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作者：撬棍二筒
電影《勇敢的心》，讓全世界觀衆都瞭解到蘇格蘭起義軍領袖威廉·華萊士的英雄事蹟。
那一句“Freedom”響徹天際，吸引着無數影迷踏上尋找英雄故土的旅程。
當他們看到那座紀念館塔上，面部冷峻、高舉蘇格蘭大劍的威廉·華萊士時，腦中浮現的，或是主演梅爾吉布森寧死不屈的神情，或是湛藍的天空下被染血的手帕。
但多數人大概不會意識到，在這個黑暗的一天，威廉·華萊士究竟經歷了什麼——
1305年8月23日的倫敦史密斯菲爾德的凌遲現場，是一場兼具懲罰性與威懾性的公開暴行。英格蘭國王愛德華一世對他的憤恨，具象化到繩索、刀割、火燒等多個酷刑的折磨。
其中，似乎沒有準確的資料記載華萊士在臨死前高呼“自由”。這一帶有文藝加工的反抗金句，經過口口相傳，已成爲華萊士的一個生涯符號。
然而，真實歷史上的“華萊士之死”，遠比影像呈現的要殘酷得多，華萊士的“自由”，在那個情境之下也顯得無比渺小。
這場審判直接決定了蘇格蘭的歷史走向——
威廉・華萊士之死之所以成爲轉折點，不僅因爲他在生命盡頭展現出的不屈精神，更因爲愛德華一世對他施予的殘忍折磨。
這種暴行如同火種，瞬間點燃了蘇格蘭人的反抗激情，也讓蘇格蘭作爲一個獨立民族的意識在血與火中覺醒。
威廉·華萊士
儘管威廉·華萊士對蘇格蘭的影響舉足輕重，但關於他的出生，歷史學者與民間坊談卻衆說紛紜。
有人堅信他出生於1267年，這樣可讓英雄的生辰多延續一些；也有人篤定他的生辰在1275年之後，這樣與吟遊詩人口中的“少年英雄”不謀而合；而更多的人主張他生於1270年，湊一個歷史的整數，更方便世人銘記。
與多數農民出身的民族英雄不同，威廉·華萊士出生於蘇格蘭倫弗魯郡的一個騎士家庭。按照當地習俗，身爲次子的他不能享受遺產與爵位的繼承權力，唯一的去處只有在修道院擔任神職。
傳說中的華萊士武藝高強、語言精通，年紀輕輕就約有兩米身高，在弗魯郡的佩斯利修道院接受童年教育，學會了拉丁語、捕獵與劍術等多個生活技巧。
同時他也有驚人的軍事指揮能力，在叢林中生活多年，對當地的氣候與地形有充分了解，擅長根據雙方優劣調整戰略、揚長避短，對攻擊時機的把握，也精確到毫秒之差。
顯然，這樣的能力並不允許華萊士在既定的人生規劃下浪費一生。
在電影《勇敢的心》的當中，他成爲蘇格蘭獨立鬥士的動機，更像是爲情復仇，始於一場荒謬的“初夜權”定義。
這樣既可以方便情節的發展、設計人物弧光，也可滿足觀衆對主演梅爾吉布森的情人想象，所謂英雄配美人，流傳至今自有道理。
而在現實裏，華萊士的覺醒與父兄之死脫不開關係。其家族拒絕向英格蘭屈膝臣服，因而慘死於英軍之手，這份家族仇恨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
1297年，華萊士因殺死向他挑釁的英國佔領軍而被迫流亡，在此期間他通過偷襲、夾擊、智取等多個游擊戰術廣交人脈。
在短短的三個時間內，華萊士就用自己的人格魅力與出色的執行力，形成了一支近親、農民、土匪爲核心的骨幹力量。
他的口舌並不伶俐，也無精神追求，但他有所有蘇格蘭人民都尤爲渴望的靈魂——
自由，是迸發的自由，任何與他相處的人無一例外，都被一種正義的力量所感染，進而讓他們超越了對生死的恐懼。
在他的帶領之下，這支隊伍靠着武器、農具與筆桿不斷壯大隊伍，蘇格蘭人民對獨立的迫切第一次初步顯現，勢必要與遠在天邊的愛德華一世至死方休。
但彼時的華萊士頂多算是個游擊隊的老大，並不被英軍放在眼裏。
事實上對於親近英格蘭的當地貴族而言，華萊士是他們屈服的恥辱，這讓他們的“投降”顯得既不夠體面，也缺乏迂迴的空間，無法在懸殊的戰力下強硬的選擇某一陣營。
直到1297年5月，英格蘭委任的拉那克郡長威廉·赫塞爾裏格，爲引誘華萊士現身，殘忍殺害了他的未婚妻梅倫，徹底點燃了華萊士的怒火。
他率親族與追隨者夜襲拉那克郡府，斬殺240餘名英軍，用一名收稅官的皮膚做成了腰帶，系在腰上以銘記仇恨。
自此，再無牽掛的華萊士打響了蘇格蘭反抗統治的號角，原本快速降服的貴族也開始舉棋不定，三千多個起義者浩浩蕩蕩地前來投奔，零散的遊擊力量也升級爲有模有樣的正規起義軍。
其中，以羅伯特.維斯哈特主教爲代表的高層政治領導，早有發起復國運動之心，但苦於手上無兵，沒有系統性的軍隊訓練，而英格蘭的貴族儘管偶有愛國之輩，卻難從其中分辨私利與大義。
華萊士的崛起，算是給予了蘇格蘭反抗鬥爭在政治上的可行性，亦是民心所向。
藉助國家力量的扶持，華萊士乘勝追擊，連續拔掉多個殖民城寨，只要是英格蘭人男女老幼無一倖免，所行之路血流成河，幾乎將當地的統治力量盡數殲滅。
1297年9月的斯特林戰役是蘇格蘭人民追求獨立精神的制高點。前來剿滅華萊士的英格蘭大軍在渡過斯特林大橋時遭到起義軍的伏擊。
華萊士的能力與缺陷在此戰中暴露無遺。斯特靈橋狹窄的地形導致英軍的陣型只得被迫轉變，進而給到了蘇格蘭軍隊乘虛而入的可能。
即便雙方的經驗與裝備差距過大，但蘇格蘭逆境求生的民族情緒，卻要遠勝於英軍穩操勝券的自傲心理。
這種情緒不光爲華萊士帶來了長遠的勝利，卻也爲他的最終失敗埋下了伏筆。
在此次戰役中，華萊士率領6000名蘇格蘭軍擊潰了約10000多英格蘭大軍，消息傳到愛德華一世的耳朵裏可謂是勃然大怒。
一心要吞併蘇格蘭的愛德華一世，將華萊士視爲阻礙其野心的心腹大患，開始親自率軍北伐，血洗蘇格蘭。
1298年7月22日，正如所有英雄隕落的戰役一樣，華萊士爲自己的民族情節付出了遲到的代價——
在這場號稱福爾柯克戰役的戰場上，英格蘭弓箭手與重騎兵幾乎無人能敵，而更致命的是，蘇格蘭軍隊嚴重缺乏二者的應對手段，完全依賴長矛兵的密集陣型進行防禦，在萬箭齊發的箭雨下毫無還手之力。
導致約有10000左右的蘇格蘭步兵只能對陣3000英國騎兵，約有2000左右的蘇格蘭騎兵又要面對英格蘭15000左右的弓箭手。
同時蘇格蘭軍的作戰能力也難成氣候——華萊士的軍隊即便在政治上被納爲國家正規軍，但實際組成人員，卻多是些揭竿而起的農民。
面對這支龐大的軍事力量，華萊士並未針對英格蘭軍事力量做出足夠的調整，或者說他本人的眼界，已經限制了其能力的變通。
遊擊的那一套打法，在絕對的武裝力量面前，宛如關公耍大刀一般兒戲。
上蒼或許只需再來一點助力，就能使福爾柯克戰役成爲雙方的一次終結。或許僅需英軍像上次一樣輕視對手，亦或是給予華萊士與自身野心相當的能力，便可改變兩個國家的命運。
只可惜，歷史不能洞察，而華萊士的份量又太重，如果此人不被英格蘭以儆效尤，蘇格蘭的近況就不會有任何改變。
1299年-1304年之間，華萊士流亡海外爭取法國人與挪威人的援助，奈何戰役的波及影響較廣，不光是貴族不再伸與援手，外界也很難在勝負已明的情況下有所作爲。
無奈之下，華萊士再次潛逃回國，他沒有利益牽掛，自是不存在隱退於世，繼續堅持遊擊鬥爭。這種天真與自由讓他被約翰・德・門泰斯背叛俘虜，押往倫敦向愛德華一世問罪。
那是威廉·華萊士的噩夢，是英格蘭人的狂熱，是蘇格蘭民族的起點，也是歷史的翻篇。
噩夢
1305年8月23日，倫敦風和日麗，似是爲接下來的酷刑提供優良的觀看環境，貴族、小販、人民、流浪漢，皆參與到這場驚世駭俗的“殺人活動”當中，振奮不已。
華萊士在威斯姆斯特大廳被依次指控叛國、謀殺、褻瀆、縱火以及對英國王室與人民的其他各種罪行。
面對這一系列罪名，華萊士緘默不言，唯有輪到叛國罪時才倔強地爲自己辯護：
“我從未擁護過愛德華一世，並非他的臣民，自然也構不成叛國。”
可這一回應只是更加堅定了愛德華一世對他的憎恨，儘管從各個角度而言，這種爲已經預定的處決提供法律的表象，本就是爲了在實施暴行前，爲公衆提供充足的“殺人證據”。
同時，也是爲了對華萊士、以及其背後的蘇格蘭獨立人民的精神進行侮辱。
因此，刑法就是一個國家中央集權力量的具體化，它不是中立的，也不允許人中立。人人都必須抱有強烈的殺人慾望，才能讓大英的皇室與權利得到維護。
對於當時的英國皇室來說，一切的社會問題、國家戰爭與階級文化，都會在處決威廉·華萊士的這一刻迎刃而解。
只見華萊士被扒光衣物，緩慢地被馬羣拖着穿過倫敦街道。
他的軀體皮開肉綻，行進之路上全是他血肉模糊的皮肉組織。而在他周圍，聚集着一大羣憤怒的愛國者、好奇的市民與無良的商販，他們在街道上大喊大叫：
以禮儀著稱的英格蘭紳士集體返祖、污言穢語，愛國者們齊聚一堂、大肆批鬥。
商販售賣雞蛋、美食、麥酒、菜葉，方便行人邊喫邊向他投擲殘渣。
烏合之衆將街道堵的水泄不通，但這正是愛德華一世所樂於看到的，他故意讓隊伍放慢步伐，儘可能吸引更多的民衆，確保行人的憤怒能得到當局充足的肯定，以此來擊垮華萊士的意志。
期間，華萊士維持着原有的沉默，不懼陽光與天空對視，縱使肉體被千錘百煉、精神被凌辱折磨，也不曾有任何動搖，彷彿靈魂出竅，去往了某個不可告人的曠野疾馳。
這一細節，被後人寫進歌謠傳頌，成爲他傳奇生涯“Freedom”的來源。
他被搖搖晃晃地押送至行刑臺，只見密密麻麻的人羣包圍着遍體鱗傷的華萊士，狂歡的氛圍甚至遠超任何的愛國日與節日。
整個場地猶如倫敦穿了雙小號的鞋子一般擁擠，笑聲與辱罵聲讓現場氛圍極度詭異，英國的正義與權利像是毒品，讓所有人都失去理智，爲死亡搖旗吶喊。
作爲處決過上百人、在殺人素養上尤爲專業的行刑者，他對死亡尺度的把控遊刃自如。
華萊士首先被處於繩刑，但繩索的位置被“恰到好處”地掛在脖頸一側，以確保囚犯不會因頸部骨折直接死亡。
待行刑者鬆手，上萬名羣衆瞬間見到一個面色發紫的人，正在他們面前艱難地喘息，在死亡的邊緣抽搐、掙扎，青筋暴起。那顏色越深，底下的觀衆就越狂熱。
但就在華萊士即將陷入昏迷之際，行刑者卻巧妙地將他放下，讓他依然清晰地意識到自己正在經歷什麼。
剎那間，一時失望的民衆又很快建立希望——他們知道，華萊士不會那麼如願的死去——那座邢臺是國家與政權制造出來的怪物，是靠填補痛苦來維持自己可怕願景的幽魂。
此爲第二罪，華萊士要在完全清醒的狀態，目睹自己被剖腹整個過程。
行刑者一絲不苟，在他的腹部留下一道整潔的傷口，並從中扒開，華萊士的慘叫成爲人們娛樂的點綴，他無情地撕破了嘈雜的嬉戲聲，卻又無力地被人羣再度掩埋。
他的器官被挨個拿出，再借由觀衆的唾沫，一同扔到火堆中焚燒殆盡。
沒有人該正大光明的遭受如此折磨，即便是政治敵人，也不該被鼓吹成全人類的罪犯。
但在1305年的倫敦；在遭受火烤、閹割、剖腹等多個凌辱過後，華萊士才被“善良”的行刑者允許死亡，最終以一個斧頭的巨響，將這出慘劇拉下帷幕。
他的屍首被分別運往不同的城市，警示衆人。
英格蘭與蘇格蘭的走向
毫無疑問，對威廉·華萊士的整場折磨都充斥着刻意的羞辱與極致的殘暴，是愛德華一世精心策劃的一場恐怖表演，只爲向所有覬覦自由與任何膽敢挑戰皇室權威的人傳遞警告，將蘇格蘭人民的恐懼刻進他們的基因。
無獨有偶，面對蘇格蘭註定被同化與吞沒的命運，原本礙於家族封建義務關係而偏向於和談的蘇格蘭國王羅伯特.布魯斯，在威廉·華萊士的慘死之後徹底奮起反抗。
在約翰.巴伯的《布魯斯之歌》與盲哈里的《華萊士之歌》當中，他們被描述成一對相互影響的革命英雄：
兵敗的華萊士撞見站在英格蘭人那邊作戰的布魯斯時，大罵他的無能與懦弱。華萊士的話給了左右爲難的布魯斯當頭一棍，讓他想起了自己的身份與民族的自省。
從此以後，布魯斯痛改前非，在華萊士慘死倫敦後繼承遺志，繼續領導蘇格蘭的人民抗擊英格蘭入侵。
儘管小羅伯特.布魯斯作爲獨立領導人的姿態頗有幾分成就家族霸業的投機取巧，且後續的傳頌具有美化嫌疑，但華萊士的死無疑加速了這一過程，進而使得蘇格蘭人民的獨立意識徹底形成。
愛德華一世未曾預料到，自己在華萊士身上施加的酷刑，在短期內成功削減了蘇格蘭人民的銳氣，卻也在長期外埋下了一顆隨時會引爆的炸彈。
最終，威廉斯華萊士的死成爲一種集體記憶，永世活在蘇格蘭人民的內心當中，不可磨滅。
而屬於愛德華一世的“隕落”，也正式到來。他終究還是沒能見到自己征服蘇格蘭的那一天，在前往蘇格蘭的大路上便中途病逝——蒼天又通過操弄時間，而讓歷史再次發生扭轉。
布魯斯贏得了獨立戰爭的勝利。華萊士對理想的執着與獻身，使得蘇格蘭的獨立有了具象化的精神圖層。
我們不妨以此做出假設——
假若處決僅限於刑罰本身，甚至是足夠人道化的囚禁，未演變爲針對個人的極致迫害，本已趨於屈服的蘇格蘭民衆，是否還能凝聚起統一的國家觀念與獨立意志？
要知道，羅伯特布魯斯的態度，在華萊士死前都並不明朗。身爲貴族，他不可能像華萊士一樣忠誠無私，更不可能忽視家族利益爲底層牟利。
一旦愛國變得有利可圖，在一個絕對的現實主義者面前，他的“大義”自然無法與騎士出身的華萊士相提並論。
在我看來，儘管蘇格蘭的獨立是歷史的選擇，但華萊士的死自然是比活要更爲重要，他的死被封爲蘇格蘭的一個關鍵歷史節點，是民族復甦的開端。
華萊士不需要用死來證明自己，他在刑場上表現的從容與淡然，已經證明了其作爲蘇格蘭人極高的品質與面對壓迫的不屈。
只是蘇格蘭這片土地，需要他的死來注入神話，愛德華一世也需要他的死，來製造恐懼。
從宏觀角度來看，如若沒有愛德華一世的偏執與殘酷，戰績有限且作風爭議的華萊士，很難成爲日後人們重點討論的對象，更難以被神話，重振民風。
縱觀華萊士的一生，拉那克一戰讓蘇格蘭人民看到反抗的希望；斯特靈橋戰役的輝煌勝利，讓世界看見英格蘭的鐵騎並非戰無不勝；福爾柯克戰役的失利，雖因兵種、戰術等落後陷入低谷，卻越挫越勇，證明了蘇格爾有統一戰線的可能。
而華萊士之死的影響，更是將這種精神延綿至今——他的犧牲將恩怨昇華爲民族大義，讓那些不主張武力對抗、企圖用妥協達到和解的貴族，突然理智地意識到自己未來可能發生的不幸。
蘇格蘭人民之所以付出行動，並非出於思想上的壓制，而恰恰出於思想上的自覺。
在《勇敢的心》當中，導演也出於某種自覺，爲威廉·華萊士之死獻上了“Freedom”的臺詞——
威廉·華萊士的形象經過時代的更迭不斷演變，但我相信他的某一刻會永遠定格，這是歷史賦予他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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