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这么怀念千禧年？

千禧回忆录：当回忆是细糠，我们都是拾穗者

人的成长，或许就是从开始频繁地与过去重逢开始的。

我如今已习惯言必称千禧年，朋友直言，这是衰老的典型症状。对我而言，或许真是如此。

偶然看到一条留言，瞬间击中了我：“以前一个月要短途旅行两次，现在每个周末都躺着补电视剧。不过觉得也挺好，毕竟千禧年前后的细糠都好好体验过，不亏。” 深以为然。无论是音乐还是影视，总觉得还是那个年代的更对味、更扎实。当时只道是寻常，如今回望，才惊觉那都是裹着时代香气的“细糠”。

被这份共鸣触动，我翻出了《一年又一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空镜子》。熟悉的画面一帧帧闪过，恍惚间便跌回了首播的那个午后，一如听到某句歌词，就能瞬间穿越回某个特定的时空切片。

怀念千禧年，或许并非怀念那个年代本身，而是在怀念当时的自己，以及那个充满无限可能的精神状态。彼时，时代的巨轮滚滚向前，父母尚在壮年，而年少的我，对周遭的一切都充满了初生牛犊般的新鲜感。

我的摇滚启蒙，就发生在临近千禧年的某个午后。后座的男生曹某，神秘兮兮地带了一盘磁带到学校，专辑名叫《赤裸裸》，封面上是个长发飘飘的帅哥——后来我才知道那是郑钧。这张1994年发行的专辑，对当时的我而言，无异于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午休时，他掏出时髦的索尼随身听，将耳机轮流塞给我们。震耳的旋律响起，我们嘴上打趣：“你怎么听这种少儿不宜的东西！”心里却早已被那股不羁的力量所吸引。

正是那个午休，我和同学们的音乐世界彻底被重塑。我们开始疯狂地听朴树，听Beyond，听魔岩三杰。我座位斜前方有个练短跑的男生，1999年的课间，他总哼着朴树的《New Boy》，意气风发。那张专辑恰好叫《我去2000》，与我们对新世纪的憧憬不谋而合。那时下午三点就放学，他若想去网吧，便会边收拾书包边拉长了调子唱：“轻松一下~Windows98~”，那画面，至今清晰如昨。

当年午休的另一大乐事，便是骑车去学校附近的北京西单音像大世界淘磁带。千禧年，正是卡带与CD交替的时代。磁带不贵，十几块钱一盘，我们几个同学便分头购买，然后像交换宝藏一样互相分享。我经手过的卡带数不胜数，其中一张林志颖的《黎明破晓前》尤为特别。专辑里的《芹菜》是我骑车时的单曲循环。几年前，我在朋友圈分享了这首歌，一位老友竟“老泪纵横”地回复，说这歌于他而言，如同沧海遗珠，已然被遗忘了二十年。

时至今日，我依然保留着满满两抽屉的卡带，偶尔还会翻出当年手抄的歌词本。那些稚嫩的笔迹和如今读来令人唏嘘的句子，都是青春最鲜活的注脚。

那时的手机，也是稀罕物。我记得1998年左右，还是“大哥大”的天下，笨重又昂贵。到了2000年，身边已有同学揣着小巧的手机上学了。我至今记得一次尴尬又有趣的经历：和同学逛天意小商品批发市场，她说要给家里报个信，我自告奋勇地跑去帮她抢占公共电话亭，她却不紧不慢地掏出手机，轻描淡写地说：“不用了，我有手机。”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个跟不上时代的“憨憨”小丑。

我的人生第一部手机，是2002年购入的诺基亚2100，蓝色的机身，简洁的设计。我至今清晰记得发出第一条短信时的激动，那种巨大的新奇感，不亚于阿姆斯特朗第一脚踩在月球上。诺基亚经典的开机握手画面，早已深深镌刻进我们这一代人的DNA里。

那时发信息，从没有所谓的“已读焦虑”，纯粹是自我表达的喜悦。起初因为太过兴奋，一毛钱一条的短信，我发得不亦乐乎，很快便把话费挥霍一空，现在想来，依然觉得可爱。

不得不承认，年少时接触新鲜事物的那种冲击感，是长大后再难复制的。怀念千禧年，很大程度上，就是在怀念那些密集的、纯粹的“初体验”。

第一次上网聊天的经历，同样令人难忘。1999年，一个同学郑重其事地提醒我：“这两天有个病毒，你注意一下啊。” 我听得一脸茫然，因为那时我连电脑都还没有，而不少同学已经开始用OICQ（QQ的前身）聊天了。后来，等我终于有了电脑，同学便教我在网易聊天室里“冲浪”。我问她网名，她答“过客”，我还傻傻点头称是，许久之后才明白，那不过是系统的默认昵称。

曾经，一位朋友写过一篇回忆《网虫日记》的文章，其中一段话我尤为喜欢：“新世纪要到来时，我的生活也没什么大变化，只是记得电视里讨论的都是‘千年虫’，听说它威力蛮大，会随着千禧年的到来到处搞破坏。‘千年虫’对于四年级的我来说实在难以理解，只是觉得很新鲜，会很羡慕明白‘千年虫’是什么的人，甚至羡慕受到‘千年虫’困扰的人。”

现在的人或许无法理解，但在当时，我们确实会有点羡慕那些能被电脑病毒“困扰”的人，因为那至少意味着，他们已经踏入了那个我们尚感陌生的数字新世界。

对千禧年的怀念，还源于一些宏大时代叙事中，小人物发自内心的兴奋与快乐。

2001年7月13日，是一个载入史册的日子。我们学校位于前门附近，奉命组织学生去广场表演集体舞蹈，为申奥助威。尽管结果未知，但从清晨起，每个人的心里都揣着一团火，兴奋不已。我们班有个女同学，长得像郑秀文，品学兼优，文艺细胞也格外活跃。那天下午，她挨个给同学们在T恤上手绘奥运五环和各种标志，大家围在一起，叽叽喳喳，幸福感满溢。

那天，广场上挤满了摄影记者，抓拍着每一张兴奋的面孔。好几个同学都幸运地入镜，照片还登上了第二天的报纸。当申奥成功的消息传来，全场沸腾，原定的表演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我们在广场上欢呼雀跃，跑来跑去，忙着和每一个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合影。回程的大巴上，我们探出头，与路边同样激动的陌生人挥手致意，那份纯粹的、毫无保留的快乐，以及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无限憧憬，至今想来，依然热血沸腾。

这种爆发式的全民欢乐，在两个多月后的10月7日，再次上演。那一天，在沈阳五里河体育场，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历史性地挺进了世界杯。当电视屏幕上打出“我们出线了”那五个鲜红的大字时，整个中国都陷入了狂欢。

电视里的庆祝尚未结束，父亲已经兴冲冲地骑车带我往前门赶。一路上，到处都是敲锣打鼓、欢呼雀跃的人群。行至和平门，道路早已被欢乐的人潮阻断。我挤在球迷中间，以狂欢的人群为背景，拍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可惜后来不慎遗失，成了莫大的遗憾。

那个夜晚，最鲜活的记忆，是在和平门附近看到的一幕：一个球迷坐在桑塔纳轿车的后排，车窗全部降下，车子缓缓行驶。他赤着膊，竟从车里伸出一把大铁锹，在地面上摩擦出刺耳又欢快的声响，一边刮一边高声欢呼。路过的人都被他逗得哈哈大笑，纷纷与他隔空呼应。二十年过去了，那铁锹摩擦地面的独特声音，仿佛依然在耳畔回响，生动得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那种发自肺腑的、集体性的激动，在此后的人生中，似乎再也没有被复制过。我很久没有为一件事如此心潮澎湃，也再没有在公共场合，与一群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尽情欢呼。

我想，之所以如此怀念千禧年，或许是因为长大以后，我的情感阈值变高了，再也没有了那时的热烈与纯粹。有限的情感空间里，塞满了对物是人非的遗憾，对现实生活的些许悲观，以及对父母日渐衰老、偶受病痛折磨的无奈，唯独缺少了当年那份简单而饱满的满足与快乐。

当然，这仅仅是我个人的体验。我知道，有些人从不沉溺于过往，他们永远对当下最满意，永远对未来充满信心与希望。这无疑是正确的，也是人们常说的“强者思维”。

但我，或许是个“弱者”。

早年在微博上，我曾读过一名作者的一篇文章，后来特意买了她的书，惊喜地发现那篇《哥们儿现在特脆弱》恰好收录其中。

彼时，我尚不能完全理解文中的心境。而如今，我终于也到了这个“动不动就爱哭”的年纪，任何一点微小的触动，都能轻易引发我脆弱敏感的神经。前几日，我翻出千禧年间同学们给我写的同学录，看着那些熟悉的字迹和真挚的祝福，鼻子竟控制不住地发酸。尽管很多人如今仍在我的微信列表里，但我们早已断了联系，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那种感觉，恰如那句词：“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有时我会想，如果有中国版的《请回答》系列，我或许能贡献不少独家素材。把这些看似无用的回忆记录下来，或许只有当它们被呈现在影视作品中时，这份对千禧年的眷恋，才算有了更具象的寄托。

不过，说到千禧年的时尚，我实在没什么发言权。除了初中时跟风韩流，买过几条如今穿依然显得巨肥的阔腿牛仔裤，我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能代表那个时代时尚潮流的衣物。我知道现在Y2K风格正大行其道，很多人怀念那时年轻人身上五颜六色的明亮感，怀念吊带、低腰裤和彩色手机链。说实话，这些我都未曾真正“拥有”过，毕竟，那时的我，只是个每天穿着宽大校服，放学就着急回家看《名侦探柯南》的普通中学生。

由于千禧年时我尚年幼，对校园之外的广阔世界知之甚少，自然也说不出什么深刻的时代感悟。但仅凭现有的这些碎片化回忆，我已无比笃定：那真是一段幸福的时光。

如果要为2000年选一首年度歌曲，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黎明在春晚上演唱的《Happy 2000》。那晚，黎明戴着时尚的渔夫帽，又唱又跳，帅气逼人。父亲指着电视问我，他是不是“四大天王”之一，我骄傲地回答：“对！他还是咱们北京人呢！”

当年，我能一字不落地背下整首歌的歌词，却从未深思过其中的含义，只当它是一首欢快的“口水歌”。二十年后，当我再次细细品读歌词，才发现其中一句，简直是至理名言，堪称人生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