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同年的《芭比》是在具有親和力氛圍的推動下簡而言之的讓觀衆理解女權的根本，那麼《可憐的東西》就是拿着最炫技的美學與看似深刻的外表，來一次胡編亂造的薛定諤式女權表達。
不可否認的是，女權並不是本片唯一的命題，事實上它涵蓋的範圍非常廣泛，在情節上採用了弗蘭肯斯坦的二創情節爲開頭，以人格健全的探尋過程爲主體，結尾插入經典的西方弒父情懷告終，美術與視聽感也是別有用心的混亂，你能在本片中看到詭譎的舞臺劇風格，看到馬卡龍色調的維多利亞時期建築，還能看到天馬行空的豪華遊輪、悽美冰冷的雪後巴黎，不同階段的層次感極強，都可以通過場景的變化察覺角色的心理變化與導演充沛的表達慾望。
如果去除掉立場的堅定，篩選出特別的臺詞，或許《可憐的東西》的故事還算有可取之處，一個嬰兒大腦的成人探尋社會規則併成爲一員的故事，這其中並不存在男女之分，而是作爲一個獨立的個體，一個本該死去卻復活的活死人如何變成人類的故事。
——自我成長？
影片的怪誕科學家爲了實現自己野心勃勃的實驗夢想，把一個投河自盡的孕婦拉回了生死線，並做了開顱手術換取了嬰兒的大腦，最後取名爲貝拉。
有意思的地方在於《可憐的的東西》並沒有明確指代這一嬰兒是男性還是女性，所以除開貝拉成熟的女性外表以外，我們並不能知曉她具體的性別特徵，這也就導致主角貝拉身處於一個獨立於二元性別之外的特殊視角，如果去除掉最基本的視角矛盾，那麼貝拉從開頭到結尾的作風就不再是以片方宣傳的“性解放”爲主，而是變成了自我人格的逐漸完善。
並且這個過程並沒有任何外力的干預，僅僅只是貝拉麪對人類社會規則與道德時所表現得反應與逐漸被同化的過程，影片的所有角色都在不同程度展現了自我成長的殘缺，比如貝拉的造物主父親古德自以爲是的將自己稱之爲諧音後的“上帝”，並讓年幼貝拉也這樣稱呼，由於身體機能差異與童年陰影的緣故，古德沒有生育能力與生理慾望，對於他來說人類繁衍後代的訴求成爲了某種病態的實驗，他需要複製父親的成功並超越現有的科學產品，所以他缺乏人類最基本的道德倫理認知，秉持“結果論”生孩子只會墮入無地自容週而復始的怪圈，怪胎的孩子也會被教育成怪胎，永無止境。
從嬰兒視角看世界是一種非常新穎的設定，一無所知的貝拉沒有自我的概念，所以在大部分時間裏貝拉都不會以“我”爲代稱，她在建立自己與整個世界的聯繫，從而在客觀世界中誕生出主體的意識，這期間她從以殺戮取樂的魔童逐漸變成了同情心氾濫的孩童，從單純因快感而嚐鮮的性愛，變成了以“自我生產資料”爲主的超前，從被支配的奴隸變成了支配他人的主宰，貝拉這一角色在短短兩個小時內實現了大部分主角做夢都沒想過的質的飛躍，其實這也是本片爭議的主要來源。
《可憐的東西》在不同羣體的口碑差異極大，一些觀衆天生帶着題目來找答案，必然會與自己的觀念相差甚遠，另一些觀衆抱着單純的獵奇與爽文心理來觀看本片，那麼這類人便會獲得符合預期的視覺效果與被大女主復仇記灌溉的絕佳心情，另一些人單純只是熱愛電影聞聲而來，那麼他們可能看到的是視覺藝術的造詣與人類社會的衍變，最終只有抱着拓展女性題材邊界與女性權利敘述的觀衆浪費了無意義的兩個小時。
但這其中的責任真的全該歸結到女權主義的自嗨上嗎？
第一個問題是片方在宣發期間就將自己標榜成《芭比》的競品，換句話說如果導演真的是奔着人類自我人格的反思爲主題而來，那麼這樣的宣發無異於蹭性別熱度的同時還要自視清高，就算解釋爲以女權主義的角度切入闡述人格問題，也不能因如此嚴重的“擦邊球”行爲而置身事外。
因爲《可憐的東西》擁有大量的父權社會縮影，雖然影片一而再再而三強調是架空背景，但其中的男性角色卻都是父權產物下的臉譜形象，不是水性楊花卻將女人貞潔看的比誰都重的花花公子，就是把女性陰道當所有品的精英丈夫，甚至不惜採用大量的大尺度情節來塑造這些醜陋、低俗、自戀的男性。
這也便是影片的第二個問題，既然是着重展現人格養成的電影，真的需要通過剝削女性的無意義性交來完成這一主題嗎？明明開頭電影已經模糊了貝拉的性別特徵，卻又在中途與結尾大肆讓石頭姐（貝拉演員）全裸出鏡，並似乎刻意避開了月經與生育等話題，又在另一種意義上剝奪了女性的自然資源。
綜合來看，如果將人格養成作爲故事的暗線，那麼幾處看似莫名其妙的戲份；像是無中生有的共情能力、猛然覺醒的社會主義意識、沉穩幹練的邏輯表達，似乎都得到了有效的解釋，乃至貝拉無故送錢的同情心用到了富人身上，都能變成經濟學與社會規律，即物資總量並不能決定貧富差距的社會問題。
但這依然改變不了《可憐的東西》靠大量裸戲博噱頭的事實，如果這所謂的人格覺醒，靠的是人類最野蠻的慾望來推進，那麼上述所有的一切都不足矣成立，《色戒》毫不吝嗇的性愛場景本就是爲了潤物細無聲的表現主角的心理變化，而本片的性愛場景卻是人格覺醒不可缺少的一環？至少以我個人的觀影體驗來看，我並沒有從影片的色情片段中感受到這麼做的必須。
——片方所重點宣發的角度
享有暗黑版芭比之稱的《可憐的東西》獲得了奧斯卡大滿貫，反倒是呼聲較高的《芭比》在奧斯卡典禮顆粒無收。
我想這不失爲一種諷刺，什麼時候深刻成爲了衡量電影的唯一標準，一羣老白男擬定的遊戲規則，在眼高手低的影響下自適應變化，與其說《可憐的東西》靠表達的深厚贏了《芭比》，不如說是《芭比》喫了不搞藝術的虧，沒能奉獻精彩的女性果體供奧斯卡評委細細品嚐。
如果以女權主義的性解放看待本片一系列的大膽嘗試，在不細讀的情況下它似乎真的漂亮的完成了這個題目。
影片中有這麼一句臺詞，貝拉既是自己的母親也是自己的孩子，變相的說明了貝拉從始至終都處於一個探尋自我、成長自我、擬定人格的過程，而在這一過程中出現的男性都爭先恐後的要當貝拉的養育人，先是飼養她的上帝，後是有戀童嫌疑的未婚夫，再後來是帶她遊歷世界的花花公子，這幾個人都嚴格遵循着父權社會指定的道德規則，想要將貝拉塑造成一個男人眼中的女性：首先這個女性不能太過於聰明，因爲男人們喜歡嬰兒大腦來襯托他們的雄性基因，同時身材長相也必須一絕，這樣才能滿足男人的慾望，其次女人不能與男人亂交，進妓院就是對男人尊嚴最大的不敬，也是對自己的糟蹋。
圍繞着這幾點來展開，《可憐的東西》成功刻畫了幾個表裏不一被父權制度馴化的男性角色。
而貝拉作爲一個新時代的有機混合產物，可以不受任何人類現有制度與道德的約束，她對世界的求知慾要遠勝於對於男人個體的理解，以至於所有試圖操控她的男性都淪爲了自我感動的他者，既然男性不再成爲定義她的主體，世界便成爲了她的盤中餐。
貝拉實現這一過程的手段，是毫無下限的性交，這是影片第一階段所展現的大體，貝利無意中通過納入式性交嚐到了快感，並樂此不破的對其開始了追捧，自帶嬰兒大腦的貝拉不存在人類的羞恥感，所以她可以隨時隨地跟任何一個人性交，以滿足自己空虛飢餓的胃口，直到她突然間接觸到了高階知識分子，探討了人類的野獸本能，並奇蹟般地獲取了同理心，也就開啓了影片的第二階段，即貝拉意識到世界是怎樣運轉的一個過程，而她給予的回饋也無關痛癢，不是稀裏糊塗的把錢送給不缺錢的人，就是面對無能爲力的現象嚎啕大哭，在經歷這一切噴湧式的信息狂潮後，貝拉開始探尋起了試探社會制度底線的第三階段，在妓院一邊工作一邊學習實現自我價值，通過妓女的不利地位與老鴇的況世名言 留得了“自我生產價值”的結論，理解了人人其實都是社會上的“妓女”，只不過是販賣的東西不一樣，完全進化成了一個對女性權力有清晰認知的人類，進而從無性自主變成了有性。
結尾有力的反抗了家暴前世的老公，並繼承了上帝古德的業務，將羊腦移植到了家暴男的頭上，以極爲詭異卻足夠爽快的結局震撼收尾，這便是本片所表現出的女性主義故事。
如此富有哲學深度的一次自我探尋，如此特立獨行的女權主義片種，然而只要刁鑽一下，就會發現《可憐的東西》裝瘋賣傻的主義買弄，真的有點可憐。
我並不想對女性的納入式爽感與妓院的真實度做過多的評價，因爲它抽象的形而上的表達可以把這些細節一筆帶過，我只從女性權力本身出手，貝拉真的有在任何時刻表現出手握實權的情景嗎？
至少，在通篇毫不遮掩、陳詞濫調的復讀機般的性愛面前，我並沒有看到她作爲一個獨立的個體拒絕性交的橋段，難道妓女意淫一下是自己在選擇客人，就可以改變她們被剝削的地位？難道她們在這其中獲得的性快感能與心理快感相提並論？
一個是身體機能的反應，一個是作爲主體的權力，如果我們可以義正言辭的爲女性的性解放下一個“自由”的定義，那麼爲何這個自由不能是拒絕？導演有沒有義務在影片中明示出女主的權力？一個女性主義電影到底有沒有必要去宣誓女性的主權？哪怕昔日的家暴男淪爲階下囚，但女主真的有表現出一個女人在那個時代應當擁有的權力嗎？大抵只是換了立場，完成了一次不痛不癢的復仇，我可以說這個影片的發展是合理的，角色的狀態是符合邏輯的，可導演避重就輕摸棱兩可且糊弄過關的行爲也不該被當作“真正的女權片”導演壓《芭比》一頭。
再者說我一個男性觀衆，既沒有對女權有一個很好的認識，也沒有意識到片中女性地位的慘境，正因爲魔幻現實的抽象表達，妓院都能成爲通情達理、儒雅隨和的男人常光臨的場所，對於性暴力與財產壓迫的現象也是分文未提，我當然不認可過度展現施暴場景控訴現實，但留下一頭霧水的觀衆自行腦補，真的能起到反思效果嗎？
就好似女性擁有了自由選擇性愛的可能直接造就了平權，我甚至沒有看到貝拉麪對性剝削時所經歷的複雜情緒，在鏡頭對準她嘴臉的那一刻，大多都是愉悅享受的，既然貝拉與正常人的成長別無二致，那麼她衝破桎梏身世的獨特性究竟在哪？
我只看到導演粗暴的完成了任務，並且礙於情面與自我表達，又在其中設計了多種元素來協調搭配詭異的觀感，留給觀衆的解讀空間越來越大， 也就沒人會濃縮在女權主義的意識形態格局裏，《可憐的東西》既喫盡了女權的風頭，也高超的避開了輿論攻擊，乃至成爲了一部“值得反覆咀嚼”的藝術作品。
我不會說《可憐的東西》是一部徹徹底底的爛片，電影精湛的服化道與絕美的場景還有石頭姐本人爲藝術獻身的精神都值得拿出來說上一二，如果說這部電影不標榜自己是女權主義電影，不過度拿尺度下文章，或許我還能通過“過度解讀”將其拉回正軌，但事實則是我們拋不開女性元素，就與《芭比》的覺醒離不開肯一樣，二次遺忘與忽視本身就是一次剝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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