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当街凌辱、火烧、活剖、分尸的男人，唤醒了一个民族的血性

编辑&作者：撬棍二筒

电影《勇敢的心》，让全世界观众都了解到苏格兰起义军领袖威廉·华莱士的英雄事迹。

那一句“Freedom”响彻天际，吸引着无数影迷踏上寻找英雄故土的旅程。

当他们看到那座纪念馆塔上，面部冷峻、高举苏格兰大剑的威廉·华莱士时，脑中浮现的，或是主演梅尔吉布森宁死不屈的神情，或是湛蓝的天空下被染血的手帕。

但多数人大概不会意识到，在这个黑暗的一天，威廉·华莱士究竟经历了什么——

1305年8月23日的伦敦史密斯菲尔德的凌迟现场，是一场兼具惩罚性与威慑性的公开暴行。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对他的愤恨，具象化到绳索、刀割、火烧等多个酷刑的折磨。

其中，似乎没有准确的资料记载华莱士在临死前高呼“自由”。这一带有文艺加工的反抗金句，经过口口相传，已成为华莱士的一个生涯符号。

然而，真实历史上的“华莱士之死”，远比影像呈现的要残酷得多，华莱士的“自由”，在那个情境之下也显得无比渺小。

这场审判直接决定了苏格兰的历史走向——

威廉・华莱士之死之所以成为转折点，不仅因为他在生命尽头展现出的不屈精神，更因为爱德华一世对他施予的残忍折磨。

这种暴行如同火种，瞬间点燃了苏格兰人的反抗激情，也让苏格兰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的意识在血与火中觉醒。

威廉·华莱士

尽管威廉·华莱士对苏格兰的影响举足轻重，但关于他的出生，历史学者与民间坊谈却众说纷纭。

有人坚信他出生于1267年，这样可让英雄的生辰多延续一些；也有人笃定他的生辰在1275年之后，这样与吟游诗人口中的“少年英雄”不谋而合；而更多的人主张他生于1270年，凑一个历史的整数，更方便世人铭记。

与多数农民出身的民族英雄不同，威廉·华莱士出生于苏格兰伦弗鲁郡的一个骑士家庭。按照当地习俗，身为次子的他不能享受遗产与爵位的继承权力，唯一的去处只有在修道院担任神职。

传说中的华莱士武艺高强、语言精通，年纪轻轻就约有两米身高，在弗鲁郡的佩斯利修道院接受童年教育，学会了拉丁语、捕猎与剑术等多个生活技巧。

同时他也有惊人的军事指挥能力，在丛林中生活多年，对当地的气候与地形有充分了解，擅长根据双方优劣调整战略、扬长避短，对攻击时机的把握，也精确到毫秒之差。

显然，这样的能力并不允许华莱士在既定的人生规划下浪费一生。

在电影《勇敢的心》的当中，他成为苏格兰独立斗士的动机，更像是为情复仇，始于一场荒谬的“初夜权”定义。

这样既可以方便情节的发展、设计人物弧光，也可满足观众对主演梅尔吉布森的情人想象，所谓英雄配美人，流传至今自有道理。

而在现实里，华莱士的觉醒与父兄之死脱不开关系。其家族拒绝向英格兰屈膝臣服，因而惨死于英军之手，这份家族仇恨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

1297年，华莱士因杀死向他挑衅的英国占领军而被迫流亡，在此期间他通过偷袭、夹击、智取等多个游击战术广交人脉。

在短短的三个时间内，华莱士就用自己的人格魅力与出色的执行力，形成了一支近亲、农民、土匪为核心的骨干力量。

他的口舌并不伶俐，也无精神追求，但他有所有苏格兰人民都尤为渴望的灵魂——

自由，是迸发的自由，任何与他相处的人无一例外，都被一种正义的力量所感染，进而让他们超越了对生死的恐惧。

在他的带领之下，这支队伍靠着武器、农具与笔杆不断壮大队伍，苏格兰人民对独立的迫切第一次初步显现，势必要与远在天边的爱德华一世至死方休。

但彼时的华莱士顶多算是个游击队的老大，并不被英军放在眼里。

事实上对于亲近英格兰的当地贵族而言，华莱士是他们屈服的耻辱，这让他们的“投降”显得既不够体面，也缺乏迂回的空间，无法在悬殊的战力下强硬的选择某一阵营。

直到1297年5月，英格兰委任的拉那克郡长威廉·赫塞尔里格，为引诱华莱士现身，残忍杀害了他的未婚妻梅伦，彻底点燃了华莱士的怒火。

他率亲族与追随者夜袭拉那克郡府，斩杀240余名英军，用一名收税官的皮肤做成了腰带，系在腰上以铭记仇恨。

自此，再无牵挂的华莱士打响了苏格兰反抗统治的号角，原本快速降服的贵族也开始举棋不定，三千多个起义者浩浩荡荡地前来投奔，零散的游击力量也升级为有模有样的正规起义军。

其中，以罗伯特.维斯哈特主教为代表的高层政治领导，早有发起复国运动之心，但苦于手上无兵，没有系统性的军队训练，而英格兰的贵族尽管偶有爱国之辈，却难从其中分辨私利与大义。

华莱士的崛起，算是给予了苏格兰反抗斗争在政治上的可行性，亦是民心所向。

借助国家力量的扶持，华莱士乘胜追击，连续拔掉多个殖民城寨，只要是英格兰人男女老幼无一幸免，所行之路血流成河，几乎将当地的统治力量尽数歼灭。

1297年9月的斯特林战役是苏格兰人民追求独立精神的制高点。前来剿灭华莱士的英格兰大军在渡过斯特林大桥时遭到起义军的伏击。

华莱士的能力与缺陷在此战中暴露无遗。斯特灵桥狭窄的地形导致英军的阵型只得被迫转变，进而给到了苏格兰军队乘虚而入的可能。

即便双方的经验与装备差距过大，但苏格兰逆境求生的民族情绪，却要远胜于英军稳操胜券的自傲心理。

这种情绪不光为华莱士带来了长远的胜利，却也为他的最终失败埋下了伏笔。

在此次战役中，华莱士率领6000名苏格兰军击溃了约10000多英格兰大军，消息传到爱德华一世的耳朵里可谓是勃然大怒。

一心要吞并苏格兰的爱德华一世，将华莱士视为阻碍其野心的心腹大患，开始亲自率军北伐，血洗苏格兰。

1298年7月22日，正如所有英雄陨落的战役一样，华莱士为自己的民族情节付出了迟到的代价——

在这场号称福尔柯克战役的战场上，英格兰弓箭手与重骑兵几乎无人能敌，而更致命的是，苏格兰军队严重缺乏二者的应对手段，完全依赖长矛兵的密集阵型进行防御，在万箭齐发的箭雨下毫无还手之力。

导致约有10000左右的苏格兰步兵只能对阵3000英国骑兵，约有2000左右的苏格兰骑兵又要面对英格兰15000左右的弓箭手。

同时苏格兰军的作战能力也难成气候——华莱士的军队即便在政治上被纳为国家正规军，但实际组成人员，却多是些揭竿而起的农民。

面对这支庞大的军事力量，华莱士并未针对英格兰军事力量做出足够的调整，或者说他本人的眼界，已经限制了其能力的变通。

游击的那一套打法，在绝对的武装力量面前，宛如关公耍大刀一般儿戏。

上苍或许只需再来一点助力，就能使福尔柯克战役成为双方的一次终结。或许仅需英军像上次一样轻视对手，亦或是给予华莱士与自身野心相当的能力，便可改变两个国家的命运。

只可惜，历史不能洞察，而华莱士的份量又太重，如果此人不被英格兰以儆效尤，苏格兰的近况就不会有任何改变。

1299年-1304年之间，华莱士流亡海外争取法国人与挪威人的援助，奈何战役的波及影响较广，不光是贵族不再伸与援手，外界也很难在胜负已明的情况下有所作为。

无奈之下，华莱士再次潜逃回国，他没有利益牵挂，自是不存在隐退于世，继续坚持游击斗争。这种天真与自由让他被约翰・德・门泰斯背叛俘虏，押往伦敦向爱德华一世问罪。

那是威廉·华莱士的噩梦，是英格兰人的狂热，是苏格兰民族的起点，也是历史的翻篇。

噩梦

1305年8月23日，伦敦风和日丽，似是为接下来的酷刑提供优良的观看环境，贵族、小贩、人民、流浪汉，皆参与到这场惊世骇俗的“杀人活动”当中，振奋不已。

华莱士在威斯姆斯特大厅被依次指控叛国、谋杀、亵渎、纵火以及对英国王室与人民的其他各种罪行。

面对这一系列罪名，华莱士缄默不言，唯有轮到叛国罪时才倔强地为自己辩护：

“我从未拥护过爱德华一世，并非他的臣民，自然也构不成叛国。”

可这一回应只是更加坚定了爱德华一世对他的憎恨，尽管从各个角度而言，这种为已经预定的处决提供法律的表象，本就是为了在实施暴行前，为公众提供充足的“杀人证据”。

同时，也是为了对华莱士、以及其背后的苏格兰独立人民的精神进行侮辱。

因此，刑法就是一个国家中央集权力量的具体化，它不是中立的，也不允许人中立。人人都必须抱有强烈的杀人欲望，才能让大英的皇室与权利得到维护。

对于当时的英国皇室来说，一切的社会问题、国家战争与阶级文化，都会在处决威廉·华莱士的这一刻迎刃而解。

只见华莱士被扒光衣物，缓慢地被马群拖着穿过伦敦街道。

他的躯体皮开肉绽，行进之路上全是他血肉模糊的皮肉组织。而在他周围，聚集着一大群愤怒的爱国者、好奇的市民与无良的商贩，他们在街道上大喊大叫：

以礼仪著称的英格兰绅士集体返祖、污言秽语，爱国者们齐聚一堂、大肆批斗。

商贩售卖鸡蛋、美食、麦酒、菜叶，方便行人边吃边向他投掷残渣。

乌合之众将街道堵的水泄不通，但这正是爱德华一世所乐于看到的，他故意让队伍放慢步伐，尽可能吸引更多的民众，确保行人的愤怒能得到当局充足的肯定，以此来击垮华莱士的意志。

期间，华莱士维持着原有的沉默，不惧阳光与天空对视，纵使肉体被千锤百炼、精神被凌辱折磨，也不曾有任何动摇，仿佛灵魂出窍，去往了某个不可告人的旷野疾驰。

这一细节，被后人写进歌谣传颂，成为他传奇生涯“Freedom”的来源。

他被摇摇晃晃地押送至行刑台，只见密密麻麻的人群包围着遍体鳞伤的华莱士，狂欢的氛围甚至远超任何的爱国日与节日。

整个场地犹如伦敦穿了双小号的鞋子一般拥挤，笑声与辱骂声让现场氛围极度诡异，英国的正义与权利像是毒品，让所有人都失去理智，为死亡摇旗呐喊。

作为处决过上百人、在杀人素养上尤为专业的行刑者，他对死亡尺度的把控游刃自如。

华莱士首先被处于绳刑，但绳索的位置被“恰到好处”地挂在脖颈一侧，以确保囚犯不会因颈部骨折直接死亡。

待行刑者松手，上万名群众瞬间见到一个面色发紫的人，正在他们面前艰难地喘息，在死亡的边缘抽搐、挣扎，青筋暴起。那颜色越深，底下的观众就越狂热。

但就在华莱士即将陷入昏迷之际，行刑者却巧妙地将他放下，让他依然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正在经历什么。

刹那间，一时失望的民众又很快建立希望——他们知道，华莱士不会那么如愿的死去——那座邢台是国家与政权制造出来的怪物，是靠填补痛苦来维持自己可怕愿景的幽魂。

此为第二罪，华莱士要在完全清醒的状态，目睹自己被剖腹整个过程。

行刑者一丝不苟，在他的腹部留下一道整洁的伤口，并从中扒开，华莱士的惨叫成为人们娱乐的点缀，他无情地撕破了嘈杂的嬉戏声，却又无力地被人群再度掩埋。

他的器官被挨个拿出，再借由观众的唾沫，一同扔到火堆中焚烧殆尽。

没有人该正大光明的遭受如此折磨，即便是政治敌人，也不该被鼓吹成全人类的罪犯。

但在1305年的伦敦；在遭受火烤、阉割、剖腹等多个凌辱过后，华莱士才被“善良”的行刑者允许死亡，最终以一个斧头的巨响，将这出惨剧拉下帷幕。

他的尸首被分别运往不同的城市，警示众人。

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走向

毫无疑问，对威廉·华莱士的整场折磨都充斥着刻意的羞辱与极致的残暴，是爱德华一世精心策划的一场恐怖表演，只为向所有觊觎自由与任何胆敢挑战皇室权威的人传递警告，将苏格兰人民的恐惧刻进他们的基因。

无独有偶，面对苏格兰注定被同化与吞没的命运，原本碍于家族封建义务关系而偏向于和谈的苏格兰国王罗伯特.布鲁斯，在威廉·华莱士的惨死之后彻底奋起反抗。

在约翰.巴伯的《布鲁斯之歌》与盲哈里的《华莱士之歌》当中，他们被描述成一对相互影响的革命英雄：

兵败的华莱士撞见站在英格兰人那边作战的布鲁斯时，大骂他的无能与懦弱。华莱士的话给了左右为难的布鲁斯当头一棍，让他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与民族的自省。

从此以后，布鲁斯痛改前非，在华莱士惨死伦敦后继承遗志，继续领导苏格兰的人民抗击英格兰入侵。

尽管小罗伯特.布鲁斯作为独立领导人的姿态颇有几分成就家族霸业的投机取巧，且后续的传颂具有美化嫌疑，但华莱士的死无疑加速了这一过程，进而使得苏格兰人民的独立意识彻底形成。

爱德华一世未曾预料到，自己在华莱士身上施加的酷刑，在短期内成功削减了苏格兰人民的锐气，却也在长期外埋下了一颗随时会引爆的炸弹。

最终，威廉斯华莱士的死成为一种集体记忆，永世活在苏格兰人民的内心当中，不可磨灭。

而属于爱德华一世的“陨落”，也正式到来。他终究还是没能见到自己征服苏格兰的那一天，在前往苏格兰的大路上便中途病逝——苍天又通过操弄时间，而让历史再次发生扭转。

布鲁斯赢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华莱士对理想的执着与献身，使得苏格兰的独立有了具象化的精神图层。

我们不妨以此做出假设——

假若处决仅限于刑罚本身，甚至是足够人道化的囚禁，未演变为针对个人的极致迫害，本已趋于屈服的苏格兰民众，是否还能凝聚起统一的国家观念与独立意志？

要知道，罗伯特布鲁斯的态度，在华莱士死前都并不明朗。身为贵族，他不可能像华莱士一样忠诚无私，更不可能忽视家族利益为底层牟利。

一旦爱国变得有利可图，在一个绝对的现实主义者面前，他的“大义”自然无法与骑士出身的华莱士相提并论。

在我看来，尽管苏格兰的独立是历史的选择，但华莱士的死自然是比活要更为重要，他的死被封为苏格兰的一个关键历史节点，是民族复苏的开端。

华莱士不需要用死来证明自己，他在刑场上表现的从容与淡然，已经证明了其作为苏格兰人极高的品质与面对压迫的不屈。

只是苏格兰这片土地，需要他的死来注入神话，爱德华一世也需要他的死，来制造恐惧。

从宏观角度来看，如若没有爱德华一世的偏执与残酷，战绩有限且作风争议的华莱士，很难成为日后人们重点讨论的对象，更难以被神话，重振民风。

纵观华莱士的一生，拉那克一战让苏格兰人民看到反抗的希望；斯特灵桥战役的辉煌胜利，让世界看见英格兰的铁骑并非战无不胜；福尔柯克战役的失利，虽因兵种、战术等落后陷入低谷，却越挫越勇，证明了苏格尔有统一战线的可能。

而华莱士之死的影响，更是将这种精神延绵至今——他的牺牲将恩怨升华为民族大义，让那些不主张武力对抗、企图用妥协达到和解的贵族，突然理智地意识到自己未来可能发生的不幸。

苏格兰人民之所以付出行动，并非出于思想上的压制，而恰恰出于思想上的自觉。

在《勇敢的心》当中，导演也出于某种自觉，为威廉·华莱士之死献上了“Freedom”的台词——

威廉·华莱士的形象经过时代的更迭不断演变，但我相信他的某一刻会永远定格，这是历史赋予他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