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作者：水小牛
1914年12月24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比利时伊珀尔地区，寒冷泥泞的战壕本该被轰鸣的枪炮声撕裂。然而，这个平安夜却出现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场面：
德国士兵的战壕中浮现了蜡烛的光亮，他们制作并立起了一棵圣诞树，让本应充满哀嚎的战壕中传出来的却是温馨的圣诞歌。
数百米以外的英军战壕，士兵们听到了也跟随着唱了起来，并向不远处的敌人传达了祝福的话语。又过了一会儿，一位士兵试探性地走出战壕，来到了双方战线间的无人地带，迎接他的不是枪炮，而是两方士兵的欢呼。
越来越多的士兵走出战壕，他们都放下了枪，聚在一起交换食物，香烟和美酒，有的还卸下自己衣服上的纽扣或者摘下帽子来纪念，有从怀中掏出一张照片，向素不相识的敌人炫耀他的老婆和女儿。此刻的他们不像是剑拔弩张敌人，更像是相见恨晚的朋友。
甚至第二天的黎明，他们还组织了一场足球比赛。欢乐过后，又将战死在对方领地的战友遗体归还了对方，让他们能回自己祖国的土地里安葬。
这样的场面让世界重新认识了战场上这些双手沾满鲜血的士兵，原来他们也和普通人一样都有着对和平，对美好的向往。
与此同时，战场的另一边，一位年过半百的女性也在差不多的时间里做着相似的努力：她召集了150多位社会人士一起起草了一份《公开圣诞信》，想要让世界在本应欢乐的圣诞节中停下战斗。这封信还得到了罗马天主教宗本笃十五世的响应，让他在12月7日发出公开呼吁：“至少在天使歌颂之夜，让枪炮沉默下来。”
本笃十五世
可惜她呼吁和平的话语在国家的利益和野心面前并没有得到任何响应，甚至自己还被英国广泛斥为“叛徒”，身边的亲友也和她越发疏远。
然而，在远处的非洲南部，一群名为“布尔人”的族群却将她尊称为“爱的天使”，并在她死后，将她的骨灰和自己的领袖同葬，给予了这个女性最高的敬意。
她的名字叫埃米莉·霍布豪斯。为什么同一个人在世界的两处竟能背负“天使”和“叛徒”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受到天差地别的对待？这个问题的答案，还要追溯到十多年前，那场让叱咤风云的大英帝国走向衰落的战场上......
大航海时代，非洲最南端有一座“开普半岛”，在欧洲人到来前，这是不过是一片“无主之地”，直到荷兰人在这里建立了第一座殖民地。之后时间里，荷兰人不断以这座岛屿为据点向北扩张，他们自称为“布尔人”，在荷兰语中意为“农民”，他们想要在这片和谐的土地上定居，让世世代代都过上安详的生活。
但世界的动荡明显不会让他们得偿所愿，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于1806年占领了开普殖民地，并于1814年通过条约从荷兰手中取得了永久所有权。布尔人不满英国的统治，也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命运，数千名布尔人向北迁徙进入非洲内陆，建立了德兰士瓦和奥兰治两个新的殖民地。这两个地方物产贫瘠，气候恶劣，所以英国人并没有对他们做什么。
本来以为这些布尔人会从此会在这里过上贫穷但安详的日子，直到一个放羊的布尔人捡到了一块重达47克拉的钻石，这颗钻石你可能在《三角洲行动》中已经见过或者听过无数次了，它就是大名鼎鼎的“非洲之心”，也叫“南非之心”。
甚至这片土地上的财富还不止这些，1886年两位英国冒险家在德兰士瓦又发现了一座巨大的金矿，这座金矿长达80公里，把地球上任何一座金矿放在它面前都要黯然失色。
一夜之间，帝国眼中那个贫瘠的荒原变成了流淌着黄金与钻石的应许之地。英国资本与移民如潮水般涌入德兰士瓦，虎视眈眈地注视着这片土地。
终于，贪婪的本性掩盖不了所谓“国家荣誉”和“文明使命”的虚伪面纱。1899年，英国对布尔人的谈判和威胁都失败之后，向两个布尔人民共和国发起了全面进攻，布尔战争爆发了。
所有人都以为，这将会是一场很快就能结束的战争。因为当时即便把两个国家的布尔人加起来，人口数量也不过大英帝国的百分之一。在军队纪律和作战经验上，双方更是相差甚远。
但他们都低估了布尔人保卫家园的决心，他们凭借对地形的熟悉和灵活的游击战术，在战争初期让傲慢的英军付出了惨重代价。接连的失利让英国不得不对这场战争更加重视起来，为挽回颜面并终结这场战斗，新任统帅基钦纳勋爵祭出了残酷的“焦土政策”：将所有的布尔平名，尤其是妇女，儿童全部驱赶进用铁丝网围起来的集中营。以此来彻底摧毁游击队的后勤补给，以及扰乱他们的军心，摧毁他们的精神家园。
于是， 在布尔人的家园里，一道道铁丝网将一个个集中营如溃烂的伤疤一样，烙进他们的土地上。这里没有了昔日的安详，而是让人绝望的围场。帐篷拥挤不堪，干净的水和药物极度稀缺，伤寒，麻疹等病毒在营养不良的妇孺间肆虐，死亡率到达了惊人的40%。
而关于它的传闻，也夹杂着帝国的捷报，飘洋过海传回了英国。起初，大部分英国人都认为这不过是关乎战争荣耀的“必要之恶”，是不得不付出的历史代价。
然而，当这个消息通朋友的介绍信传到埃米莉·霍布豪斯的耳中时，她心中激起的不是质疑，更不是骄傲，而是有一种来源于内心的仁慈和悲悯在驱使她做出一个行动。她明白，有一个必须去佐证，去揭发的真相等待着自己的降临。于是她自备资金，坐上了前往南非的轮船，殊不知，这个决定，将彻底改变她的人生。
埃米莉·霍布豪斯出生于1860年的牧师家庭，35岁之前一直生活在父亲的教区里。期间父亲身患重病，自己一直在悉心照料。加上从小对基督教的耳濡目染让她养成了一颗仁慈，独立，坚韧以及对弱势群体关怀的内心。
1900年12月27日，埃米莉走下了轮船，来到了开普半岛。这位40多岁的女性孤身一人，靠着手中仅有的资金去信中的营地一探究竟。
让她自己都没想到的是，原来信中提到的“集中营”，不止一个。
这些所谓的0“集中营”里，有数以千计的布尔妇女、儿童和老人，他们像被遗弃的货物一样挤在简陋的棚屋里。埃米莉·霍布豪斯在后来在报告中写道：“她们在严寒的天气里，在瓢泼大雨中睡去、饥饿、生病、垂死和已经死去”。对他们来说，普通地“活着”都是一种奢望。她说：“我看到她们就像被丢弃的枯萎花朵一样躺着。”
最让她痛心的，是生活在这里的孩子们。帐篷里几乎家家都有病患，大多是因营养不良而极度虚弱、或是感染了麻疹、支气管炎、肺炎或伤寒的孩童。后来官方的数据证实，在集中营存在的18个月里，有超过2万6千人死亡，其中约2万4千人是十六岁以下的儿童，这意味着平均每天有近50个孩子都在尚未见到人间的温暖后就在绝望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她在后续的报告中毫不避讳地说：“我称这个营地系统为大规模的残忍暴行。维持这些营地运行的本质，就是对儿童的谋杀!”
她不断地调查，拍摄，追问，让她成了营地管理者眼中的一根尖刺，但她依旧不为所惧。有一次，为了迫使一位冷漠的英国军官直面他的暴行，她拽着那位军官的胳膊，将他拉进一个帐篷，指着一个濒死的孩子，厉声说道：“看！你必须看！”。这个举动不管在在那位军官眼里，还是在英国眼里都是可笑的，她没有办法改变什么。但也正是这个举动证明了她的决心：她要成为一双明亮的，没有被虚伪蒙蔽的眼睛，要让英国那些对“帝国荣耀”高谈阔论的同胞，“看见”这里的真相。
在走访集中营的日子里，霍布豪斯笔记本上的记录越来越厚。她带着对帝国的愤怒，以及对布尔人们的同情之心，在摇曳的烛光下，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数据与证词，汇编成一份长达40页的《关于访问开普和奥兰治河殖民地妇女儿童营地的报告》。
1901年6月，她带着这份报告返回英国，让很多人看到了真相。但最初迎接她的，不是更多人对布尔人的同情和对她勇气的称赞，而是大部分报社不愿意刊登的现实，甚至还被一些报社描绘成了一个“歇斯底里的老处女”，一个被“热带阳光晒昏了头、想象力过于丰富”的女人。
但即便如此，她也没有放弃对真相的坚持，也没有丧失自己的理智。并在她给朋友的信中，写下了锋利无比的回击：“当一个人因为自己无力否认的事实而称一个女人为‘歇斯底里’时，这是不男不女者和懦夫的最后避难所。每当被称作‘歇斯底里’时，我总觉得我已经胜利了，因为这意味我的论点无法被反驳，我的陈述无法被否认。”
终于在她日复一日的坚持之下，一些内心一样留有良知的记者顶住了压力，刊登了她的部分报告。越来越多的人理解了她的情绪，让真相开始悄悄蔓延。
她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最重要的转折点，是发生在一场私人会面中。她见到了当时同样反对战争的自由党领袖，也是后来英国的第34位首相——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
当埃米莉·霍布豪斯将那份报告摊开在她面前，向他讲述着当时的场景时，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被彻底震撼到了。他后来在下议院的演讲中谴责了帝国的那些“野蛮手段”，让更多人了解到了帝国的暴行。最终英国政府同意了调查她的说法，并确认了事情的真实性。
不过，即便这样，英国政府一直都没有在报告中认可埃米莉·霍布豪斯的贡献。
但对于埃米莉来说，比起被认可，她更想要的是让世人了解到真相。当然，她仍然不满足于现状，她想要的不仅仅局限于“看到”，更重要的是真正将布尔人从痛苦中解救出来。
于是，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再次前往南非。她无法满足于纸面上的报告，她要亲自确认营地是否得到了改善，那些曾经见过的妇女和孩子们是否还活着。
然而现实再次给了她沉重的一击，英国政府早已下令禁止她前往南非，于是在自己登录后的五天就被驱逐出境。被迫登上了返回英国的船。
她的愤怒再次被点燃，但这并没有击垮她的决心，反而让她的信念更加坚定。
回国后她又将自己被驱逐的经历公之于众，彻底让英国在国际上陷入了舆论风波。同时她也带着自己对英国的失望写下了《战争的沉重负担》这本书，并在1902年成功出版，内容是自己在南非的全部所见所闻。
好在上天没有辜负这位努力的女性，英国政府在国际巨大的舆论压力下，被迫彻底改革营地管理系统，增加医疗、食物和卫生投入。随着条件改善，营地的死亡率从最高峰的约40%急剧下降，在战争后期降至约2%左右。
1902年5月31日，英国与德兰士瓦共和国、奥兰治自由邦签署《弗里尼欣和约》，这场持续了三年布尔战争终于宣告结束。
英国对埃米莉的南非禁令也得以解除，她第三次动身去往南非。这一次迎接她得不是军警得阻拦，而是布尔人发自内心的感激与泪水。她主动筹集资金，帮助当地人做着战后修复工作，推动建立了多所“家庭手工业学校”和“编织学校”。用纺车当地的妇女有了工作，让国家能够更快地恢复起来。
到了晚年，埃米莉·霍布豪斯依然在为和平事业而奋斗着。她用自己年轻时在教会学到的知识以及自己多年来的亲身经历在当地做起了演讲，话题聚焦于和平，宽恕以及妇女权力。1914年，她还在南非认识了历史上另一位对和平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伟人：莫罕达斯·甘地。
圣雄甘地
同时1914年，也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54岁的她起草了开头说过的《公开圣诞信》。不过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并且彻底被英国政府扣下了“叛徒”的帽子。
1926年6月8日，埃米莉·霍布豪斯在伦敦去世。根据其遗愿，她的骨灰被送回南非，安葬于布隆方丹的国家妇女纪念碑下，与布尔人的领袖同葬。这座纪念布尔战争受难者的纪念碑，成为她最终的归宿。
于是，开篇的问题得以揭开：同一个人，为什么即是祖国的“叛徒”，又是异国的“天使”？答案在于，她所忠诚的，从来不是帝国的版图和虚伪的荣耀，而是跨越种族，超越一切疆界的人性本身。当国家的车轮在碾压良知的时候，她坚定地选择了站在战车之前，永不屈服。因此，帝国宣判她为叛徒，而人性和历史，将她加冕为“爱的天使”。
在她的一生当中，她曾以笔为刃，刺破帝国的谎言，让世界的人们看到了真相。也曾以信念为盾，坚守自己的内心，始终呼吁和平。在人生的最后，又以仁慈为力量，让无数的布尔人感受到了爱，给了她最高的敬意。
从南非草原的铁丝网，到欧洲战壕的圣诞歌，她毕生都在见证并对抗战争的野蛮，并试图在废墟上播种宽恕与和解。
她证明了：最强大的力量，并非来自枪炮与权谋，而是源于看见苦难后无法背过身去的勇气，以及守护无辜生命时那份不容撼动的仁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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