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作者：水小牛
1914年12月24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比利時伊珀爾地區，寒冷泥濘的戰壕本該被轟鳴的槍炮聲撕裂。然而，這個平安夜卻出現了一個讓所有人都意外的場面：
德國士兵的戰壕中浮現了蠟燭的光亮，他們製作並立起了一棵聖誕樹，讓本應充滿哀嚎的戰壕中傳出來的卻是溫馨的聖誕歌。
數百米以外的英軍戰壕，士兵們聽到了也跟隨着唱了起來，並向不遠處的敵人傳達了祝福的話語。又過了一會兒，一位士兵試探性地走出戰壕，來到了雙方戰線間的無人地帶，迎接他的不是槍炮，而是兩方士兵的歡呼。
越來越多的士兵走出戰壕，他們都放下了槍，聚在一起交換食物，香菸和美酒，有的還卸下自己衣服上的紐扣或者摘下帽子來紀念，有從懷中掏出一張照片，向素不相識的敵人炫耀他的老婆和女兒。此刻的他們不像是劍拔弩張敵人，更像是相見恨晚的朋友。
甚至第二天的黎明，他們還組織了一場足球比賽。歡樂過後，又將戰死在對方領地的戰友遺體歸還了對方，讓他們能回自己祖國的土地裏安葬。
這樣的場面讓世界重新認識了戰場上這些雙手沾滿鮮血的士兵，原來他們也和普通人一樣都有着對和平，對美好的嚮往。
與此同時，戰場的另一邊，一位年過半百的女性也在差不多的時間裏做着相似的努力：她召集了150多位社會人士一起起草了一份《公開聖誕信》，想要讓世界在本應歡樂的聖誕節中停下戰鬥。這封信還得到了羅馬天主教宗本篤十五世的響應，讓他在12月7日發出公開呼籲：“至少在天使歌頌之夜，讓槍炮沉默下來。”
本篤十五世
可惜她呼籲和平的話語在國家的利益和野心面前並沒有得到任何響應，甚至自己還被英國廣泛斥爲“叛徒”，身邊的親友也和她越發疏遠。
然而，在遠處的非洲南部，一羣名爲“布爾人”的族羣卻將她尊稱爲“愛的天使”，並在她死後，將她的骨灰和自己的領袖同葬，給予了這個女性最高的敬意。
她的名字叫埃米莉·霍布豪斯。爲什麼同一個人在世界的兩處竟能揹負“天使”和“叛徒”兩種截然不同的身份，受到天差地別的對待？這個問題的答案，還要追溯到十多年前，那場讓叱吒風雲的大英帝國走向衰落的戰場上......
大航海時代，非洲最南端有一座“開普半島”，在歐洲人到來前，這是不過是一片“無主之地”，直到荷蘭人在這裏建立了第一座殖民地。之後時間裏，荷蘭人不斷以這座島嶼爲據點向北擴張，他們自稱爲“布爾人”，在荷蘭語中意爲“農民”，他們想要在這片和諧的土地上定居，讓世世代代都過上安詳的生活。
但世界的動盪明顯不會讓他們得償所願，在拿破崙戰爭期間，英國於1806年佔領了開普殖民地，並於1814年通過條約從荷蘭手中取得了永久所有權。布爾人不滿英國的統治，也不願意接受這樣的命運，數千名布爾人向北遷徙進入非洲內陸，建立了德蘭士瓦和奧蘭治兩個新的殖民地。這兩個地方物產貧瘠，氣候惡劣，所以英國人並沒有對他們做什麼。
本來以爲這些布爾人會從此會在這裏過上貧窮但安詳的日子，直到一個放羊的布爾人撿到了一塊重達47克拉的鑽石，這顆鑽石你可能在《三角洲行動》中已經見過或者聽過無數次了，它就是大名鼎鼎的“非洲之心”，也叫“南非之心”。
甚至這片土地上的財富還不止這些，1886年兩位英國冒險家在德蘭士瓦又發現了一座巨大的金礦，這座金礦長達80公里，把地球上任何一座金礦放在它面前都要黯然失色。
一夜之間，帝國眼中那個貧瘠的荒原變成了流淌着黃金與鑽石的應許之地。英國資本與移民如潮水般湧入德蘭士瓦，虎視眈眈地注視着這片土地。
終於，貪婪的本性掩蓋不了所謂“國家榮譽”和“文明使命”的虛僞面紗。1899年，英國對布爾人的談判和威脅都失敗之後，向兩個布爾人民共和國發起了全面進攻，布爾戰爭爆發了。
所有人都以爲，這將會是一場很快就能結束的戰爭。因爲當時即便把兩個國家的布爾人加起來，人口數量也不過大英帝國的百分之一。在軍隊紀律和作戰經驗上，雙方更是相差甚遠。
但他們都低估了布爾人保衛家園的決心，他們憑藉對地形的熟悉和靈活的游擊戰術，在戰爭初期讓傲慢的英軍付出了慘重代價。接連的失利讓英國不得不對這場戰爭更加重視起來，爲挽回顏面並終結這場戰鬥，新任統帥基欽納勳爵祭出了殘酷的“焦土政策”：將所有的布爾平名，尤其是婦女，兒童全部驅趕進用鐵絲網圍起來的集中營。以此來徹底摧毀游擊隊的後勤補給，以及擾亂他們的軍心，摧毀他們的精神家園。
於是， 在布爾人的家園裏，一道道鐵絲網將一個個集中營如潰爛的傷疤一樣，烙進他們的土地上。這裏沒有了昔日的安詳，而是讓人絕望的圍場。帳篷擁擠不堪，乾淨的水和藥物極度稀缺，傷寒，麻疹等病毒在營養不良的婦孺間肆虐，死亡率到達了驚人的40%。
而關於它的傳聞，也夾雜着帝國的捷報，飄洋過海傳回了英國。起初，大部分英國人都認爲這不過是關乎戰爭榮耀的“必要之惡”，是不得不付出的歷史代價。
然而，當這個消息通朋友的介紹信傳到埃米莉·霍布豪斯的耳中時，她心中激起的不是質疑，更不是驕傲，而是有一種來源於內心的仁慈和悲憫在驅使她做出一個行動。她明白，有一個必須去佐證，去揭發的真相等待着自己的降臨。於是她自備資金，坐上了前往南非的輪船，殊不知，這個決定，將徹底改變她的人生。
埃米莉·霍布豪斯出生於1860年的牧師家庭，35歲之前一直生活在父親的教區裏。期間父親身患重病，自己一直在悉心照料。加上從小對基督教的耳濡目染讓她養成了一顆仁慈，獨立，堅韌以及對弱勢羣體關懷的內心。
1900年12月27日，埃米莉走下了輪船，來到了開普半島。這位40多歲的女性孤身一人，靠着手中僅有的資金去信中的營地一探究竟。
讓她自己都沒想到的是，原來信中提到的“集中營”，不止一個。
這些所謂的0“集中營”裏，有數以千計的布爾婦女、兒童和老人，他們像被遺棄的貨物一樣擠在簡陋的棚屋裏。埃米莉·霍布豪斯在後來在報告中寫道：“她們在嚴寒的天氣裏，在瓢潑大雨中睡去、飢餓、生病、垂死和已經死去”。對他們來說，普通地“活着”都是一種奢望。她說：“我看到她們就像被丟棄的枯萎花朵一樣躺着。”
最讓她痛心的，是生活在這裏的孩子們。帳篷裏幾乎家家都有病患，大多是因營養不良而極度虛弱、或是感染了麻疹、支氣管炎、肺炎或傷寒的孩童。後來官方的數據證實，在集中營存在的18個月裏，有超過2萬6千人死亡，其中約2萬4千人是十六歲以下的兒童，這意味着平均每天有近50個孩子都在尚未見到人間的溫暖後就在絕望中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她在後續的報告中毫不避諱地說：“我稱這個營地系統爲大規模的殘忍暴行。維持這些營地運行的本質，就是對兒童的謀殺!”
她不斷地調查，拍攝，追問，讓她成了營地管理者眼中的一根尖刺，但她依舊不爲所懼。有一次，爲了迫使一位冷漠的英國軍官直面他的暴行，她拽着那位軍官的胳膊，將他拉進一個帳篷，指着一個瀕死的孩子，厲聲說道：“看！你必須看！”。這個舉動不管在在那位軍官眼裏，還是在英國眼裏都是可笑的，她沒有辦法改變什麼。但也正是這個舉動證明了她的決心：她要成爲一雙明亮的，沒有被虛僞矇蔽的眼睛，要讓英國那些對“帝國榮耀”高談闊論的同胞，“看見”這裏的真相。
在走訪集中營的日子裏，霍布豪斯筆記本上的記錄越來越厚。她帶着對帝國的憤怒，以及對布爾人們的同情之心，在搖曳的燭光下，將自己的所見所聞、數據與證詞，彙編成一份長達40頁的《關於訪問開普和奧蘭治河殖民地婦女兒童營地的報告》。
1901年6月，她帶着這份報告返回英國，讓很多人看到了真相。但最初迎接她的，不是更多人對布爾人的同情和對她勇氣的稱讚，而是大部分報社不願意刊登的現實，甚至還被一些報社描繪成了一個“歇斯底里的老處女”，一個被“熱帶陽光曬昏了頭、想象力過於豐富”的女人。
但即便如此，她也沒有放棄對真相的堅持，也沒有喪失自己的理智。並在她給朋友的信中，寫下了鋒利無比的回擊：“當一個人因爲自己無力否認的事實而稱一個女人爲‘歇斯底里’時，這是不男不女者和懦夫的最後避難所。每當被稱作‘歇斯底里’時，我總覺得我已經勝利了，因爲這意味我的論點無法被反駁，我的陳述無法被否認。”
終於在她日復一日的堅持之下，一些內心一樣留有良知的記者頂住了壓力，刊登了她的部分報告。越來越多的人理解了她的情緒，讓真相開始悄悄蔓延。
她的努力終於沒有白費，最重要的轉折點，是發生在一場私人會面中。她見到了當時同樣反對戰爭的自由黨領袖，也是後來英國的第34位首相——亨利·坎貝爾·班納曼爵士。
當埃米莉·霍布豪斯將那份報告攤開在她面前，向他講述着當時的場景時，亨利·坎貝爾·班納曼爵士被徹底震撼到了。他後來在下議院的演講中譴責了帝國的那些“野蠻手段”，讓更多人瞭解到了帝國的暴行。最終英國政府同意了調查她的說法，並確認了事情的真實性。
不過，即便這樣，英國政府一直都沒有在報告中認可埃米莉·霍布豪斯的貢獻。
但對於埃米莉來說，比起被認可，她更想要的是讓世人瞭解到真相。當然，她仍然不滿足於現狀，她想要的不僅僅侷限於“看到”，更重要的是真正將布爾人從痛苦中解救出來。
於是，她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再次前往南非。她無法滿足於紙面上的報告，她要親自確認營地是否得到了改善，那些曾經見過的婦女和孩子們是否還活着。
然而現實再次給了她沉重的一擊，英國政府早已下令禁止她前往南非，於是在自己登錄後的五天就被驅逐出境。被迫登上了返回英國的船。
她的憤怒再次被點燃，但這並沒有擊垮她的決心，反而讓她的信念更加堅定。
回國後她又將自己被驅逐的經歷公之於衆，徹底讓英國在國際上陷入了輿論風波。同時她也帶着自己對英國的失望寫下了《戰爭的沉重負擔》這本書，並在1902年成功出版，內容是自己在南非的全部所見所聞。
好在上天沒有辜負這位努力的女性，英國政府在國際巨大的輿論壓力下，被迫徹底改革營地管理系統，增加醫療、食物和衛生投入。隨着條件改善，營地的死亡率從最高峯的約40%急劇下降，在戰爭後期降至約2%左右。
1902年5月31日，英國與德蘭士瓦共和國、奧蘭治自由邦簽署《弗里尼欣和約》，這場持續了三年布爾戰爭終於宣告結束。
英國對埃米莉的南非禁令也得以解除，她第三次動身去往南非。這一次迎接她得不是軍警得阻攔，而是布爾人發自內心的感激與淚水。她主動籌集資金，幫助當地人做着戰後修復工作，推動建立了多所“家庭手工業學校”和“編織學校”。用紡車當地的婦女有了工作，讓國家能夠更快地恢復起來。
到了晚年，埃米莉·霍布豪斯依然在爲和平事業而奮鬥着。她用自己年輕時在教會學到的知識以及自己多年來的親身經歷在當地做起了演講，話題聚焦於和平，寬恕以及婦女權力。1914年，她還在南非認識了歷史上另一位對和平事業做出巨大貢獻的偉人：莫罕達斯·甘地。
聖雄甘地
同時1914年，也正處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54歲的她起草了開頭說過的《公開聖誕信》。不過最終還是以失敗告終，並且徹底被英國政府扣下了“叛徒”的帽子。
1926年6月8日，埃米莉·霍布豪斯在倫敦去世。根據其遺願，她的骨灰被送回南非，安葬於布隆方丹的國家婦女紀念碑下，與布爾人的領袖同葬。這座紀念布爾戰爭受難者的紀念碑，成爲她最終的歸宿。
於是，開篇的問題得以揭開：同一個人，爲什麼即是祖國的“叛徒”，又是異國的“天使”？答案在於，她所忠誠的，從來不是帝國的版圖和虛僞的榮耀，而是跨越種族，超越一切疆界的人性本身。當國家的車輪在碾壓良知的時候，她堅定地選擇了站在戰車之前，永不屈服。因此，帝國宣判她爲叛徒，而人性和歷史，將她加冕爲“愛的天使”。
在她的一生當中，她曾以筆爲刃，刺破帝國的謊言，讓世界的人們看到了真相。也曾以信念爲盾，堅守自己的內心，始終呼籲和平。在人生的最後，又以仁慈爲力量，讓無數的布爾人感受到了愛，給了她最高的敬意。
從南非草原的鐵絲網，到歐洲戰壕的聖誕歌，她畢生都在見證並對抗戰爭的野蠻，並試圖在廢墟上播種寬恕與和解。
她證明了：最強大的力量，並非來自槍炮與權謀，而是源於看見苦難後無法背過身去的勇氣，以及守護無辜生命時那份不容撼動的仁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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