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清明感受的改变，是从长辈的逝去开始的（清明篇）

清明，在我们小时候，是不会感伤的。

师父带着我们上山，走在田埂上，油菜花擦着裤腿，蜜蜂嗡嗡地绕。妹妹怕蜂，总躲在我身后，手揪着我的衣角，走几步就要问一句：“还有多远？”我不知怎么答，师父便在前面说：“快了，翻过那道坡。”其实那道坡翻过去，还有好几道。

祭拜的祖先，我全都不认得。墓碑上刻着陌生的名字，师父说这是他的曾祖，那是他的叔公，我点头，心里却没什么波澜。倒是坟头周围的野物更叫我惦记——松树下的蕨菜，茶园边的刺刺梗，还有坡下那片水库里叔叔网到的小鲫鱼。妹妹那时矮，够不着坟前的供桌，就踮着脚把果子往上堆，堆完便蹲下来，专心致志地抠碑座上的青苔。

我们其实是在等一顿饭。师父祭完祖，会寻一处空地，铺开带来的马兰圆、猪肉糯米饭，还有那锅焖了一上午的野笋青豆火腿饭。三个人围着吃，阳光从松针缝里漏下来，落在碗沿上，碎碎的。妹妹吃相不好，嘴角沾着米粒，师父拿手帕替她擦，她就咧嘴笑，露出一排豁牙。

那时候觉得，死亡不管我们的事。隔着一层厚厚的黄土，隔着墓碑上模糊的字迹，隔着一个叫“祖先”的遥远称呼。而我们是活的，坐在坟头吃果子，追小羊，嚼蔷薇嫩茎，嘴里酸酸甜甜，满世界都是春天。

直到师父也埋进了土里。

那个冬天，雪下得很紧。爷爷在檐下烧纸，火盆里的光映着他的脸，没有悲喜。我和妹妹站在门口，被烟呛得眼泪直流。

旧屋也没有太多需要带走的东西，在老屋的座钟底下，有一面和师父同岁的镜子。红色塑料壳，一面照人，一面放大。妹妹小时候涂了胭红纸的嘴唇，总要凑到那面放大镜前照了又照，照得脸像满月，红印子清清楚楚。镜子在2007年的冬天摔碎了——妹妹翻转的太频繁，它终于不堪其扰，从桌上跌下去，碎成了花脸。

后来的日子也像是跌碎了，被爷爷用畚斗把碎片扫进铁皮饼干盒，我偶尔取一片出来，对着太阳看。有一块倒映着夏天：杨树绿得发亮，妹妹手指上裹着凤仙花染的叶子，凉白粥上浮着雪菜肉丝。还有几块摔成了细砂，什么也照不清，只剩下一些什么也看不清的光斑，像语焉不详的梦话。

师父走后，清明忽然变了味道。不再是春游，不再是挖笋和摘蕨菜。那座坟离得很近——就是从前我们坐在上面吃果子、晒太阳、听斩尾龙故事的那座吗？不是的，那是别人的祖先。师父的坟在后山新辟的一块地里，没有松树，没有茶园，只有新培的黄土，和风里瑟瑟发抖的挂钱。

妹妹蹲在碑前，不抠青苔了。她安安静静地烧纸，火舌舔着冥币的边，灰烬飘起来，落在她的头发上。我伸手替她拂去，她没动，只是轻轻说了一句：“哥，师父现在能吃到我买的青团吗？”

我说：“能的。”

她点点头，把一盒青团掰成两半，一半放在碑前，一半自己吃了。嚼了两口，又说：“还是他做的好吃。”

我没有接话。想起从前师父做笋焖饭，她站在板凳上，锅盖一掀，蒸汽扑了她一脸，她就眯着眼睛笑。那些笑，都碎在镜子里了，只剩下几块大的，还亮闪闪的，能照出模糊的影子。

今年清明，妹妹刚忙完复试。我们没回去山上，只在阳台上点了三支香。烟气飘向窗外盛开的玉兰花。妹妹趴在窗台上看，头发被风吹乱。我伸手替她拢了拢，她没躲，只是偏过头，蹭了蹭我的掌心。

小时候觉得死亡很远，隔着厚厚一层土，隔着活生生的一个人。现在那层土变薄了，薄到曾经活生生的人就睡在下面，而我们还站在上面，替他看又一个春天。

饼干盒里的碎镜片，我很久没翻了。但偶尔想起，还会拿出来，挑最大的一块，对着太阳。反射的光落在墙上，晃晃悠悠的，像那年清明，穿过梧桐叶落在师父背影上的光斑。

清明，不宜感伤，但也很难快乐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