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是初春的冷雨，淅淅瀝瀝的，倒把夜襯得更靜了。
我翻着兒時的課本，紙張已泛黃了。
指尖拂過那些曾經用紅筆圈劃的句子，心裏卻空落落的，彷彿有什麼東西，被遺忘在很久以前的某個夜晚，再也尋不回來了。
我本是不喜歡語文的，這怕是當年心底裏最真切的感受了。
那時節，滿腦子記掛的只是那些劃了橫線要默寫的段落，那些要分析的段落大意與中心思想，還有那些總也讀不懂的文言文。
它們被釘死在考卷的方格里，像一隻只失了生命的蝴蝶標本，翅膀是僵的，色彩也是呆的。
我恨那沒完沒了的背誦，恨那千篇一律的解讀，便連同那白紙上的黑字，也一併厭了。
我覺得自己被關在一間沒有窗的屋子裏，只聽見老師拿着戒尺，敲打着：這裏，要考，那裏，也要考。
然而現在想來，我厭惡的，哪裏是文字本身呢？我所厭惡的，不過是那層堅硬而冰冷的殼罷了。
譬如《社戲》罷。那時我多不耐煩呢，好容易盼到一篇似乎有些趣味的文章，卻又要去記什麼“踊躍的鐵的獸脊”，又是什麼“兩岸的豆麥和河底的水草所發散出來的清香”。
我草草地讀過去，只當是些拗口的景物，默寫時別錯了字便好。
至於那個夜晚，那朦朧在水氣裏的月色，那船頭潺潺的水聲，那遠處縹緲的歌吹，於我都是無關的。
自然，更不消說那一句，“我實在再沒有喫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戲了”。
那時只覺得這結末好生突兀，平白地惆悵些什麼呢？豆子，戲文，不都是平常的東西麼？
今夜的雨，密密地織着，我忽然便懂了。那晚的豆，是浸透了整個童年夏夜的；那夜的戲，是浮在夢境與友情的水面上的。
它們的好，不在於滋味與聲色，而在於那一刻的、再也回不去的光景。
最怕的，還是《項脊軒志》。歸有光的文字，淡得像冬日窗上的呵氣，一吹便散了。
可老師偏要我們背，背那“三五之夜，明月半牆，桂影斑駁，風移影動，珊珊可愛”。我背得滾瓜爛熟，心裏卻木木的，只想着“珊珊”二字是否容易寫錯。
至於後面那些瑣碎的記述，母親以指叩門扉的溫言，祖母持象笏至的期望，我都如看旁人的家事，過眼便忘了。直到最後，猝不及防地，撞上那一句：
“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
這十六個字，當年是必考的。我背得熟了，卻從未覺着有什麼。樹嘛，總要長的；人嘛，總是要死的。
道理似乎很平順。可今夜，這句式彷彿生了根，在我心裏蔓開來。我眼前恍惚看見一個蕭索的人影，立在寂寂的庭中，仰頭望着。
樹的“亭亭如蓋”，在人的眼裏，不是生機，竟是最殘酷的丈量，丈量着生死之間，那無邊無際、無法填補的距離。這哪裏是寫樹？
這分明是用最安靜的筆，畫出了最驚心的雷霆。而我當年，竟只當它是一道填空題。
朱自清先生的《匆匆》，更是被我糟蹋了的。我那時忙着記憶它用了多少種修辭手法，哪裏有空去問那一聲劈頭而來的詰問：“聰明的，你告訴我，我們的日子爲什麼一去不復返呢？”
燕子去了，有再來的時候；楊柳枯了，有再青的時候。
可日子呢？這輕飄飄的詰問，像一把薄薄的刀子，直到多年後，纔在我自己的時日裏，慢慢地割出痛感來。
我的語文書，是死的。它將一篇篇泣血的文字，風乾成了標本，將一顆顆滾燙的心，冷卻成了習題。
它教我辨認“借景抒情”，卻從未讓我感受那景裏的寒；它教我分析“託物言志”，卻從未讓我觸摸那物上的淚。
原來，我心裏一直愛着的，是文學。是那文字深處，無可名狀的、活生生的顫慄。
是史鐵生在地壇的荒蕪裏，對母親那份遲到的、噬心的懂得；是《城南舊事》裏，夾竹桃落了，父親去了，英子默唸着“爸爸的花兒謝了，我已不再是小孩子了”時，那童稚聲音裏過早降臨的、沉沉的暮色。
這些，都是無法用段落大意來概括的。它們是一口氣，一聲嘆息，一道留在生命底片上的、永不消退的劃痕。
雨不知何時住了。窗外是無邊的黑，襯得屋裏這盞孤燈，愈發地昏黃。我合上舊課本，放回閣樓，那硬硬的封面，依舊是我所不喜的。
只是裏面那些曾被囚禁的靈魂，彷彿都藉着今夜的溼氣，悄然醒轉，在我四周立着，默默無語。
我知道，我與它們的相遇，終究是遲了。但或許，也不算太遲罷。
畢竟，有些豆的滋味，有些樹的影子，有些一去不返的詰問，總要等到青春散場，燈火闌珊時，才慢慢泛上心頭來的。
那時，語文的殼碎了，文學的魂，才一點點地，露出它本真的、動人心魄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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