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那么多别人的故事，我也想写写自己的故事

我也开始学医了。白色的袍子挂在床头，浆洗得有些发硬，不如太姥爷那件洗得发软的旧褂子妥帖。先生说，我们这一门和临床不同，我们更偏向于幕后和辅助。可我想，太姥爷若知道，大概也会用那双稳当的手拍拍我，说：“阿水，药也是救命的一种。”

实验服的白与医院的白不同，沾了试剂的颜色便洗不掉了，像岁月慢慢浸透一个人。

我对情感的事，向来是钝的。母亲常说我是块温吞的木头，哭与笑都比旁人慢上半拍。可太姥爷的脸，我却记得分明。方正的颧骨，皱纹从眼角漾开，像投石入水后的涟漪。他是这十里八乡的医生，对大人们总是肃着一张脸，话少，声沉。可一见我们这些孩子，那涟漪便活了，从眼角漾到嘴角，最后化作一声含混的、从胸腔里滚出来的笑。

母亲家是个枝叶蓊郁的大家。到了我这一辈有十个堂兄弟姐妹，我排行老二，却最得偏爱。太姥爷的药柜最底下有个陶罐，罐里总藏着东西：有时是裹着糯米纸的冰糖，有时是镇上带来的、印着红点心的酥饼。他取出来时，手总是很稳，眼睛却看向别处，仿佛只是随意从晒药的簸箕里拣出些什么。

后来我随父母去了远方。城市没有山坡，没有弥漫草木清苦气的堂屋，只有四方的楼与规矩的马路。回去的次数，掰着指头也数得过来。年关时挤在电话前喊“太姥爷好”，电线那头的声音苍老而遥远：“要吃饱，要读书。”

再得消息，是他病了。时间这东西，在旁人身上总是走得匆忙——陪我满山跑的舅舅，竟也要成家了。太姥爷是未来的舅妈在床前侍奉。再见他时，他在老屋天井的藤椅里，身上盖着厚厚的毯子。阳光斜斜切过屋檐，把他一半笼在光里，一半浸在影中。他好像缩了些，那件我记忆里宽大的白褂子，如今空落落地挂着。他抬眼望我，眼神浑了，那曾清晰漾开的笑意，如今像隔了层毛玻璃，模糊地、缓慢地浮现。

我唤他。他嘴唇动了动，却没出声。只把手从毯子下伸出来，很慢地，在我手背上拍了拍。手是枯的，凉的，像秋天落下的第一片梧桐叶。

后来的事，竟真的记不真切了。像一场浓雾突然漫进来，吞没了所有细节。这不应该的，我知道。可越想，那雾便越浓。只留下几个坚硬的碎片，硌在记忆里——

人很多。多到老屋的院墙仿佛消失了，田埂上、小路旁，都是静静站着的人。许多面孔是陌生的，黝黑的、布满沟壑的，都朝着同一个方向。空气里有香火的气味，也有新鲜泥土被翻开的、潮湿的腥气。

再后来，太姥爷住到后山去了。那是我小时候常跑去摘野莓的山坡。朝南，能看见老屋的烟囱。上山的是一条细瘦的土路，左边是陡坡，右边便是一整片竹林。竹子生得密，一根挨着一根，挤挤攘攘地朝天上钻。春天去时，能看见嫩笋尖顶开湿润的泥土，披着毛茸茸的褐色外衣；夏天时，整片竹林绿得发黑，风一过，千万片竹叶便簌簌地响成一片海潮。路很窄，只容一人通过，走在里头，天光都被竹叶筛得细细碎碎，落在身上，凉津津的。如今，他便睡在那条小路尽头的平缓处。对面，仍是竹林——另一片更老的竹林，竹竿已经泛出温润的黄玉色，节节分明，直挺挺地立着，像一群沉默的、穿着黄袍的卫士，永远朝南望着山下的田畴。

如今我背那些药名与配方，在实验室里小心称量毫厘。书上说，悲伤是一种需要时间传导的知觉。我大约便是那传导最慢的一类。直到某个寻常的午后，我翻开一本《免疫学》，看到一味他常用来治小儿腹泻的药，忽然便像被什么东西击中了胸腔。

太姥爷行医一世，竹编的药箱磨得发亮，那双手采药、捣药、包药，救过多少人命。最后却是被一场缠绵的病，缓慢地、不容分说地夺走了所有清明与体面。而我如今学的这些，纵使知道了成分与剂量，也再不能为他配一服哪怕最简单的方子了。

我合上书，走到窗边。城市的夜晚没有星星，只有一片混沌的、橙红色的光雾。可我忽然看见了那个山坡，看见了那条细瘦的土路，看见路旁沉默的竹林在风里微微倾着身子。他静静地睡在竹林对面，野草在春风里摇曳，像他当年药圃里那些生生不息的草药。

原来有些告别，不是瞬间的撕裂，而是经年累月的渗透。你带着那人给你的糖，走很远的路，直到某一日尝到生活的苦，才蓦然惊觉，那糖的甜，原是为了让你记住某种抵御苦的滋味。

我摸了摸床头那件浆硬的白袍。这衣服太新了，还没有染上任何人的气味。但我知道，总有一天，它会浸染药粉的气味，变得柔软、沉重，像我记忆里那件挂在老屋门后、洗得发白的旧褂子。

那时，我大约就能真正懂得，他拍在我手背上那一下的千钧重量了——就像后山的竹林懂得每一阵风，就像泥土懂得每一颗落下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