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1485年9月19日，倫敦。法國醫生托馬斯·福雷斯蒂耶（Thomas Forestier）後來記下了他在城裏看到的一切：兩個神父站在一起交談，突然雙雙倒地身亡；一位裁縫的妻子剛覺身體不適，短短几小時內便撒手人寰；一個年輕人走在街上，毫無徵兆地一頭栽倒，再也沒能起身。
彼時，亨利·都鐸（Henry Tudor）剛在博斯沃思（Bosworth）擊敗理查三世（Richard III），綿延三十年的玫瑰戰爭終於落下帷幕，新都鐸王朝的加冕典禮定在10月舉行。
沒人料到，比新王的儀仗更早進入倫敦的，是死神安排的大手筆。
一場大疫短時間內席捲全城，此病唯一的核心症狀只有出汗，先是深入骨髓的寒戰與全身劇痛，數小時內便轉爲暴發性大汗，帶着刺鼻腐臭，多數病人撐不過一天。因此人們稱呼它爲汗熱病（sweating sickness）。
從1485年到1551年，它在英格蘭五次大規模爆發，隨後徹底銷聲匿跡，直到今天，依然沒有人知道它究竟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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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迅捷死神
當新王帶着爲數不多的隨從向倫敦進發時，疫病已搶先潛入城內，暗中蟄伏蔓延。
關於它究竟始於哪一天，不同史料的記載相差較遠：學者海因茨·弗拉姆（Heinz Flamm）推斷爲8月28日，福雷斯蒂耶的目擊記錄是9月19日，而編年史家拉斐爾·霍林希德（Raphael Holinshed）的記載則爲9月21日。
當時的記錄者都不約而同地將它與鼠疫劃清界限，畢竟鼠疫有腹股溝腫塊、皮膚出血斑，通常還會留給病人三到十四天的時間；而汗熱病從發病到死亡，往往不到二十四小時。
根據史家理查德·格拉夫頓（Richard Grafton）的記載，那一年的死亡名單上，赫然列着兩位倫敦市長與六名市議員的名字（斯托記錄的是四名市議員），而這些都發生在八日之內。
新王朝的加冕禮被迫推遲兩週，最終改在10月30日倉促舉行。
同時代很多記載都聲稱：“一百個染病的人裏，難得有一個活過來”。私以爲，這大概率只是恐懼催生的誇張說法，而非嚴謹的統計。
畢竟那是十六世紀，編年史家既沒有詳細人口普查數據，也沒有逐日死亡登記數據。他們無法得知真實的死亡率，只能依靠個人的真切感受：整座城市數週間喪葬不絕，清晨還在宴席上談笑風生的人，次日便被發現僵死牀榻。
首次疫情在肆虐數月後漸漸平息，可惜這並非劫難的結束，而是漫長夢魘的開端。
在此後六十餘年間，汗熱病又先後四次降臨英格蘭，共計大規模暴發了五次，反覆在不列顛島上收割生命。
二、四度降臨
1508年，第二次爆發。
關於第二次爆發的時間，史料同樣衆說紛紜：爆發時間通常認爲是1508年，切斯特（Chester）的地方記載的時間是1506年，還有其他文獻記作1507年，這裏不作詳細討論。
死亡人數上，根據切斯特的記載，三天裏一共有91名戶主死亡，其中71名戶主死於同一天，女性只有四五名。
1517年，第三次爆發。
據記載，牛津（Oxford）有四百多名學生死於非命。多年後，法國駐英大使讓·迪貝萊（Jean du Bellay）在信中回憶，倫敦在十到十二天裏死了一萬人。數據是否屬實，現在也無法覈實了，但有一個較可信的軼事：
據說這一年宮廷裏有人在發病後兩三小時內死去，亨利八世嚇得立刻帶着宮廷輾轉遷徙，四處躲避。
1528年的第四次爆發，是史料記載最詳盡的一次。
5月底到6月中旬，疫病席捲倫敦；6月18日，迪貝萊在信中寫道，宮中一位女侍從剛剛病倒，國王便立刻出逃了。
6月30日他又來信稱，倫敦已有四萬人染病，兩千人死亡。這個數字同樣令人生疑，當時的外交官也沒有戶籍冊，估計也就是和史學家一樣全憑觀感估算。但也說明，當時情況的確很危急，疫情已經蔓延至全城。
這一年，安妮·博林（Anne Boleyn）染病後僥倖活了下來——她後來成爲亨利八世的第二任王后，最終於1536年被處死；亨利八世聽聞她生病的消息，立刻遠走避禍，此後數週不斷更換住處，每日做彌撒、行懺悔。
當時權傾朝野的樞機主教托馬斯·沃爾西（Cardinal Wolsey）也因府中多人染病，倉皇遷往漢普頓宮（Hampton Court Palace）避難。
也正是這一次，疫病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離開了英格蘭的土地。
1529年7月25日，一艘來自英格蘭的商船將疫病帶到了漢堡（Hamburg）。
船隻靠岸當夜，便有人發病身亡。
此後三週，漢堡每天有40到60人死去，總計約1100人遇難。按約兩萬人口的估值推算，死亡人數約佔全城人口的5%。
7月30日，呂貝克（Lübeck）出現病例；
8月31日，什切青（Stettin）疫情告急；
9月1日，但澤（Danzig）也淪陷了；
9月8日，疫病抵達柯尼斯堡（Königsberg）。它沿着波羅的海北上，侵入丹麥、瑞典、挪威；向南深入德意志腹地，同月內便蔓延至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法蘭克福（Frankfurt）、科隆（Cologne）、馬爾堡（Marburg）和哥廷根（Göttingen）。
直到1530年，上奧地利和芬蘭才留下最後幾筆零星記錄。
其影響力之大沖擊力之猛烈，從這期間發生過的一樁大事件可見一斑。
1529年10月3日，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與烏爾裏希·茨溫利（Huldrych Zwingli）在馬爾堡舉行宗教會談，試圖彌合新教內部的分歧。
會談僅進行了三天，代表們便因懼怕疫病匆匆散去，雙方最終未能在聖餐禮問題上達成一致。當時馬爾堡全城約有五十人染病，僅死亡一兩人。
一場關乎整個基督教世界走向的神學爭論，就這樣被這種無名熱病強行打斷。
同年秋天，維也納（Vienna）正被蘇萊曼一世（Suleiman I）的奧斯曼大軍團團圍困。
十八世紀的維也納編纂者在後來追述道，那一年，城裏“一種前所未聞的疫病”與土耳其軍隊同時壓境，“人可以在一天之內經歷健康、患病和死亡”。
在當時的歐洲，汗熱病已經與戰爭、饑荒並列，成爲末日降臨的標誌之一。
三、最後一個夏天
1551年4月，什魯斯伯裏（Shrewsbury）出現首批病例。
（凱厄斯與斯托記載爲4月15日，當地編年史卻記錄爲3月22日。）
疫病向西傳入威爾士，向東席捲英格蘭中部，7月又雙叒叕兵臨倫敦城下。
根據倫敦的喪葬承辦人亨利·馬欽（Henry Machyn）在日記中留下的確切記載，7月8日到19日這幾天裏，全城各類死因的死亡總數爲872人。
威尼斯大使在發回國內的報告裏描繪了當時停擺的景象：倫敦商業全面停滯，店鋪紛紛關門，活下去成了所有人唯一的目標。據他估算，疫情暴發最初三天便有五千餘人喪生。
對死亡人數統計口徑，從來都是各家說各話，無法統一。
比如，六十多年後，編年史家斯托記載的就是倫敦數日之內共死亡九百六十人，僅第一週就有八百人離世。
這一年的死亡名單裏，還包括了薩福克公爵的兩個兒子，15歲的亨利與14歲的查爾斯。
兄長染病後僅五小時便不治身亡；弟弟雖住在宮殿的另一頭，終究沒能逃過疫病的魔爪，兄弟二人離世相隔不到一個小時。
柴郡切斯特市市長埃德蒙·吉（Edmund Gee）同樣在發病後幾小時內身亡，當夜全城共有四十人死去。
蘭開夏郡的烏爾弗斯頓教區，在8月17日至24日的八天間，共下葬了39具遺體。
國王愛德華六世（Edward VI）從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遷往漢普頓宮避難，隨行人員被削減到了最小規模。
也正是在這一年，凱厄斯寫下了那本關於汗熱病的醫學著作《汗厥症治療芻議》。身爲疫情的親歷者，他留下了彼時最完整的臨牀記錄，是非常寶貴的一手文獻。
這本薄冊在倫敦付印，用的還是那種把字母“s”寫作“ſ”的舊式字體。他將病因歸結爲“沾染了病氣的精氣”與污濁的空氣，這套解釋在今天早已無人採信，但他已盡他所能，把發病到死亡的全過程，寫得儘可能準確、詳盡了。
1551年9月之後，汗熱病的新增病例驟然歸零。此後，世間再無關於它的可靠記載。
四、出汗療法
在記錄這場終末疫情的《汗厥症治療芻議》裏，凱厄斯不僅詳盡記載了病患的發病與死亡過程，也系統梳理了汗熱病的典型症狀與當時通行的整套診療方案。
他將病人的症狀歸納爲六項：即肩背劇痛、四肢痠痛、上腹與肝區不適、頭痛眩暈、心悸，以及沉重的倦怠感和難以抑制的睏意。
在他的臨牀觀察中，病人一旦陷入昏睡，便幾乎再無甦醒可能。基於這一判斷，當時治療的第一要務，便是用盡一切手段讓病人保持清醒。
當時通用的處方大同小異：症狀初現時要立刻上牀躺臥，不得脫去衣物；若夜間發病，則需在原處保持體位不動，二十四小時內嚴禁移動；被褥需裹覆妥當，但不可過厚，以防強行逼汗加重病情；患病期間禁止進食，僅可少量飲用溫熱的清淡飲品。
“尤其注意不能把胳膊伸出被子涼快一下，這是非常致命的。”（學者波利多羅·維爾吉利（Polydoro Vergil）記錄。）
這套以靜養、控汗爲核心的通用療法，後來逐漸分化爲兩個流派。
一派主張將病人緊緊裹住，輔以發汗與薰香，後世研究者稱之爲荷蘭式方案（Dutch regimen）；
另一派則反對過度保溫，主張適度散熱、避免強行發汗，被稱爲英格蘭式方案（English regimen）。
有後世研究者比對零散病案記載後認爲，前者的死亡率更高，後者相對更爲緩和。
不過這並非嚴格的對照試驗，只是事後基於零散記錄的粗略推斷。因爲在維爾吉利的記錄裏：“無論是掀開被子的人，還是蓋厚被子的人，最後都同樣地死了。”
這套處方背後的邏輯，根植於當時的主流醫學認知：人們默認了疾病源於“毒氣”或“體液失衡”，只要把毒素逼出體外，病人就能痊癒。
當時的醫生們應該很無力，這體感上不像是在對抗某種病原體，更像在和一種神祕力量鬥爭、搶命。
生死往往只在旦夕之間，人力能做的，實在太過有限。
五、傳聞它偏愛壯年富人
除了迅雷不及掩耳的致死速度，時人都注意到了一個反常的現象：它似乎格外針對家境優渥的壯年男性。
編年史家給它起了個綽號，叫“Stoop Gallant”——意爲“讓闊少彎腰”；另有版本叫“Stoop Knave”，即“讓無賴低頭”。
在早期幾次爆發中，教士羣體的死亡比例也居高不下。
除了前文提到切斯特記錄的“三天裏一共有91名戶主死亡，其中71名戶主死於同一天，女性只有四五名”之外，斯托在1551年的記載中也提到，死者 “以30至40歲的男性爲主，婦女、兒童與老人極少中招”。
更早的1528到1529年間，托馬斯·克倫威爾（Thomas Cromwell）的妻子與兩個女兒相繼離世，後人也多將其死因歸於汗熱病。
但1997年，歷史學家艾倫·戴爾（Alan Dyer）通過一項研究，顛覆了這種刻板印象。
他整理了680本教區喪葬登記簿，逐條比對1551年的死亡記錄，發現結論與 “專殺富人” 的印象並不完全吻合：
汗熱病在農村的殺傷範圍比城市更廣，從全年數據看，它造成的總死亡人數並不算特別驚人。在一些鄉村教區，死者以女性爲主，另一些則以男性居多，且死亡記錄常常沿着某一戶人家、某一條街連續出現。
他據此提出，汗熱病更可能通過人與人的近距離接觸傳播，而非依靠昆蟲媒介。這很好地解釋了它爲何會在宮廷、大學、修道院等公共場所中集中暴發，因爲這些場所人羣密集，要麼多人共用牀鋪、餐具，要麼長期處於密閉空間中。
至於“專殺富人”的印象，戴爾的解釋是留存至今的遺囑、墓誌與編年史，天然更傾向於記錄有財產、有社會地位的人。
底層平民離世，往往只留下一個模糊的數字，甚至連痕跡都不會留下。後世所見的 “專殺富人”假象，很大程度上應該只是史料本身的選擇偏差所致。
六、關於汗熱病由來的一些猜測
儘管戴爾的研究大致勾勒出了汗熱病的傳播特徵，但它的真實病原體始終是未解之謎。
四百餘年來，研究者爲這種無名疫病列出過一長串候選名單，卻始終沒有敲定是哪種。
漢坦病毒（hantavirus）是目前最受學界關注的假說。
1998年，英國學者馬克·塔維納（Mark Taviner）、蓋伊·思韋茨（Guy Thwaites）與瓦尼婭·甘特（Vanya Gant）在《醫學史》（Medical History）雜誌發文提出，汗熱病的臨牀表現與1993年在美國西南部確認的漢坦病毒肺綜合徵（Hantavirus Pulmonary Syndrome, HPS）高度相似。
二者均以發熱、肌痛、頭痛起病，迅速發展爲肺水腫與呼吸困難；
而且早在1485年，福雷斯蒂耶就反覆提及病人臨死前 “喘不上氣”，並稱 “有害腐臭的蒸氣” 積聚於心肺周圍。同時，漢坦病毒由鼠類攜帶的傳播特徵，也與汗熱病夏秋高發、鄉村散發、局部暴發的流行規律相契合。
2014年，保羅·海曼（Paul Heyman）等人又將汗熱病與法國後來的皮卡第汗症（Picardy sweat）放在一起對比研究，認爲二者同屬鼠傳病毒性疾病的可能性很高。該綜述估算其病死率爲30%至50%，但這一數字同樣基於零散記載推算而來。
不過反對的聲音也一直存在。現代已知的漢坦病毒幾乎不發生人傳人現象（安第斯病毒是目前唯一的例外），而汗熱病沿着道路、宮廷、城市街區擴散的速度，明顯符合人際傳播的特徵；更難以解釋的是，一種在一國境內流行六十六年的病毒，不可能毫無徵兆地徹底消失。
也有研究認爲這是一種腸道病毒（enterovirus）。1991年的一項臨牀-歷史分析指出，腸道病毒夏秋季流行、傳染性強、經糞口傳播、成人病情往往重於兒童等特徵，均與汗熱病相吻合。但腸道病毒極少造成如此高的成人死亡率，也難以解釋“發病數小時內即死亡”的暴烈病程。
除此之外，還有許多種病原體假說先後被提出，卻都存在無法自洽的矛盾：
迴歸熱（relapsing fever）：一種由蝨、蜱傳播的疏螺旋體病。它同樣在夏季高發且伴隨高熱大汗，但病人通常會在蜱叮咬處出現黑痂與皮疹，而汗熱病的所有觀察者都一再強調，病人身上“無疹”。
炭疽（anthrax）：2004年被提出，依據是羊毛與畜屍中的芽孢，但炭疽無人際傳播能力，無法解釋城市內的鏈式擴散。
蟲媒病毒（arthropod-borne virus）：1981年由懷利與科利爾提出，契合季節性與鄉村分佈特徵，但必須依賴媒介傳播，解釋不了戴爾在教區登記簿中發現的“一戶接一戶”的死亡序列。
至於流感和典中典的麥角中毒，則基本已被學界排除：汗熱病的死亡來得太快，且當時記載中幾乎沒有流感常見的咳嗽；而英格蘭種植的黑麥極少，麥角中毒更不可能具有傳染性。
綜上，由於既沒有病原標本，也沒有留存的組織樣本可供提取核酸，後世能接觸的證據只有一份臨牀記錄，和一座座埋滿逝者的教堂墓地，所有假說都未能實錘。
七、汗熱病爲何突然消失？
連病原體都無法確認，也就更難解釋汗熱病爲何會突然徹底消失。
1551年秋之後，它在英格蘭徹底絕跡，它沒有再度爆發，也沒有留下任何可供培養、測序或解剖的痕跡。
後世並非沒有類似 “汗疫” 的記載。
1578到1579年間，埃塞克斯郡科爾切斯特曾出現過一次疫情；1802年，德意志羅廷根也有相關記錄。
但這些記載只留下了病名與日期，沒有症狀描述和病程記錄，根本無從判斷是否爲同一種疾病。
在歐洲大陸，法國北部自1718年起反覆出現皮卡第汗症，前後暴發196次，記錄斷斷續續持續到1861年，此後仍有零星報告。它的症狀遠比英格蘭汗熱病溫和，患者多伴隨皮疹，病程長達十至十四天，病死率也低得多。
20世紀初，法國夏朗特省魯亞克一帶曾暴發一次同類疫情；受命調查的細菌學家安德烈·尚特梅斯（André Chantemesse）發現，病患者多爲睡在近地面的人羣，由此推斷傳播媒介爲跳蚤，並關聯到洪水後田鼠侵入民居的現象。
這一線索，後來被漢坦病毒假說的支持者反覆引用。
關於汗熱病消失的原因，學界有多種推測，卻無一能被證實。
病原體自身滅絕：病毒在人羣中流行數十年後，傳播鏈意外斷裂，就此銷聲匿跡。
羣體免疫：反覆暴露之後，倖存者普遍產生了抵抗力，病原體找不到足夠的易感宿主。
環境改變：居住方式、取暖條件、清潔習慣，以及人與鼠、蝨、跳蚤的接觸方式發生變化，切斷了病毒的傳播鏈條。
也有人相信，它並沒有真正消失，只是被歸入了其他病名之下 ——16世紀後期，斑疹傷寒與鼠疫的記載逐漸增多，一種症狀相似的疾病很容易被舊有的診斷體系所吸納。
在我看來這些解釋都不夠圓滿。歷史上這種兼具傳播速度和殺傷力的疾病異常少見，它沒有理由就這樣悄無聲息地退出歷史舞臺。
除非，它從來就沒有被真正辨認出來過。
八、總結一下
從1485年到1551年，汗熱病以六十六年的時間跨度、五度大規模暴發的烈度，在都鐸王朝初年的歷史上刻下了一道難以磨滅的印記。它隨新王朝的建立一同降臨不列顛，又在都鐸王權走向鼎盛時悄然退場。
四百多年過去，我們已經知道黑死病的元兇是鼠疫耶爾森菌（Yersinia pestis），霍亂的禍首是霍亂弧菌（Vibrio cholerae），唯獨汗熱病，自始至終帶着一層無法被看透的迷霧。
最後，我想用這場疫病最權威的親歷者與記錄者約翰·凱厄斯在他專著末尾留下的坦誠而充滿時代侷限的原始結語作爲本文結語：
“若此病尚有超自然的其他緣由，我將其留給神學家探究；此類病症的療愈，也超出了我的專業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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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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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Kittner P. What Caused the Deadly English Sweating Sickness? Medscape News Europe, 2026-08-05.
[11] 惠康收藏（Wellcome Collection）：汗熱病相關版畫、肖像與善本掃描，許可詳見各圖圖注。
[12] 英國國家肖像館（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各期英王和皇室成員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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