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定的战争（2）——普法战争前同样难过的德国

谈到1870年的普法战争，人们常把普鲁士写成冷静的一方：俾斯麦设局让法国人上钩，德意志诸邦顺势统一。这个说法有道理，但容易把俾斯麦写得过于从容。事实上，1869—1870年的普鲁士和北德意志邦联也问题不断。

议会掣肘、税制纷争、军费争议、社会主义兴起、南德独立倾向，以及民族自由派的催促，都让俾斯麦焦头烂额。对他来说，战争不只是外交手段，也是打破德意志内部僵局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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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1 柏林不稳

1866年普奥战争之后，普鲁士成为德意志世界的主导者。奥地利被排除出局，北德意志邦联建立，俾斯麦也多了一个“邦联宰相”的身份。从地图上看，德意志统一似乎已经完成了一半；但从政治上看，这套体系远没有那么顺畅。北德意志邦联不是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而是普鲁士、北德诸邦、邦联议会、关税同盟和各地王侯共同组成的复杂机器。俾斯麦既要保持普鲁士核心地位，又要让小邦相信自己不是被普鲁士吞并。

1869—1870年，俾斯麦试图让普鲁士服从新的德意志法律和税制，以便把北德意志邦联变成更紧密的整体。但普鲁士保守派并不愿意轻易接受。在他们看来，普鲁士首先应该是普鲁士，而不是某个新德意志国家的一部分。普鲁士旧贵族、军官集团和地方利益，都担心邦联制度会削弱普鲁士王国原有的权力。

自由派同样不好对付。他们支持民族统一，却希望限制军费、强化议会权力。普鲁士军方则恰好相反，始终希望扩大预算，维持强大的军队和动员能力。于是俾斯麦夹在中间：保守派怕普鲁士被邦联“稀释”，自由派要求管住军队，军方又要更多经费。所谓宰相，更多时候是在安抚、否决、拖延和磨嘴皮子。

制度本身也很麻烦。为了安抚法国和德意志小邦，俾斯麦在1866年后维持了三个议会：普鲁士议会、北德意志邦联议会和德意志关税同盟议会。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的规则和制衡体系。这样做在外交上有好处，可以避免普鲁士显得过于咄咄逼人；但在内政上，却让决策更加迟缓，也让民众对连续不断的选举和补选感到厌倦。

俾斯麦本人也被拖得疲惫不堪。到1869年底，这位五十四岁的宰相经常退回波美拉尼亚的庄园休养。长期政治缠斗后的疲惫让他感慨到，苍松翠柏对他来说比人更有意义。1870年前，他面对的不是一个半统一、半分裂、半合作、半抵抗的政治空间。

与此同时，工业城市中新兴社会主义力量也在成长。工人组织开始反对王朝体制，也反对“兼并战争”。这意味着，德意志政治不再只是王侯、贵族、自由派和****的游戏，社会问题也开始上桌。俾斯麦后来会用压制和福利政策同时对付工人运动，但在1870年前，这股力量已经让柏林感到不安。

VOL.2 南德难合

普法战争前，德意志统一最大的障碍不在北方，而在南方。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黑森-达姆施塔特等南德邦国，并不愿轻易接受柏林领导。它们有自己的王朝、宗教传统和地方利益。尤其是巴伐利亚，天主教色彩强烈，对普鲁士这个新兴强权始终抱有警惕。不少巴伐利亚人甚至认为，普鲁士人不像真正的德意志同胞，更像东部边疆来的军国集团。当时南德甚至有一句选举口号：“法国人好过普鲁士人。”这句话不代表所有人，却很能说明南德的反普情绪。

1866年后，普鲁士与南德诸邦虽然签有秘密军事协定，但政治关系并不牢固。协定意味着一旦法国进攻，南德诸邦理论上要站在普鲁士一边。但理论是一回事，真正开战时能不能执行，还要看国内舆论、王朝态度和政治形势。俾斯麦很清楚，强行推动统一可能会把南德推向法国；可是如果一直等待，南德的独立倾向又可能越来越强。

1870年2月，巴伐利亚选举给柏林敲了一记重锤。1867年以来掌权的亲普政府被赶下台，取而代之的是坚定的天主教“爱国党”。这个政党有明显独立倾向，也更亲近法国。更尴尬的是，先前的亲普政府还接受过普鲁士方面的秘密资助。也就是说，柏林既花了钱，也没能稳住局面。巴伐利亚政治路线的转变，对俾斯麦来说无疑是一场严重挫败。

黑森-达姆施塔特的态度也让柏林不安。税制争端撕裂了北德意志邦联和周边小邦，黑森甚至向巴黎试探，询问法国是否能提供军事保护以对抗普鲁士。虽然这些小邦未必真的打算倒向法国，但至少说明它们愿意把法国当作平衡柏林的工具。这正是俾斯麦最担心的情况：法国如果能够利用南德和小邦的不满，德意志统一就会被卡住。

南德问题还牵动着民族自由派。1866年后，许多民族自由派曾因俾斯麦推进民族事业而支持他。但到了1870年前，他们开始嫌他太谨慎，要求立刻完成统一。问题在于，南德王侯和民众并不一定愿意接受这种安排。若按民族自由派的要求硬推，很可能撕裂普鲁士与南德之间刚刚建立的脆弱联系。俾斯麦需要民族自由派的支持，却不能完全按他们的节奏走。

这就形成了一个困局：保守派嫌他改得太多，自由派嫌他管军队太少，民族自由派嫌他统一太慢，军方要钱，工人运动反王朝，南德诸邦又不愿被柏林牵着走。此时若没有一个共同敌人，南德很难主动靠向普鲁士。

法国正好可以扮演这个共同敌人。只要战争被解释为法国对德意志民族的威胁，南德诸邦就很难继续公开反普。它们可以不喜欢柏林，可以警惕普鲁士，但如果法国显得咄咄逼人，站在普鲁士一边就不再只是亲普选择，而会变成保卫德意志的选择。俾斯麦需要的，正是这种局面。

VOL.3 通向战争之路

1870年前，法国和普鲁士都在等待突破。拿破仑三世需要战争来恢复帝国威望，俾斯麦则需要战争打破德意志统一僵局。两边处境不同，但逻辑相似：国内问题太多，常规政治手段难以解决，于是对外战争被赋予了超出外交本身的意义。

俾斯麦不是喜欢无目的冒险的人。他利用战争，通常都有明确目标。1864年对丹麦战争，为之后同奥地利摊牌创造条件；1866年普奥战争，把奥地利排除出德意志事务；到1870年，下一步就是让南德加入统一进程。问题在于，这一步不能靠一道命令完成。南德不愿被普鲁士吞并，欧洲列强也会警惕德意志统一。俾斯麦需要一个合法而有力的外部事件。

战争正好提供这种机会。如果法国被塑造成挑衅者，普鲁士就可以以防御名义召集德意志诸邦。南德诸邦的秘密军事协定会被激活，原本松散的军事合作也能转化为共同作战。一旦南北德军队并肩对法作战，政治统一就不再只是议会里的争论，而会变成正在发生的事实。

这也是为什么俾斯麦非常重视危机的呈现方式。他不只是要战争，还要法国看起来像主动挑起战争的一方。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团结德意志，尤其是争取南德。埃姆斯电报事件出现后，他对电报措辞进行删改，使其更短、更硬，也更容易刺激法国舆论。他没有凭空制造法国的愤怒，但很懂得让法国的愤怒替他办事。

当然，俾斯麦敢这样做，也因为他相信普鲁士军队准备得更充分。普鲁士在总参谋部、铁路动员、后备兵制度和作战计划方面具有优势。相比之下，法国虽然自称“武装到牙齿”，但实际动员和组织并不顺畅。拿破仑三世以为自己还能选择战争，俾斯麦却更清楚战争一旦爆发，谁更可能获利。

不过，也不能把俾斯麦写成完全没有压力的胜利者。正因为德意志内部矛盾很多，他才更需要战争迅速制造团结。战争既是风险，也是加速器。它能把许多平时谈不拢的问题暂时压下去。

结语

普法战争前的普鲁士，并不是内部毫无裂缝、只等俾斯麦下令出击的国家。北德意志邦联制度复杂，普鲁士议会、邦联议会和关税同盟互相牵制；保守派、自由派、军方、工人运动和民族自由派都在给俾斯麦制造压力；南德诸邦尤其是巴伐利亚仍然抗拒柏林，甚至存在亲法和独立倾向。

因此，1870年的战争对俾斯麦来说不是单纯的外交赌博，而是解决内政困局和民族统一问题的工具。法国的强硬反应，恰好帮助他压缩南德的选择空间，把普鲁士的战争变成德意志的战争。拿破仑三世想用战争挽救帝国，俾斯麦则用战争完成统一。前者赌输了，后者赌赢了。普法战争的爆发，正是在这两个政权各自的焦虑中一步步逼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