是對某個神域傳說的庇護與堅守，而是一場腥風血雨的政治鬥爭。
印度部分教徒在對外宣傳以及對內解釋上，宣稱伊 斯 蘭教是征服者的宗教，這是對於特定歷史時期的扁平化總結，始於七百多年***教對印度的統治與非人道行爲。
比如，在印度次大陸統治的數百年前，伊 斯 蘭教通過拆毀印度教神廟以及對非穆斯林教徒打壓收取額外稅收的條文，導致印度教徒的集體記憶中存在被征服和迫害的痕跡。
這一前人遭受的苦難，成爲了後人復仇反擊的武器，使得印度教徒對本土穆斯林的每一次迫害，都攜帶着歷史的證據與對再次被奪權的恐懼。
在短暫的英國殖民期，印度纔算是勉強有了國家的雛形。
其數千年的分裂被外來者統一戰線，國內的衆多宗教勢力，瞬間面臨着保種與保教的雙重難題。
但我們都知道，長期的歷史錯誤造成的長期仇恨，很有可能會改變一個國家的基礎運行邏輯與平民之間的相處模式。
英國殖民者通過挑撥宗教矛盾維持統治，例如在選舉中利用政策刻意分裂雙方選民、加大矛盾，以及在一些敏感地帶粗暴劃分兩教的權力邊界，導致宗教仇恨被進一步加劇。
藉由外來者埋下的諸多歷史隱患，印度獨立解放後，宗教勢力被再次洗牌——
這些曾經飽受摧殘、且自尊心與民族意識相對薄弱的印度教信徒，終於意識到自己可以當前做主了。
在印巴分治後，印度本土穆斯林的處境由於頻繁的國家戰爭變得愈發危機。
1992年，巴布裏清真寺因宗教領土權問題爆發流血衝突，約兩千人在這場戰爭中喪命，多數爲住在清真寺附近的穆斯林。
這一觸犯信仰的過失舉措讓兩教的關係徹底跌入冰點。
2002年，是穆斯林最多災多難的一年。
一列載有印度教朝聖者的列車在古吉拉特邦戈德拉鎮遇襲，車廂疑似人爲縱火，五十八個乘客當場斃命。
穆斯林自然被指控爲幕後兇手，隨即在三個月內，當地印度教信徒聯合對穆斯林社區實施強姦、縱火、虐殺等有組織的恐怖暴行。
印度教大會領袖宣傳，這是對一千年來穆斯林在印度教徒身上所行之惡的“適當反應”，似是將宗教暴行包裝成歷史修正主義。
據民間數據統計，約有2000至5000多人暴屍荒野，期間，本該履行義務的警察視若無睹，甚至還因爲宗教立場與職務之便積極參與其中。
印度教徒對穆斯林的折磨觸目驚心，手段令人髮指。
在《古吉拉特：災難的誕生》一書當中記載到；他們拋開了孕婦的肚子，將襁褓中的胎盤與母親串在一起焚燒，還把殘疾人綁在牀上，澆滿汽油活活燒死。
而在對該屠殺的後續事件報告當中指出，車廂內部也有人爲縱火的痕跡，也就是說，那五十八個印度教信徒也有可能死於同胞之手。
但這樣的調查結果卻未能幫助穆斯林沉冤昭雪。
受害者家屬依然承擔着親人離去與社會譴責的雙重壓力。直到2012年，特別法庭才陸續爲僅有的23名暴徒判罰。
被判罰的暴徒多爲一無所有的窮人，許多案件都因證據不足、政治干預等暗箱操作，徹底與世長辭。
生命被數字敷衍了事，暴徒與兇手皆大歡喜，唯有受害者的親屬形單影隻，政府對此表示無能爲力，即便偶有大發善心的政客聲援一二，也不過是爲自己的生涯履歷再添一筆。
相似的“巧合”不勝枚舉——
每當全國或地方選舉前夕，針對性暴力事件就會接踵而至，管轄“恰好出現真空”，暴行也“剛好無人監管”。輿論的補充與轉移總能讓某個執政黨得到躍升的機會。
這無不在證明，印度本土發生的所有恐怖主義與官僚作風，均是高層挪用某一歷史記憶與民族痛點大肆斂財。
唯有無知且愚昧的信徒，充當了變現上層財富的劊子手。
兩次事件均滋生了恐怖主義的極端成長，讓仇恨成爲了兩教人民的唯一相處語言。
《孟買酒店》的十個年輕人，亦是千年來印度宗教衝突、政治鬥爭、暴力殖民所直接產出的惡果。他們的未來在編造的真 主凝視下走到了盡頭。
——五組有預謀的屠殺
十個年輕人分成兩人一組，陸續到達自己的目標地點實施計劃。
第一組負責在火車站發動襲擊。
兩人環顧四周，只見大量的上班族與窮人扎堆於此，散發出的疲態與憎恨讓他們放下芥蒂。
二人在廁所按照記憶中的步驟安裝彈夾與槍托，隨後他們悠閒地走到室外，像是行日常之事一般背靠背扣下扳機——
那子彈從數人身上一掠而過，頓時慘叫聲、哭喊聲連成一片，Ak47的火光猶如一把剪刀，像是剝洋蔥般層層疊疊的向人羣外擴散。
他們邊掃邊原地轉圈，表情利落到無任何痕跡，兩隻胳膊更像是槍支的附屬品，僵硬且麻木地執行着殺人的命令。
AK的射程範圍內滿目瘡痍、無一倖存，屍體層層堆疊、血流成河，唯有幾名警察，顫顫巍巍地從掩體中查看情況。
彼時，孟買的警察廳早已瞭解實情，但由於缺乏應對恐怖襲擊的訓練與基本的危機意識，管理層沒有足夠的能力調動警力支援，考慮到孟買當年的安保水平，這樣的結果似乎並不令人意外——
孟買所在的馬哈拉施特拉邦有18萬名警察，能支配的火器卻僅有2200件。
而其中的大部分火器又爲二戰遺留古董，手槍開不出子彈、狙擊鏡看不清敵人，是常有的事。
這就意味着，警察除勇氣以外，無任何與恐怖份子抗衡的能力。
第一次火拼並未持續太久，因爲很快，八名警察就因武器與決策失誤被迫落於下風，與五十多個平民一同死於槍口。
離開火車站後，第一組繼續按照規劃路線襲擊議會大廈，順着人羣一路殺到婦嬰醫院，男女老幼無一例外，見人就殺。顯然，他們的任務是在城內持續製造恐怖事件，讓本就一頭霧水的警方分身乏術。
面對一場如此浩浩蕩蕩的的城市危機，孟買的警方亂了陣腳。前去支援的許多部隊還沒搞清楚狀況，就被恐怖份子射成篩子，場面一度陷入混亂。另一組人也按照計劃順勢搶到了警方車輛，一邊遊街一邊掃射，把孟買鬧得雞犬不寧。
其餘三組人員則更縝密與特殊——襲擊利奧波德咖啡館一組人順勢將平民趕往離此不遠的泰姬瑪哈酒店，另一組人佯裝難民與人羣一同湧入，控制大廳後再爲室外的追殺同夥開闢道路。
最後一組人則前往猶太人衆多的奧貝羅伊大酒店實施暴行，已覆蓋所有目標人種。
計劃執行得非常“順利”——前來逃難的衆多遊客絲毫沒有意識到，自己即將踏入另一場更可怕的噩夢。
初入泰姬瑪哈酒店的兩名恐怖份子並沒有立刻展開殺戮。事實上面對宛如天堂般華麗的棚頂與一塵不染的廳堂，兩人甚至寒暄了幾句“**至上”。
襲擊當天，共有一千多位身居高位的客人入住於此，湧入的難民更是不計其數。
恐怖份子最終被身上的蝨子咬醒，清醒的貧困驅使他們掏出武器、扣下扳機。
驚魂未定的難民與服務人員再次猶如驚弓之鳥般四處逃竄。
利奧波德咖啡館的人馬也聞聲趕來，四人一同服用包裏被河水泡到發黴的毒品，去往各個樓層有條不紊地進行屠殺——泰姬瑪哈酒店自建立百年來首次厄運降至。
——信仰與救贖
泰姬瑪哈酒店始建於1903年，具有非常悠久的歷史。酒店的創始人是一位頗有抱負與自尊心的商人賈姆謝特吉·塔塔。
在殖民時期，英國仲裁者對所有印度人都抱有敵意。每一家酒店都醒目的彰顯着歧視人種的標語。
見此情此景，賈姆謝特吉·塔塔立馬下定決心建一座可供印度人平等入住的豪華酒店，並用阿拉伯語將其命名爲“放置王冠的地方”。
因此，這家酒店在印度被視爲殖民時期具有抗爭意識與民族自信的標誌性建築。
如今，一波更恐怖的勢力從天而降，泰姬瑪哈酒店將被嫉恨它的穆斯林血洗一空。
最初的十個小時，印度警方對着酒店遮天蔽日的濃煙哀嘆連連，只有在國外媒體肆意拍攝時，他們纔會鼓起勇氣加以阻止。
這份守護國家聲譽的勇者之心，最終並未能支持他們走進大門，只有零星的警員意識到自身的責任，卻因爲命令與實力愛莫能助。
正所謂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印度的精英反恐部隊此時身在何處？
答案是距離孟買約1440公里外的新德里，所有的精銳24小時守護印度的達官顯貴，這在一個戰爭頻繁的國度並不稀奇。
離奇的是，孟買中央指揮的不利，導致事件發生的98分鐘之後，新德里才收到消息。新德里又用了五個小時，才讓反恐部隊傾巢出動。
是的，五個小時，受害者家屬只能眼睜睜看着電視上的恐怖份子肆意妄爲。
由於新德里附近僅有一個反恐基地，恰好當天飛機都任務在身，反恐部隊只得原地坐以待斃，等最近的一架飛機返回才能上路。
這五個小時，是平民用慘叫撕破黎明的時辰。
當旭日從血紅色的天穹中升起——距第一場襲擊已過去將近一天，印度的軍事力量纔開始陸續出現在公衆視野。
對於泰姬瑪哈酒店的員工與客人而言，這五個小時異常煎熬。
伊朗裔富豪千金Zahra與她的美國建築師丈夫帶着嬰兒和保姆入住酒店。
錫克族侍應生Arjun正微笑着爲客人端上精緻餐點，主廚Oberoi則井然有序地管理着廚房運作。
突然，晴天霹靂，子彈與手雷的噪音如雷貫耳，將昔日的平和與浪漫炸了個粉碎。
位於一層的主廚Oberoi與侍應生Arjun立馬沮喪地意識到——
浩劫將至，樓上的客戶對情況一無所知，他們要面對疏散人員與獨自逃跑的兩難境地。
只見，Oberoi沉着冷靜地說道：
”你們可以自行離開，或留下冒險保護客人，但即便逃走，也不要爲任何事物感到愧疚。“
泰姬瑪哈酒店長遠的歷史文明在此刻得到應驗——得力於Oberoi的個人魅力，超過一半的服務人員自願留下，選擇守護客人的生命安全。
在酒店外的政客還在忙着處理孟買的公關危機時，酒店內的服務生已經在奮力挽救生命了。
他們付出信仰、拋棄擁有的一切，利用酒店樓道與構造的信息差和恐怖份子凱旋，讓多數客人都能聚集到一起等待警方的救援。
主廚Oberoi在此次危機事件當中的積極表現，令人肅然起敬。
他一絲不苟、富有擔當，對客人抱有極高的服務精神，但也不強迫他人追隨自己的道德理想。
他也是一個信仰持有者。在生死麪前，他沒有選擇對自己的客人不管不顧，更沒有祈禱神靈挽救他們於水火之中。
相反，他利用那股神祕的精神力量，主動與持槍的恐怖份子抗爭。那份無知的勇氣與擔當，不是神明的恩賜，而是人性的閃光；是人的勇敢讓信仰煥發光彩。
在他的指引下，侍應生Arjun也抱有同樣的覺悟。作爲一個虔誠的錫克族，多年來他從未在陌生人面前摘過家族的頭巾。
這在他的宗教理念裏，被視爲榮耀與勇氣，讓他能夠投身到槍林彈雨裏，對他人伸出援手。
避難期間，一位英國婦人對他的形象感到不安。他拿出家人的照片，用溫柔而剋制的語氣，表示自己只是一個家庭美滿的普通人。
客人是他勢必要保護的對象， 如有必要，他會毅然摘下頭巾，即便這對自己的家族意味着背叛。
恍然間，一向尖酸刻薄的老人，似是從這位錫克族的眼裏看到了神明。
她心裏想到，那個與穆斯林穿搭一模一樣的宗教份子，或許並不如她印象中的那般腐朽，也使她對面的Arjun堅信——哪怕是暫時的——是放下歧視與誤解的——他和別人是一樣的人，並無區別。
後來，面對一位受傷的外國遊客，他毫不猶豫地解下頭巾，將自己信仰——那個賴以生存且不可侵犯的家規，死死地摁在遊客的傷口上，寸步不離。
Arjun的舉動，體現了宗教的包容性與多元，這在宗教體系極度複雜的印度，尤爲難得。
泰姬瑪哈酒店的多數員工都有宗教信仰，支持他們留下來的可以是神明的教條與善心，但讓他們付出行動的，一定是身爲人的自覺。
二者缺一不可。在極端的生存環境下，宗教既能成爲束縛，也能昇華爲超出理智的善舉。
恐怖份子與員工的作爲，看似是好人與惡人的區別，實際上卻更像是信仰之間的距離。
四個殺人兇手，手上沾滿鮮血，卻嚮往着沖水馬桶的漩渦，他們在那裏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看見了星空。
其中一員在意識到自己即將離世後，突然察覺到自己的年齡，開始嚎啕大哭。
他撥打家中的電話，希望家裏人能如實拿到承諾的一萬美元。
但家中的父親卻並不在乎他的生死，即便沒有收到任何援助，父親還是自信滿滿，堅定自己的賣子行爲是正確的選擇。
那一刻，一個遺臭萬年的罪人無力地意識到，自己似乎見不到真 主了——
他茫然地向外走去，一心求死，成爲酒店內第一個被順利擊斃的恐怖份子。
其餘人彈盡糧絕之後，也終是爲自己的行爲付出了代價。
但正義來的太遲了....
這樣的災難，在本篇文章裏是一個小節；在《孟買酒店》的電影中是兩個小時；對酒店的受害者而言，是三天三夜；在印度的歷史版圖上，卻橫跨千年——
是巴布裏清真寺轟然倒塌之時、是古吉拉特的無妄之災；是08年的全城危機；也是2011年後的又一起連環爆炸案。
印度教與穆斯林鬥爭了一千年，只爲證明歷史是個圓。
唯有放棄“父債子償”的執念，對過去所受之苦有合理認知，或許才能迎來一個相對文明的社會環境。
——寫在最後
宗教的積極與負面作用，在印度的窮人身上不斷重演。特定的歷史語境下，它能減少人民的野蠻，卻不利於人民的成熟。
正確的時候，它是《血戰鋼鋸嶺》的理想主義，能在“上帝的祈禱”下於子彈間迂迴救人。
錯誤的時候，它能同時激發人的奴性與血性，變得既無知又殘忍。
每每談及宗教；談論這些謬誤而無辜、愚昧而忠誠、罪孽而神聖，充滿着欺詐卻爲了理想而甘願受苦的信徒時，我總是無從下口。
但我想，那些在事件中勇於奉獻自我、且依舊爲生活奔波的普通人，不會像我一樣詢問宗教的意義。
他們其實比任何人都知曉神明的去處。
生活總要繼續下去，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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