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了那麼多別人的故事，我也想寫寫自己的故事

我也開始學醫了。白色的袍子掛在牀頭，漿洗得有些發硬，不如太姥爺那件洗得發軟的舊褂子妥帖。先生說，我們這一門和臨牀不同，我們更偏向於幕後和輔助。可我想，太姥爺若知道，大概也會用那雙穩當的手拍拍我，說：“阿水，藥也是救命的一種。”

實驗服的白與醫院的白不同，沾了試劑的顏色便洗不掉了，像歲月慢慢浸透一個人。

我對情感的事，向來是鈍的。母親常說我是塊溫吞的木頭，哭與笑都比旁人慢上半拍。可太姥爺的臉，我卻記得分明。方正的顴骨，皺紋從眼角漾開，像投石入水後的漣漪。他是這十里八鄉的醫生，對大人們總是肅着一張臉，話少，聲沉。可一見我們這些孩子，那漣漪便活了，從眼角漾到嘴角，最後化作一聲含混的、從胸腔裏滾出來的笑。

母親家是個枝葉蓊鬱的大家。到了我這一輩有十個堂兄弟姐妹，我排行老二，卻最得偏愛。太姥爺的藥櫃最底下有個陶罐，罐裏總藏着東西：有時是裹着糯米紙的冰糖，有時是鎮上帶來的、印着紅點心的酥餅。他取出來時，手總是很穩，眼睛卻看向別處，彷彿只是隨意從曬藥的簸箕裏揀出些什麼。

後來我隨父母去了遠方。城市沒有山坡，沒有瀰漫草木清苦氣的堂屋，只有四方的樓與規矩的馬路。回去的次數，掰着指頭也數得過來。年關時擠在電話前喊“太姥爺好”，電線那頭的聲音蒼老而遙遠：“要喫飽，要讀書。”

再得消息，是他病了。時間這東西，在旁人身上總是走得匆忙——陪我滿山跑的舅舅，竟也要成家了。太姥爺是未來的舅媽在牀前侍奉。再見他時，他在老屋天井的藤椅裏，身上蓋着厚厚的毯子。陽光斜斜切過屋檐，把他一半籠在光裏，一半浸在影中。他好像縮了些，那件我記憶裏寬大的白褂子，如今空落落地掛着。他抬眼望我，眼神渾了，那曾清晰漾開的笑意，如今像隔了層毛玻璃，模糊地、緩慢地浮現。

我喚他。他嘴脣動了動，卻沒出聲。只把手從毯子下伸出來，很慢地，在我手背上拍了拍。手是枯的，涼的，像秋天落下的第一片梧桐葉。

後來的事，竟真的記不真切了。像一場濃霧突然漫進來，吞沒了所有細節。這不應該的，我知道。可越想，那霧便越濃。只留下幾個堅硬的碎片，硌在記憶裏——

人很多。多到老屋的院牆彷彿消失了，田埂上、小路旁，都是靜靜站着的人。許多面孔是陌生的，黝黑的、佈滿溝壑的，都朝着同一個方向。空氣裏有香火的氣味，也有新鮮泥土被翻開的、潮溼的腥氣。

再後來，太姥爺住到後山去了。那是我小時候常跑去摘野莓的山坡。朝南，能看見老屋的煙囪。上山的是一條細瘦的土路，左邊是陡坡，右邊便是一整片竹林。竹子生得密，一根挨着一根，擠擠攘攘地朝天上鑽。春天去時，能看見嫩筍尖頂開溼潤的泥土，披着毛茸茸的褐色外衣；夏天時，整片竹林綠得發黑，風一過，千萬片竹葉便簌簌地響成一片海潮。路很窄，只容一人通過，走在裏頭，天光都被竹葉篩得細細碎碎，落在身上，涼津津的。如今，他便睡在那條小路盡頭的平緩處。對面，仍是竹林——另一片更老的竹林，竹竿已經泛出溫潤的黃玉色，節節分明，直挺挺地立着，像一羣沉默的、穿着黃袍的衛士，永遠朝南望着山下的田疇。

如今我背那些藥名與配方，在實驗室裏小心稱量毫釐。書上說，悲傷是一種需要時間傳導的知覺。我大約便是那傳導最慢的一類。直到某個尋常的午後，我翻開一本《免疫學》，看到一味他常用來治小兒腹瀉的藥，忽然便像被什麼東西擊中了胸腔。

太姥爺行醫一世，竹編的藥箱磨得發亮，那雙手採藥、搗藥、包藥，救過多少人命。最後卻是被一場纏綿的病，緩慢地、不容分說地奪走了所有清明與體面。而我如今學的這些，縱使知道了成分與劑量，也再不能爲他配一服哪怕最簡單的方子了。

我合上書，走到窗邊。城市的夜晚沒有星星，只有一片混沌的、橙紅色的光霧。可我忽然看見了那個山坡，看見了那條細瘦的土路，看見路旁沉默的竹林在風裏微微傾着身子。他靜靜地睡在竹林對面，野草在春風裏搖曳，像他當年藥圃裏那些生生不息的草藥。

原來有些告別，不是瞬間的撕裂，而是經年累月的滲透。你帶着那人給你的糖，走很遠的路，直到某一日嚐到生活的苦，才驀然驚覺，那糖的甜，原是爲了讓你記住某種抵禦苦的滋味。

我摸了摸牀頭那件漿硬的白袍。這衣服太新了，還沒有染上任何人的氣味。但我知道，總有一天，它會浸染藥粉的氣味，變得柔軟、沉重，像我記憶裏那件掛在老屋門後、洗得發白的舊褂子。

那時，我大約就能真正懂得，他拍在我手背上那一下的千鈞重量了——就像後山的竹林懂得每一陣風，就像泥土懂得每一顆落下的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