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與黑,是燃燒與灰燼的顏色。白,是未落定的雪。
紅色的楔子刺入白色的圓。那曾是革命的宣言,是幾何學對舊世界的判決。

一個紅色的三角形楔子,以不可阻擋之勢,劈入白色的圓。這是埃爾·利西茨基的《用紅色楔子打擊白色》,構成主義最著名的視覺宣言。
相信每一個看過這次pv的玩家,都對活動獨特的視覺風格產生過濃厚的興趣,那些極具張力,粗獷又富有美感的幾何線條,極富視覺衝擊力的紅黑白構圖,包括劇情本身,統統都指向了——構成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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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是鮮血、是旗幟、是革命;黑色是鋼鐵、是工廠、是大地;白色是紙張、是光、是未被書寫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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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語中,“構成主義”(Конструктивизм)的詞根來自“construction”——建設。它不是批判,不是解構,而是建設。它相信人類可以通過理性的勞動,用自己的雙手構建出一個新的世界。構成主義強調的是:世界不是天然如此的,它是被“構成”出來的。 藝術家的任務不是再現世界,而是參與世界的“構成”。
構成主義不是一種風格。至少,它從一開始就不屑於只做一種風格。它是一場徹頭徹尾的革命——不單是畫布上的反抗,更是對“藝術爲何存在”的僭越回答:藝術,應該爲人民服務。
“藝術死了,藝術萬歲”
讓我們回到1915年。
弗拉基米爾·塔特林在他的工作室裏,把一塊鐵皮、一根木條、一塊玻璃和一根金屬絲,用一種毫無美感的方式組裝在一起。他沒有雕刻,沒有塑造,沒有再現任何東西。他只是在“構成”。這件作品被命名爲《反浮雕》。

1915 年 反浮雕
這在當時幾近褻瀆。傳統雕塑追求的是表達、厚重感,是米開朗基羅的《大衛》那種從石頭中掙扎而出的生命,是極具張力的肌肉線條與人體美學。在這些雕塑中,雕塑家們使用的都是堅硬、冰冷的大理石。但是通過巧妙的技術,表現出了皮膚、肌肉和骨骼的質感與紋理。這些技巧高超的藝術家們能把大理石雕刻成任何一種材料——除了大理石。
技法的發展積累了數個世紀,每一件藝術品背後都是不菲的開支。自然,能消受得起這些精美雕塑的人只能是貴族和大富商。
於是塔特林說:
不。我們的工人們,每天接觸的那些鋼鐵、木塊,這些工業材料本身就足夠美。
它們可以直接作爲審美的對象。

角反浮雕
爲什麼叫“反”?
因爲它反對的是一切“再現”——畫畫不必像風景,雕塑不必像人。藝術應該像一把椅子、一棟房子、一張海報那樣——有用。
“過去,我們覺得“雕得像真的一樣”的是好雕塑。但是,什麼樣的東西纔會需要“像真的一樣”呢?當我們需要喫一個蘋果時,會去摘一個新鮮的蘋果,還是會去喫大理石的“像真的一樣”的蘋果呢?
真實存在的東西是不需要複製的。只有那些虛無縹緲的神祇和想要名垂千古的貴族纔會想要一個“像真的一樣”的複製品。
過去的藝術家總是沉醉於把神話、宗教和王侯將相用大理石摹仿出來,再把這種對於權力的崇拜加之於大衆。所以目不識丁的農民也知道要敬畏“文化”,即使他很可能根本不懂這些藝術品背後的典故。
這本身就是一種不同階級在文化上的壓迫。
但是現在我們不一樣了。
我們定義美:那些勞動人民每天接觸的、每天生產的事物,它們纔是美的。
那麼,我們的無產階級們就再也不用爲自己的“審美”而自卑;不會因爲“粗俗”而受到理所應當的壓迫:因爲過去的“文明”本身就是一種欺騙
我們的工人應該有屬於他們自己文化生活,而且它應該是和工人們的勞動相輔相成的。”
1917年的革命給了這種激進思想一個歷史的舞臺。嶄新的蘇維埃需要新的藝術:一種能教育羣衆、動員羣衆、爲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藝術。於是,構成主義藝術家們喊出了那句著名的口號:
“讓藝術走進工廠!”
畫家應該成爲工程師,雕塑家應該成爲建築工人,平面設計師應該成爲宣傳員。羅德琴科——那位創作了《純紅的色彩畫》、宣告“繪畫已死”的激進分子——後來跑去設計了工人俱樂部、傢俱、棋盤、海報,甚至爲詩人馬雅可夫斯基的詩集做排版。他驕傲地說:“我們是我們時代的第一批設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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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顯的借鑑
構成主義從來不是鐵板一塊。
它的內部,有一道深深的裂縫。一邊是以塔特林、羅德琴科爲代表的生產主義者;另一邊是以加博、佩夫斯納兄弟爲代表的純粹主義者。
生產主義者說:藝術就是生產。藝術家應該像工人一樣,在工廠裏設計茶杯、衣服、住房、紀念碑。他們的終極夢想,是讓藝術徹底消失於生活之中——你不再需要去美術館,因爲你住的房子、坐的椅子、看的廣告,都是藝術。
純粹主義者則說:我們認同構成主義的形式——幾何、空間、動感——但我們拒絕成爲政治的婢女。藝術仍然需要精神自由。加博在《現實主義宣言》中寫道:“我們只追求那些對永恆空間之美的感知。”
這兩條路在1930年代斯大林的高壓之下,都被碾碎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那種歌頌領袖、描繪理想化工人生活的學院派畫風——成爲了唯一合法的藝術語言。構成主義被斥爲“形式主義”、“資產階級的遺毒”。許多藝術家流亡西方,留在家鄉的則被迫沉默。
然而,構成主義死了嗎?
構成主義作爲一種藝術運動,最終沒有建成它的理想國。塔特林的螺旋停留在圖紙上,羅德琴科的工人俱樂部在歷史中坍塌,加博與佩夫斯納流亡西方。它的內部始終有一道裂縫:生產主義者要讓藝術徹底消失於生活,純粹主義者則堅持藝術的精神自由。這道裂縫在1930年代斯大林的高壓下被碾碎——但在此之前,它已經證明了:任何“構成”都是不穩定的,都隨時可能崩塌。
就像卡託加區。就像烏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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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起紅色的旗幟,照亮這片黑暗的大地’——推倒舊時代的神像,爲烏薩斯的黎明開闢道路:‘伊戈爾,我將替你揮劍,正如千年前你做的那樣!’……‘這是童年的終結,也是烏薩斯的新生。’”
她抬起手臂——爲了那些囚禁在喉嚨裏的聲音。堅不可摧的大理石底座崩裂出一道猙獰的傷疤。
她再次砸去——爲了那些凍斃在寒夜的理想。蛛網般的裂紋爬滿了帝國的基石,虛僞的威嚴開始哀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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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的領袖走向了一千年前的巨人,夕陽爲石頭雕像戴上黃金冠冕——這位凝結着創造與苦難的歷程的皇帝,正居高臨下。
這是希望。
但希望的另一面是:旗幟舉起來之後呢?
人們,我們
現在,讓我們回到那個活動標題。
人們,我們——他的英文是people A people
乍一看,確實譯的比較奇怪,爲什麼會有一個大寫的A,爲什麼不翻譯爲people,we?
其實這個人造詞本身就富有強烈的構成主義色彩,大寫的A像一坐高山一樣將兩個people分隔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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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A people
A是不定冠詞—— 一個。每一個“people”都是一個具體的人。
烏克西克沒有名字,她是一個“a people”。馬特維沉默寡言,他是一個“a people”。“鉛筆頭”只想喫一頓不用罐頭的飯,他是一個“a people”。格羅莫夫死了,巴普洛維奇死了,“小個子”死了,葉列梅死了,尼卡死了,馬特維死了——他們每一個,都是一個“a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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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火堆邊的費佳,和皇座上的費奧多爾,是同一個人,又不是同一個人。他們之間隔着的那道山峯,正是烏薩斯本身。
構成主義最動人的地方,不是它那些紅黑白的幾何構圖,不是它那些傾斜的、彷彿要刺穿天空的對角線。而是它相信:這些冰冷的幾何形,最終是爲了包裹每一個溫熱的人,每一名勞動者。
未完成的紀念碑

第三國際紀念塔

塔特林的《第三國際紀念塔》從未建成。
那座宏偉的鋼鐵螺旋,本應比埃菲爾鐵塔還高,內部懸掛着三個緩慢旋轉的玻璃體——立方體、金字塔、圓柱體——分別代表立法、行政,新聞機構。它是一個夢想,一個關於技術,革命和未來的烏托邦。
它最終只存在於圖紙、模形和一代又一代藝術家的想象中。
但未建成,不代表不存在。
構成主義教給我們的,不是一種死板的藝術手段,而是一種態度:
世界不是天然如此的,它可以被“構成”。而“構成”的工具,就在我們手中——無論是畫筆、言語,思想,還是我們對“人們”與“我們”之間那坐高山的每一次注視。
學生們從卡託加區走了出來。他們胸口的拳頭徽章是用油彩畫的,會褪色。他們中有人死了,有人活着,有人還在爭吵,有人分道揚鑣。
故事的最後,安託沙一個人回到馬特維的家門口。他放下訃告,轉身離開。他說:“會有那麼一天,我會把他和老師,把無縛者同盟的大家,都刻在屬於烈士的石碑上。”
那個“有一天”還沒有到來。就像塔特林的螺旋從未建成,就像烏薩斯的春天還遠。
但“構成”從來不是一次完成的事件。它是一個過程,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凍土上的旗幟沒有縫出來,但它已經在每一個人的胸口燃燒。
而走過去的第一步,是把拳頭握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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