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參考：
《設計的故事》——王萍
《建築日本》——五十嵐太郎
《在建築中發現夢想》——安藤忠雄
〔京都國立國際會議中心〕「ICC」
（Kyot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
摩登，是一個既古老又蘊含着現代化的詞彙，而這個詞彙，在當下已經少有人用，但我覺得，時至今日它依舊可以形容一些東西，比如說——京都國立會議中心。
京都，一座古老的城市，這座未曾被戰火焚燬的平安京，幾乎完整封存了日本舊日的影子。百年來，在東京迅速地以拔地而起的高塔、縱橫交錯的新幹線來彰顯其“現代城市”的身份的同時，京都這座城市也以一種“隱晦”的方式悄然自我更新。
在1966年，建築師大谷幸夫在京都北部的山間，用裸露的混凝土澆築了一座現代的古神社。混凝土可以是冷的，也可以是莊嚴的，它看起來像一座從山脈中孕育而出的神殿，粗野、厚重、不加修飾，除了摩登，我想不出另外可以形容這座建築的詞彙。
〔京都國立國際會議中心〕（Kyot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室外」
在歷史上，日本曾有過三次運動會，除去2020年的地獄變奧運會與1972的札幌冬奧會之外，另一次也是最早的一次便是1964年的東京奧運會。
而在1964年奧運會正式開幕之前，日本政府雄心勃勃地想要建造一座能與紐約聯合國總部比肩的大型國際會議建築，以此向世界展示戰後日本的復興與崛起，而京都作爲千年古都，戰後是最被寄予厚望的城市，日本政府想要確立其國際文化交流窗口的地位。這，便是ICC。
於是，他們將會館選址確立在京都的寶池公園，據他們的理念所言，他們想要營造一個被綠意環繞的地帶，讓人類遠離密集的市中心，將其變成一個可以讓心靈在大自然中聚集、互相交流的場所。
然後，日本首次在這種公衆設計上採用了公開設計競賽方式，在195件應徵作品中，初出茅廬的青年設計師——大谷幸夫的作品被評爲最優秀作品。
在現代建築中，如何運用傳統，是不少建築師長期探索的課題。一般來說，將傳統借鑑、反饋到作品中去，相較之避開傳統去進行再創作要難的多。
因爲建築師首先要對遺產有深入的研究，才能從傳統中選擇、提煉、抽象、轉化，進行再創造，最終再成爲符合時代要求的建築作品。
而在當時的背景下，全世界建築的主流是以歐美爲中心的功能主義類型，同時代的日本風格基本是丹下健三倡導的傳統的創造，其語言是現代主義+日本性的融合的神社寺廟形式。
而師承于丹下健三的大谷幸夫也以此選擇將ICC設定爲既能反映日本傳統形式，又能反映現代建築思想的複雜性和實用性的建築。
〔京都國立國際會議中心〕（Kyot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接待區」
前面也說過了，ICC的誕生主要是因爲奧運會，也是爲舉行國際會議以及全國性會議和交流活動而設立，所以，ICC作爲日本的象徵，也會迎接世界各地的遊客前來參觀。
在這個基礎上，大谷幸夫決定使用在60年代頗爲流行的粗野主義作爲外牆的設計，以裸露的混凝土爲主要材料，展現出其磅礴的力量感和雕塑感，並以先師的神社理念作爲輔助，成就現代與古典的融合。他想讓這個建築成爲人類文明中不可撼動的一部分，他想讓遵循自然成爲檢驗這個建築是否合適的唯一標準。
大谷幸夫利用集中而錯落的體量穿插在京都的山谷間，精心組織的比例尺度讓人不感覺擁堵，帶有一定裝飾性的傳統構件立面展示了與傳統的對話。從整一個外觀就能看到極其粗野的水泥立面，而內部則更加具有建築所帶來的張力感，可以窺見其濃郁的昭和中期現代主義氣息。
頂層的辦公用房設計成倒梯形，猶如傳統的神社，但又不同於神社，在似與不似之間，顯出獨具一格的日本民族風貌。會館的橫斷面採用了構思新穎的下層爲梯形、頂層爲倒梯形的兩種形式，這種造型是由日本神社木架結構演化而來的。
〔京都國立國際會議中心〕（Kyot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建築細部」
但形態上的相似只是表象，大谷幸夫的轉譯遠比模仿複雜。從這裏可以看出，大谷幸夫對神社結構的抽象，是一場材料與尺度的置換。
傳統神社木架結構的梯形斷面，源於抬梁式屋架的自然力學表達，其擁有上大下小的倒三角形輪廓，既是結構穩定的需要，也是神域空間向上聚攏的象徵。
大谷幸夫保留了這一空間原型，隨後進行了三處關鍵變形：
其一是材料的置換，以鋼筋混凝土取代木構，將柔性節點轉爲剛性整體，使建築從生長的樹木變爲開鑿的山體；
其二是尺度的轉換，將神社數米跨度的屋架擴展至主會場數十米的無柱空間，梯形斷面的比例被極度拉伸，產生近乎哥特式的崇高感；
其三是方向的反轉，頂層辦公用房的倒梯形並非神社所有，大谷將傳統屋架的負形（即屋頂與天花之間的虛空）實體化，使遮蔽本身成爲被觀看的對象。這種似與不似之間，正是日本現代建築傳統的創造之精髓。
另外，這種採用梯形的方式有利於改善會堂內的音響效果、減少會堂上部空間的體量、節約空調費用，還可利用梯形斷面下層大、上層小的特點在不同層次佈置規模各異的會場。
〔京都國立國際會議中心〕（Kyot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室外」
〔京都國立國際會議中心〕（Kyot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室外」
其佔地面積約15萬平方米,總建築面積約27000平方米。會場有大、中、小几種,分別容納2000、500、150、50人。主體建築爲地下一層，地上6層，塔屋兩層。
平面佈置上，ICC十分注重防火、防震以及防原子彈，所以設置了不同的入口，使人流加以分隔和疏導，並將大小會場與其它服務設施組成了既分隔又聯繫的有機羣體。
結構設計與空間一致，廳堂內部根據不同的建築體量，進行不同的結構設計。結構材料採用鋼結構，外包了厚厚的防火混凝土，外包的混凝土仿效天然石材年久風化的效果，給人以拙樸自然、粗獷有力之感。
其實就我這個粗野主義愛好者的個人視角而言，大谷幸夫的混凝土其實另有一層日本美學的皮膚。他刻意要求模板留下木紋與竹節的印痕，使混凝土表面呈現出類似天然石材風化的斑駁質感，在視覺上更貼近“侘寂風”。
同時，混凝土的“素”（未經塗飾的質樸與直率）與神社建築中“白木造”（純淨感）形成跨材料的對話。換言之，ICC的混凝土既是現代工業的產物，也是日本傳統中自然材質顯真理念的當代化身。粗野主義在此被本土化爲一種帶有禪意的厚重，而非西方語境中那種帶着點攻擊性的原始力量。
此外，建築內部中其最巧妙的特點之一便是鋼筋混凝土柱的分佈，它們以六十八度的角度傾斜，在不減少建築面積的情況下分割着內部空間。
〔京都國立國際會議中心〕（Kyot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建築細部」
〔京都國立國際會議中心〕（Kyot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中庭」
而目光投向主會場，主會場的天花板上懸掛着一個巨大的圓形裝置，象徵地球；講臺周圍的牆壁上鑲嵌着許多形狀各異的鋁製品，象徵接納不同觀點的國際會議。
這些象徵物並非孤立的裝飾，入口的分流設計（不同入口疏導不同人流）表面是防災功能，實際上是參考並複製了日本神社的參道的淨化邏輯，也就是將世俗的混雜人羣，通過空間區隔轉化爲有序的參列者。
進入主體後，大小會場的嵌套佈局（2000人主會場→500人→150人→50人）構成權力的同心圓，越向內空間越具儀式感。
最終抵達主會場，天花懸掛的地球裝置與講臺周圍的異形鋁片，完成了從國家象徵到全球象徵的轉場。鋁片的不同形狀暗示接納異見，地球則暗示超越民族國家的普遍主義。這個空間序列，本質上是在用傳統的空間語法，講述戰後日本渴望融入國際秩序的狼子野心。
〔京都國立國際會議中心〕（Kyot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主會場」
〔京都國立國際會議中心〕（Kyot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主會場」
時至2026年，近六十年的時光閃爍，ICC其實並未淪爲檔案照片中的遺蹟。相反，它仍在持續運轉。
比如說1997年的《京都議定書》的簽署、2024年國際昆蟲學大會（ICE 2024）、同年的肝病學會議的六千人到場、2022年四千三百名機器人學者的聚集，這座“摩登”的建築已承載超過兩萬件會議與活動。疫情期間它曾短暫沉寂，但2024年京都市國際會議舉辦件數已恢復至二百餘件，在日本國內僅次於東京。
然而，使用並不等於實現願景。前面已經說過了，大谷幸夫當年所追求的理念是那個所謂“讓心靈在大自然中聚集”，但是在今天卻還是面臨着微妙的反諷。
現如今雖然ICC周邊的寶池公園仍綠意盎然，館內的日本庭園也依舊靜謐，但前來參會者多是循着地鐵出口的標識匆匆入場，在光纖連接的多會場系統中穿梭，心靈的聚集已被議程表切割爲精確到分鐘的時間塊。
〔京都國立國際會議中心〕（Kyot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室外」
大谷幸夫的混凝土依然粗糲，但建築內部早已佈滿同聲傳譯設備與光纖網絡，這沒什麼好懷念或遺憾，倒不如說這就是任何現代會議設施必然的宿命。
不過，ICC的真正遺產不在於它是否實現了大谷的烏托邦，它其實證明了一座建築可以既服務於最功利的國際政治，又保留着最詩性的自然對話。
它曾入選了《DOCOMOMO Japan 關西現代主義建築20選》與《公共建築百選》，不僅因其形式之美，更因其在六十年間持續調解着現代性的效率與傳統空間的餘裕。那些傾斜六十八度的混凝土柱，至今仍以不變的姿態，支撐着不斷變化的國際二字。
大谷幸夫沒有給ICC加上神社的鴟吻、唐破風或千鳥破風，那些是日本神社或者說文化的死的傳統。他提取的是神社的那些梯形斷面、參道的序列感、以及從遮蔽再到顯現的空間語法，將其注入混凝土與鋼結構的現代肌體。
我覺得這種轉譯是有相當的深刻性的，當西方現代主義還在爭論形式是否追隨功能時，大谷已經悄悄地將日本傳統的空間邏輯嫁接到了現代功能之上。
〔京都國立國際會議中心〕（Kyot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室外」
梯形斷面改善聲學、減少空調負荷、創造層次化的會場尺度，是功能的勝利，但梯形本身作爲神社木架的抽象表達形式，又讓每一次會議都暗含一種儀式性的向上聚攏，就像傳統的幽靈穿着現代的盔甲。
由此回看傳統與現代這一被說濫的命題，ICC提供了一個更爲清醒的答案，傳統不必以保護的姿態被凍結在博物館中，也不必以創新的名義被肢解爲裝飾碎片。
它其實可以是一種空間行爲的記憶，人們如何在梯形屋頂下聚集？如何在參道般的分流中淨化？如何在素雅的混凝土面前保持靜默？
當這些行爲記憶被現代功能重新激活時，傳統便不是被保存的過去，而是被再生的當下。
被困住的是楚門還是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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