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是初春的冷雨，淅淅沥沥的，倒把夜衬得更静了。
我翻着儿时的课本，纸张已泛黄了。
指尖拂过那些曾经用红笔圈划的句子，心里却空落落的，仿佛有什么东西，被遗忘在很久以前的某个夜晚，再也寻不回来了。
我本是不喜欢语文的，这怕是当年心底里最真切的感受了。
那时节，满脑子记挂的只是那些划了横线要默写的段落，那些要分析的段落大意与中心思想，还有那些总也读不懂的文言文。
它们被钉死在考卷的方格里，像一只只失了生命的蝴蝶标本，翅膀是僵的，色彩也是呆的。
我恨那没完没了的背诵，恨那千篇一律的解读，便连同那白纸上的黑字，也一并厌了。
我觉得自己被关在一间没有窗的屋子里，只听见老师拿着戒尺，敲打着：这里，要考，那里，也要考。
然而现在想来，我厌恶的，哪里是文字本身呢？我所厌恶的，不过是那层坚硬而冰冷的壳罢了。
譬如《社戏》罢。那时我多不耐烦呢，好容易盼到一篇似乎有些趣味的文章，却又要去记什么“踊跃的铁的兽脊”，又是什么“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
我草草地读过去，只当是些拗口的景物，默写时别错了字便好。
至于那个夜晚，那朦胧在水气里的月色，那船头潺潺的水声，那远处缥缈的歌吹，于我都是无关的。
自然，更不消说那一句，“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
那时只觉得这结末好生突兀，平白地惆怅些什么呢？豆子，戏文，不都是平常的东西么？
今夜的雨，密密地织着，我忽然便懂了。那晚的豆，是浸透了整个童年夏夜的；那夜的戏，是浮在梦境与友情的水面上的。
它们的好，不在于滋味与声色，而在于那一刻的、再也回不去的光景。
最怕的，还是《项脊轩志》。归有光的文字，淡得像冬日窗上的呵气，一吹便散了。
可老师偏要我们背，背那“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我背得滚瓜烂熟，心里却木木的，只想着“珊珊”二字是否容易写错。
至于后面那些琐碎的记述，母亲以指叩门扉的温言，祖母持象笏至的期望，我都如看旁人的家事，过眼便忘了。直到最后，猝不及防地，撞上那一句：
“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这十六个字，当年是必考的。我背得熟了，却从未觉着有什么。树嘛，总要长的；人嘛，总是要死的。
道理似乎很平顺。可今夜，这句式仿佛生了根，在我心里蔓开来。我眼前恍惚看见一个萧索的人影，立在寂寂的庭中，仰头望着。
树的“亭亭如盖”，在人的眼里，不是生机，竟是最残酷的丈量，丈量着生死之间，那无边无际、无法填补的距离。这哪里是写树？
这分明是用最安静的笔，画出了最惊心的雷霆。而我当年，竟只当它是一道填空题。
朱自清先生的《匆匆》，更是被我糟蹋了的。我那时忙着记忆它用了多少种修辞手法，哪里有空去问那一声劈头而来的诘问：“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
可日子呢？这轻飘飘的诘问，像一把薄薄的刀子，直到多年后，才在我自己的时日里，慢慢地割出痛感来。
我的语文书，是死的。它将一篇篇泣血的文字，风干成了标本，将一颗颗滚烫的心，冷却成了习题。
它教我辨认“借景抒情”，却从未让我感受那景里的寒；它教我分析“托物言志”，却从未让我触摸那物上的泪。
原来，我心里一直爱着的，是文学。是那文字深处，无可名状的、活生生的颤栗。
是史铁生在地坛的荒芜里，对母亲那份迟到的、噬心的懂得；是《城南旧事》里，夹竹桃落了，父亲去了，英子默念着“爸爸的花儿谢了，我已不再是小孩子了”时，那童稚声音里过早降临的、沉沉的暮色。
这些，都是无法用段落大意来概括的。它们是一口气，一声叹息，一道留在生命底片上的、永不消退的划痕。
雨不知何时住了。窗外是无边的黑，衬得屋里这盏孤灯，愈发地昏黄。我合上旧课本，放回阁楼，那硬硬的封面，依旧是我所不喜的。
只是里面那些曾被囚禁的灵魂，仿佛都借着今夜的湿气，悄然醒转，在我四周立着，默默无语。
我知道，我与它们的相遇，终究是迟了。但或许，也不算太迟罢。
毕竟，有些豆的滋味，有些树的影子，有些一去不返的诘问，总要等到青春散场，灯火阑珊时，才慢慢泛上心头来的。
那时，语文的壳碎了，文学的魂，才一点点地，露出它本真的、动人心魄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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