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我们》中的构成主义

红与黑，是燃烧与灰烬的颜色。白，是未落定的雪。

红色的楔子刺入白色的圆。那曾是革命的宣言，是几何学对旧世界的判决。

一个红色的三角形楔子，以不可阻挡之势，劈入白色的圆。这是埃尔·利西茨基的《用红色楔子打击白色》，构成主义最著名的视觉宣言。

相信每一个看过这次pv的玩家，都对活动独特的视觉风格产生过浓厚的兴趣，那些极具张力，粗犷又富有美感的几何线条，极富视觉冲击力的红黑白构图，包括剧情本身，统统都指向了——构成主义。

红色是鲜血、是旗帜、是革命；黑色是钢铁、是工厂、是大地；白色是纸张、是光、是未被书写的未来。

在俄语中，“构成主义”（Конструктивизм）的词根来自“construction”——建设。它不是批判，不是解构，而是建设。它相信人类可以通过理性的劳动，用自己的双手构建出一个新的世界。构成主义强调的是：世界不是天然如此的，它是被“构成”出来的。 艺术家的任务不是再现世界，而是参与世界的“构成”。

构成主义不是一种风格。至少，它从一开始就不屑于只做一种风格。它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革命——不单是画布上的反抗，更是对“艺术为何存在”的僭越回答：艺术，应该为人民服务。

“艺术死了，艺术万岁”

让我们回到1915年。

弗拉基米尔·塔特林在他的工作室里，把一块铁皮、一根木条、一块玻璃和一根金属丝，用一种毫无美感的方式组装在一起。他没有雕刻，没有塑造，没有再现任何东西。他只是在“构成”。这件作品被命名为《反浮雕》。

1915 年反浮雕

这在当时几近亵渎。传统雕塑追求的是表达、厚重感，是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那种从石头中挣扎而出的生命，是极具张力的肌肉线条与人体美学。在这些雕塑中，雕塑家们使用的都是坚硬、冰冷的大理石。但是通过巧妙的技术，表现出了皮肤、肌肉和骨骼的质感与纹理。这些技巧高超的艺术家们能把大理石雕刻成任何一种材料——除了大理石。

技法的发展积累了数个世纪，每一件艺术品背后都是不菲的开支。自然，能消受得起这些精美雕塑的人只能是贵族和大富商。

于是塔特林说：

不。我们的工人们，每天接触的那些钢铁、木块，这些工业材料本身就足够美。

它们可以直接作为审美的对象。

角反浮雕

为什么叫“反”？

因为它反对的是一切“再现”——画画不必像风景，雕塑不必像人。艺术应该像一把椅子、一栋房子、一张海报那样——有用。

“过去，我们觉得“雕得像真的一样”的是好雕塑。但是，什么样的东西才会需要“像真的一样”呢？当我们需要吃一个苹果时，会去摘一个新鲜的苹果，还是会去吃大理石的“像真的一样”的苹果呢？

真实存在的东西是不需要复制的。只有那些虚无缥缈的神祇和想要名垂千古的贵族才会想要一个“像真的一样”的复制品。

过去的艺术家总是沉醉于把神话、宗教和王侯将相用大理石摹仿出来，再把这种对于权力的崇拜加之于大众。所以目不识丁的农民也知道要敬畏“文化”，即使他很可能根本不懂这些艺术品背后的典故。

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同阶级在文化上的压迫。

但是现在我们不一样了。

我们定义美：那些劳动人民每天接触的、每天生产的事物，它们才是美的。

那么，我们的无产阶级们就再也不用为自己的“审美”而自卑；不会因为“粗俗”而受到理所应当的压迫：因为过去的“文明”本身就是一种欺骗

我们的工人应该有属于他们自己文化生活，而且它应该是和工人们的劳动相辅相成的。”

1917年的革命给了这种激进思想一个历史的舞台。崭新的苏维埃需要新的艺术：一种能教育群众、动员群众、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艺术。于是，构成主义艺术家们喊出了那句著名的口号：

“让艺术走进工厂！”

画家应该成为工程师，雕塑家应该成为建筑工人，平面设计师应该成为宣传员。罗德琴科——那位创作了《纯红的色彩画》、宣告“绘画已死”的激进分子——后来跑去设计了工人俱乐部、家具、棋盘、海报，甚至为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诗集做排版。他骄傲地说：“我们是我们时代的第一批设计师。”

很明显的借鉴

构成主义从来不是铁板一块。

它的内部，有一道深深的裂缝。一边是以塔特林、罗德琴科为代表的生产主义者；另一边是以加博、佩夫斯纳兄弟为代表的纯粹主义者。

生产主义者说：艺术就是生产。艺术家应该像工人一样，在工厂里设计茶杯、衣服、住房、纪念碑。他们的终极梦想，是让艺术彻底消失于生活之中——你不再需要去美术馆，因为你住的房子、坐的椅子、看的广告，都是艺术。

纯粹主义者则说：我们认同构成主义的形式——几何、空间、动感——但我们拒绝成为政治的婢女。艺术仍然需要精神自由。加博在《现实主义宣言》中写道：“我们只追求那些对永恒空间之美的感知。”

这两条路在1930年代斯大林的高压之下，都被碾碎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那种歌颂领袖、描绘理想化工人生活的学院派画风——成为了唯一合法的艺术语言。构成主义被斥为“形式主义”、“资产阶级的遗毒”。许多艺术家流亡西方，留在家乡的则被迫沉默。

然而，构成主义死了吗？

构成主义作为一种艺术运动，最终没有建成它的理想国。塔特林的螺旋停留在图纸上，罗德琴科的工人俱乐部在历史中坍塌，加博与佩夫斯纳流亡西方。它的内部始终有一道裂缝：生产主义者要让艺术彻底消失于生活，纯粹主义者则坚持艺术的精神自由。这道裂缝在1930年代斯大林的高压下被碾碎——但在此之前，它已经证明了：任何“构成”都是不稳定的，都随时可能崩塌。

就像卡托加区。就像乌萨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