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京都ICC国立国际会议中心]?

本期参考:

  • 《设计的故事》——王萍

  • 《建筑日本》——五十岚太郎

  • 《在建筑中发现梦想》——安藤忠雄

〔京都国立国际会议中心〕「ICC」

(Kyot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

摩登,是一个既古老又蕴含着现代化的词汇,而这个词汇,在当下已经少有人用,但我觉得,时至今日它依旧可以形容一些东西,比如说——京都国立会议中心。

京都,一座古老的城市,这座未曾被战火焚毁的平安京,几乎完整封存了日本旧日的影子。百年来,在东京迅速地以拔地而起的高塔、纵横交错的新干线来彰显其“现代城市”的身份的同时,京都这座城市也以一种“隐晦”的方式悄然自我更新。

在1966年,建筑师大谷幸夫在京都北部的山间,用裸露的混凝土浇筑了一座现代的古神社。混凝土可以是冷的,也可以是庄严的,它看起来像一座从山脉中孕育而出的神殿,粗野、厚重、不加修饰,除了摩登,我想不出另外可以形容这座建筑的词汇。

〔京都国立国际会议中心〕(Kyot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室外」

在历史上,日本曾有过三次运动会,除去2020年的地狱变奥运会与1972的札幌冬奥会之外,另一次也是最早的一次便是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

而在1964年奥运会正式开幕之前,日本政府雄心勃勃地想要建造一座能与纽约联合国总部比肩的大型国际会议建筑,以此向世界展示战后日本的复兴与崛起,而京都作为千年古都,战后是最被寄予厚望的城市,日本政府想要确立其国际文化交流窗口的地位。这,便是ICC。

于是,他们将会馆选址确立在京都的宝池公园,据他们的理念所言,他们想要营造一个被绿意环绕的地带,让人类远离密集的市中心,将其变成一个可以让心灵在大自然中聚集、互相交流的场所。

然后,日本首次在这种公众设计上采用了公开设计竞赛方式,在195件应征作品中,初出茅庐的青年设计师——大谷幸夫的作品被评为最优秀作品。

在现代建筑中,如何运用传统,是不少建筑师长期探索的课题。一般来说,将传统借鉴、反馈到作品中去,相较之避开传统去进行再创作要难的多。

因为建筑师首先要对遗产有深入的研究,才能从传统中选择、提炼、抽象、转化,进行再创造,最终再成为符合时代要求的建筑作品。

而在当时的背景下,全世界建筑的主流是以欧美为中心的功能主义类型,同时代的日本风格基本是丹下健三倡导的传统的创造,其语言是现代主义+日本性的融合的神社寺庙形式。

而师承于丹下健三的大谷幸夫也以此选择将ICC设定为既能反映日本传统形式,又能反映现代建筑思想的复杂性和实用性的建筑。

〔京都国立国际会议中心〕(Kyot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接待区」

前面也说过了,ICC的诞生主要是因为奥运会,也是为举行国际会议以及全国性会议和交流活动而设立,所以,ICC作为日本的象征,也会迎接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

在这个基础上,大谷幸夫决定使用在60年代颇为流行的粗野主义作为外墙的设计,以裸露的混凝土为主要材料,展现出其磅礴的力量感和雕塑感,并以先师的神社理念作为辅助,成就现代与古典的融合。他想让这个建筑成为人类文明中不可撼动的一部分,他想让遵循自然成为检验这个建筑是否合适的唯一标准。

大谷幸夫利用集中而错落的体量穿插在京都的山谷间,精心组织的比例尺度让人不感觉拥堵,带有一定装饰性的传统构件立面展示了与传统的对话。从整一个外观就能看到极其粗野的水泥立面,而内部则更加具有建筑所带来的张力感,可以窥见其浓郁的昭和中期现代主义气息。

顶层的办公用房设计成倒梯形,犹如传统的神社,但又不同于神社,在似与不似之间,显出独具一格的日本民族风貌。会馆的横断面采用了构思新颖的下层为梯形、顶层为倒梯形的两种形式,这种造型是由日本神社木架结构演化而来的。

〔京都国立国际会议中心〕(Kyot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建筑细部」

但形态上的相似只是表象,大谷幸夫的转译远比模仿复杂。从这里可以看出,大谷幸夫对神社结构的抽象,是一场材料与尺度的置换。

传统神社木架结构的梯形断面,源于抬梁式屋架的自然力学表达,其拥有上大下小的倒三角形轮廓,既是结构稳定的需要,也是神域空间向上聚拢的象征。

大谷幸夫保留了这一空间原型,随后进行了三处关键变形:

  • 其一是材料的置换,以钢筋混凝土取代木构,将柔性节点转为刚性整体,使建筑从生长的树木变为开凿的山体;

  • 其二是尺度的转换,将神社数米跨度的屋架扩展至主会场数十米的无柱空间,梯形断面的比例被极度拉伸,产生近乎哥特式的崇高感;

  • 其三是方向的反转,顶层办公用房的倒梯形并非神社所有,大谷将传统屋架的负形(即屋顶与天花之间的虚空)实体化,使遮蔽本身成为被观看的对象。这种似与不似之间,正是日本现代建筑传统的创造之精髓。

另外,这种采用梯形的方式有利于改善会堂内的音响效果、减少会堂上部空间的体量、节约空调费用,还可利用梯形断面下层大、上层小的特点在不同层次布置规模各异的会场。

〔京都国立国际会议中心〕(Kyot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室外」

〔京都国立国际会议中心〕(Kyot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室外」

其占地面积约15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27000平方米。会场有大、中、小几种,分别容纳2000、500、150、50人。主体建筑为地下一层,地上6层,塔屋两层。

平面布置上,ICC十分注重防火、防震以及防原子弹,所以设置了不同的入口,使人流加以分隔和疏导,并将大小会场与其它服务设施组成了既分隔又联系的有机群体。

结构设计与空间一致,厅堂内部根据不同的建筑体量,进行不同的结构设计。结构材料采用钢结构,外包了厚厚的防火混凝土,外包的混凝土仿效天然石材年久风化的效果,给人以拙朴自然、粗犷有力之感。

其实就我这个粗野主义爱好者的个人视角而言,大谷幸夫的混凝土其实另有一层日本美学的皮肤。他刻意要求模板留下木纹与竹节的印痕,使混凝土表面呈现出类似天然石材风化的斑驳质感,在视觉上更贴近“侘寂风”。

同时,混凝土的“素”(未经涂饰的质朴与直率)与神社建筑中“白木造”(纯净感)形成跨材料的对话。换言之,ICC的混凝土既是现代工业的产物,也是日本传统中自然材质显真理念的当代化身。粗野主义在此被本土化为一种带有禅意的厚重,而非西方语境中那种带着点攻击性的原始力量。

此外,建筑内部中其最巧妙的特点之一便是钢筋混凝土柱的分布,它们以六十八度的角度倾斜,在不减少建筑面积的情况下分割着内部空间。

〔京都国立国际会议中心〕(Kyot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建筑细部」

〔京都国立国际会议中心〕(Kyot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中庭」

而目光投向主会场,主会场的天花板上悬挂着一个巨大的圆形装置,象征地球;讲台周围的墙壁上镶嵌着许多形状各异的铝制品,象征接纳不同观点的国际会议。

这些象征物并非孤立的装饰,入口的分流设计(不同入口疏导不同人流)表面是防灾功能,实际上是参考并复制了日本神社的参道的净化逻辑,也就是将世俗的混杂人群,通过空间区隔转化为有序的参列者。

进入主体后,大小会场的嵌套布局(2000人主会场→500人→150人→50人)构成权力的同心圆,越向内空间越具仪式感。

最终抵达主会场,天花悬挂的地球装置与讲台周围的异形铝片,完成了从国家象征到全球象征的转场。铝片的不同形状暗示接纳异见,地球则暗示超越民族国家的普遍主义。这个空间序列,本质上是在用传统的空间语法,讲述战后日本渴望融入国际秩序的狼子野心。

〔京都国立国际会议中心〕(Kyot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主会场」

〔京都国立国际会议中心〕(Kyot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主会场」

时至2026年,近六十年的时光闪烁,ICC其实并未沦为档案照片中的遗迹。相反,它仍在持续运转。

比如说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的签署、2024年国际昆虫学大会(ICE 2024)、同年的肝病学会议的六千人到场、2022年四千三百名机器人学者的聚集,这座“摩登”的建筑已承载超过两万件会议与活动。疫情期间它曾短暂沉寂,但2024年京都市国际会议举办件数已恢复至二百余件,在日本国内仅次于东京。

然而,使用并不等于实现愿景。前面已经说过了,大谷幸夫当年所追求的理念是那个所谓“让心灵在大自然中聚集”,但是在今天却还是面临着微妙的反讽。

现如今虽然ICC周边的宝池公园仍绿意盎然,馆内的日本庭园也依旧静谧,但前来参会者多是循着地铁出口的标识匆匆入场,在光纤连接的多会场系统中穿梭,心灵的聚集已被议程表切割为精确到分钟的时间块。

〔京都国立国际会议中心〕(Kyot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室外」

大谷幸夫的混凝土依然粗粝,但建筑内部早已布满同声传译设备与光纤网络,这没什么好怀念或遗憾,倒不如说这就是任何现代会议设施必然的宿命。

不过,ICC的真正遗产不在于它是否实现了大谷的乌托邦,它其实证明了一座建筑可以既服务于最功利的国际政治,又保留着最诗性的自然对话。 

它曾入选了《DOCOMOMO Japan 关西现代主义建筑20选》与《公共建筑百选》,不仅因其形式之美,更因其在六十年间持续调解着现代性的效率与传统空间的余裕。那些倾斜六十八度的混凝土柱,至今仍以不变的姿态,支撑着不断变化的国际二字。

大谷幸夫没有给ICC加上神社的鸱吻、唐破风或千鸟破风,那些是日本神社或者说文化的死的传统。他提取的是神社的那些梯形断面、参道的序列感、以及从遮蔽再到显现的空间语法,将其注入混凝土与钢结构的现代肌体。

我觉得这种转译是有相当的深刻性的,当西方现代主义还在争论形式是否追随功能时,大谷已经悄悄地将日本传统的空间逻辑嫁接到了现代功能之上。

〔京都国立国际会议中心〕(Kyot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室外」

梯形断面改善声学、减少空调负荷、创造层次化的会场尺度,是功能的胜利,但梯形本身作为神社木架的抽象表达形式,又让每一次会议都暗含一种仪式性的向上聚拢,就像传统的幽灵穿着现代的盔甲。

由此回看传统与现代这一被说滥的命题,ICC提供了一个更为清醒的答案,传统不必以保护的姿态被冻结在博物馆中,也不必以创新的名义被肢解为装饰碎片。

它其实可以是一种空间行为的记忆,人们如何在梯形屋顶下聚集?如何在参道般的分流中净化?如何在素雅的混凝土面前保持静默?

当这些行为记忆被现代功能重新激活时,传统便不是被保存的过去,而是被再生的当下。

被困住的是楚门还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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