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1644——吴三桂为何投清，冲冠一怒为红颜是真的吗？

上个月，我给大家写了一篇明朝历史的荐书文章，其中热度最高的自然是《明朝那些事儿》，当年明月笔下的大明王朝从巅峰走向落寞，故事写到1644年便戛然而止，今年明末的话题又被炒得很热，这篇文章结合明史大佬顾诚教授的学术著作，继续和大家聊聊《明朝那些事儿》后面没有写完的那些历史。

01 明末

南明的国祚，恰似帝国黄昏最后的悲歌，

弘光、隆武、永历——三帝更迭如走马，

开局尚有半壁江山的生机，可执棋者却步步错算，

将反攻的锐气消磨于派系的争斗之中，

江南的富庶成了权臣的筹码，前线的忠魂反而沦为内Dou的弃子，

一个本有一战之力翻盘的局面，

最终却因人心的溃散而满盘皆输。

上文已经讲到了明末的收官战，因为崇祯的猜忌与急功近利，

直接逼死了最后能有效抵抗李自成的良将孙传庭，

也摧毁了明朝最后的精锐力量，而当大顺军逼近京师时，

朝廷因为无人敢为南迁方案担责（害怕被崇祯甩锅），

所以在君臣间的“踢皮球”博弈中，大明也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八日，大顺军兵临城下，

崇祯在绝望中哀叹“诸臣误我”，突围失败后在煤山自缢。

接下来，李自成进京只待了42天就迅速败亡，

很多学者认为大顺的快速腐化是李自成失败的主要原因，

但是根据明史学者顾诚先生的考证，大顺进京初期军纪严明，

李自成积极稳定社会秩序，推行“追赃助饷”，并未腐化。

02 大顺

大顺真正的致命伤在于“追赃”的扩大化，

造成投降大顺的官绅阶层人人自危，

从而将整个地主阶级推向对立面，为日后失败埋下伏笔。

用句通俗的话讲，就是大顺还不够“反动”。

像明末清初部分野史《明季北略》称，

李自成从内库搜出“白银三千七百万锭，金一千万锭”，

实际上这种说法相当粗暴，直接将明朝灭亡归咎于崇祯守财误国，

而李自成进京后多数钱款来源于“追赃助饷”，

足足从明末的皇亲国戚和官L群体榨出了7000万两白银

（7000万两白银说法来自《甲申传信录》，

讨论到底追缴了多少，也可以单独写一篇文章来溯源），

但崇祯无力去从这些Q贵手中拿钱，只能给农民加三饷最终激起反抗，

所以也有不少同情崇祯的人为崇祯**。

李自成这时虽然已经拿下北京，但是并未效仿朱元璋先稳固占据经济富庶的江南，

导致大顺根基不稳，而且大顺领导层以武将为主，缺少能臣谋士，

无法与刘邦、朱元璋的成熟班底相比，难以实现从征服到治理的有效过渡，

用顾诚的话说就是没有完成“封建化蜕变”，

李自成仍然是保持着“农民政Q”的纯洁性，坚持代表农民的利益，

拒绝与地主士绅阶级合作、妥协，

这种“不够反动”的理想主义，也让李自成无法整合社会主要统治力量，

最终被汉Z官绅与满清贵族们联合绞杀。

03 吴三桂

李自成进京的42天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是自3月19日至4月初十日山海关战报传来前的22天，

第二个是之后备战、兵败、撤离的20天。

其中决定明末清初历史走向的关键事件就是山海关战役，

最关键的人则是吴三桂，而大顺军攻克北京后，

李自成非常重视对明朝最精锐的辽东边军的处置，

一开始李自成派遣降将唐通携带重金前往山海关，

成功说服了吴三桂与山海关总兵高第投降

（当时吴三桂是辽东总兵，非山海关总兵），

因为明末的官绅并不认为大顺进京就是亡天下，

因为李自成取代朱明王朝只是“易姓改号”，

据守各战略要地的明朝统兵将领，

比如大同姜瓖、宣府王承胤、居庸关唐通等都望风归附，

像其他将领比如陕西白广恩、开封陈永福等也早就投靠大顺，

这些成功案例让李自成认为招降吴三桂具备现实基础，

所以就派了吴三桂旧部唐通劝降。

而吴三桂在明亡之后，也是后勤断绝，

前有清军虎视眈眈，后有大顺控制中原，

再加上吴三桂本人的家属，像父亲吴襄、爱妾陈圆圆等均滞留北京，

李自成控制其家人后，立即采取怀柔政策，

不仅未加害，反而以礼相待，

封吴襄为“襄城伯”，并赐银帛安抚，

所以，吴三桂投降大顺本就是最理性的选择。

山海关

04 意外

随后唐通接管了山海关防务，吴三桂随即率部向京师进发，准备朝见新主。

1644年3月24日，吴三桂领着部众到永平府，

大张告示，“本镇率所部朝见新主，所过秋毫无犯，尔民不必惊恐。”

然鹅，当吴三桂行至玉田县时，他突然接获消息，

听说自己在北京的家产被抄、家人受辱，于是决定叛变。

这里一般有两种极具戏剧性的说法，一种是父辱说，

即刘宗敏在追赃助饷的过程中，逮捕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索饷二十万”；

另一种说法是夺妾说，

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被刘宗敏夺去，于是“冲冠一怒为红颜”。

这两种说法，一个关乎孝道，一个关乎爱情，

我们先讨论第一个说法，即向吴襄索饷二十万，

这个是出现最早且流传最广的说法，

成书于顺治二年（1645年）的《烈皇小识》记载，

李自成入京后“执（吴）襄，诛求金宝，索诈甚酷”，

吴三桂得知此事后，立刻“追师出关”，改变了原先投降大顺的意图，

再一个是康熙年间计六奇的野史《明季北略》也提到这点，

钱𠷓的《甲申传信录》则记录了大顺军入京后“籍其家”，

查抄吴三桂家产向吴三桂施压，

这些来自不同立场和时期的记载虽然相互印证，

但是多出自明末清初一些私人的记录，

还是无法完全确定“吴襄被拷掠”这个事件真实性。

05 追赃助饷

而且这个说法还有矛盾，因为李自成一方面派唐通去劝降吴三桂，

另一方面又去抄吴襄的家，这两个举措完全是相悖的。

不过，站在吴三桂当时的视角，这件事很好想明白，

因为李自成确实在京师大规模推行“追赃助饷”，这是毫无疑问的历史事实，

作为前明辽东总兵，又是手握重兵的吴三桂之父，

吴襄无疑是“追赃助饷”最理想的勒索目标，

在一个以儒家伦理为纲常的社会中，“孝”是为人子的最高道德准则，

当时即便吴襄没有被“追赃助饷”，

吴三桂或多或少也听说其他勋贵被抄家洗劫的传闻，由此有种兔死狗烹之感。

俗话说，亲不亲，阶级分，

吴三桂自己就是个封建大军阀，他的态度完全取决于个人利益，

他投降大顺也不过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顺便在大顺朝革故鼎新之际侪身于新贵行列，

所以当吴三桂听说自己家在“追赃助饷”中受到波及的传闻时，

他便误以为李自成的招降是把他骗来北京，骤然改变了自己的态度。

06 冲冠一怒为红颜

相较于父辱说，夺妾说的出现稍晚，

而且演变过程中带有明显的文学加工痕迹，

这个故事早期版本见于钱𠷓的《甲申传信录》，

其中记载刘宗敏占据田弘遇府邸后，

听闻陈圆圆（邢沅）与另一名妓顾寿藏匿于优伶处，

遂“枭优人七人”（斩杀七名优伶）逼供，并拘捕吴襄索要陈圆圆，

吴襄声称陈已送往宁远且病故，刘宗敏不信而拷打吴襄，

这个说法算是把父辱说和夺妾说都集齐了，

不过在同一本书的另一个传本中，还增补了一段极富戏剧性的情节，

即著名的“吴三桂入关之由”：

吴三桂在途中听闻父亲被抓，只是“沉吟久之”（犹豫了很久）；

但一听说爱妾被夺，立刻勃然大怒，拍案而起，

说出“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有何颜面？”的名言，随即勒马回关，决意报复。

而真正把《甲申传信录》这个故事推向传奇的则是吴伟业，

他在顺治八年前后创作的七言长诗《圆圆曲》，

诗中最脍炙人口的有两句，“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

直接把明末/南明最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

浓缩成一个充满爱恨情仇的浪漫传奇。

夺妾说这个说法明显有更多的文学加工痕迹，再加上无确切的信史记载，

所以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文学和历史编纂学的建构，

而且“红颜祸水”的叙事也符合清朝“三藩之乱”后的定调，

因为只需要将1644年的吴三桂，描绘成一个被个人情欲所驱使的、反复无常的小人，

这样恰好可以用来消解吴三桂后来反清叛乱的合F性。

07 吴三桂视角

综上所述，吴三桂家族受辱可能确实存在，但细节难辨，

比如吴襄可能因大顺普遍性追赃受牵连，

但“索饷20万两”或“为夺妾拷打”存在夸张，

另外陈圆圆被强占也缺乏铁证，父辱说和夺妾说都不能完整解释吴三桂的反叛。

但如果我们直接站在吴三桂的视角可能会看得更清楚，

当时摆在他面前的并不是两个旗鼓相当的政Q，

我们回看可能觉得是降顺/降清二选一，

但是吴三桂眼中，一个是刚刚取得胜利但治理能力堪忧的农民起义政Q，

而且看起来还不“反动”，天天喊着“追赃助饷”，

吴三桂担心自己投顺也会被清算，

另一边则是政冶手腕极为成熟的外来军事集团满洲八旗，

而且清朝的领导层，尤其是摄政王多尔衮，

展现出了远超李自成的政冶成熟度，他们是真正意识到了自己的“反动性”，

因为仅凭满洲自身的力量不足以统治广阔的中国，必须联合和利用汉族精英，

因此清廷长期奉行一项务实且成功的措施，就是招降并优待明朝的降将。

从洪承畴到祖大寿（吴三桂的舅舅），这些投降的汉族将领不仅没有被清算，

反而被授予高官厚禄，麾下的军队也得以保留被整合进清军。

祖大寿《孝庄秘史》

08 军阀头子

因此，吴三桂面临的选择，

并非是在两个同样有希望建立新秩序的候选者之间进行抉择，

而是去选择最符合自己个人利益的一个，

哪怕自己全家都在京师，吴三桂也会选择投靠大清。

再来看吴三桂投清完整的时间线，

1644年三月初，李自成大军连克大同、真定，兵锋直指京师，

崇祯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吴三桂身上，下达紧急诏书，封其为平西伯，

并催促他放弃关外最后的据点宁远，率领麾下大军火速入关勤王。

吴三桂于三月十日接诏后开始行动，但行军速度异常缓慢，

从宁远到山海关，短短二百里（约100公里）的路程，

他率领着军队和号称五十万的辽东边民，足足走了五天，平均每日行程不过40里（20公里）。

三月十六日抵达山海关后，他又以“安歇家口”为由，向兵部请求在关内休整五日，

直到三月二十日，他的部队才抵达河北丰润，

此时距离北京尚有一半路程，而大顺军已经在前一天攻破京师，崇祯在煤山自缢殉国。

得知消息后，吴三桂的反应极为果断，他没有选择继续前进与李自成决一死战，

也没有试图联络宗室、拥立新君，更没有去救自己在京师的家人，

而是立即指挥全军，以最快速度撤回山海关牢牢占据这座战略要塞。

吴三桂可以说是深谙统Z价值之道，

只要把控住山海关，他就是多方势力博弈的焦点，

这种做法既不是明朝忠臣，也不是清军良将，而是只顾自己利益的军阀头子。

09 投机表演

在公开场合，吴三桂提出了父辱说或者夺妾说外的第三种说法——“中兴”大明 。

吴三桂向全军发布的檄文，还向多尔衮呈送求援信，

表明自己是忠臣孝子，是为了替惨死的崇祯复仇，

希望借助清军的力量剿灭“流寇”，从而“中兴”大明，

吴三桂反复强调，自己是为了报“君父之仇” ，怎一个荒唐了得！

不过，这套说辞在政冶上确实是极度不要脸的秒棋，

第一是抢占道德高地，只要自己先不要脸，就可以避免汉J骂名；

第二是凝聚人心，他麾下的关宁军，长期以来认同自己是明朝的军队，

一句“为先帝报仇”的口号，可以掩盖他是投降敌人、助满为虐的叛徒，

多尔衮也可以利用这种说法，来掩饰清军实际要入主中原意图；

第三点似乎是制造模糊空间，比如南方明朝残余势力可能觉得能联合吴三桂，

事实上后来南明这些人却有“联虏平寇”这种天真的幻想。

四月初十，李自成得到吴三桂叛变的消息，

他一方面安抚吴襄，让其致信劝说吴三桂，试图挽回局势；

另一方面，决定亲率大军平叛，

接下来就是决定明末/南明历史最重要的一场大战——山海关之战，

由于时间关系，本文暂时更新到这里，

再回顾吴三桂投清前的一系列举动，他确实做出了符合自己核心利益的选择，

只是这个选择的核心，不是对明朝的忠诚，不是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情欲，

而是具体而实在的权力，只要开出的价码够高、能保住自己的军队，

那么吴三桂就可以凭借自己极高的统Z价值，攫取最大的个人利益，

而历史也是充满了悲剧性的讽刺，

吴三桂开关迎清军，是最大的罪人，

最终又在康熙撤藩时起兵失败，落得满门抄斩、子孙断绝的境地，

当然这些也都是后话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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