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1485年9月19日，伦敦。法国医生托马斯·福雷斯蒂耶（Thomas Forestier）后来记下了他在城里看到的一切：两个神父站在一起交谈，突然双双倒地身亡；一位裁缝的妻子刚觉身体不适，短短几小时内便撒手人寰；一个年轻人走在街上，毫无征兆地一头栽倒，再也没能起身。
彼时，亨利·都铎（Henry Tudor）刚在博斯沃思（Bosworth）击败理查三世（Richard III），绵延三十年的玫瑰战争终于落下帷幕，新都铎王朝的加冕典礼定在10月举行。
没人料到，比新王的仪仗更早进入伦敦的，是死神安排的大手笔。
一场大疫短时间内席卷全城，此病唯一的核心症状只有出汗，先是深入骨髓的寒战与全身剧痛，数小时内便转为暴发性大汗，带着刺鼻腐臭，多数病人撑不过一天。因此人们称呼它为汗热病（sweating sickness）。
从1485年到1551年，它在英格兰五次大规模爆发，随后彻底销声匿迹，直到今天，依然没有人知道它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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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迅捷死神
当新王带着为数不多的随从向伦敦进发时，疫病已抢先潜入城内，暗中蛰伏蔓延。
关于它究竟始于哪一天，不同史料的记载相差较远：学者海因茨·弗拉姆（Heinz Flamm）推断为8月28日，福雷斯蒂耶的目击记录是9月19日，而编年史家拉斐尔·霍林希德（Raphael Holinshed）的记载则为9月21日。
当时的记录者都不约而同地将它与鼠疫划清界限，毕竟鼠疫有腹股沟肿块、皮肤出血斑，通常还会留给病人三到十四天的时间；而汗热病从发病到死亡，往往不到二十四小时。
根据史家理查德·格拉夫顿（Richard Grafton）的记载，那一年的死亡名单上，赫然列着两位伦敦市长与六名市议员的名字（斯托记录的是四名市议员），而这些都发生在八日之内。
新王朝的加冕礼被迫推迟两周，最终改在10月30日仓促举行。
同时代很多记载都声称：“一百个染病的人里，难得有一个活过来”。私以为，这大概率只是恐惧催生的夸张说法，而非严谨的统计。
毕竟那是十六世纪，编年史家既没有详细人口普查数据，也没有逐日死亡登记数据。他们无法得知真实的死亡率，只能依靠个人的真切感受：整座城市数周间丧葬不绝，清晨还在宴席上谈笑风生的人，次日便被发现僵死床榻。
首次疫情在肆虐数月后渐渐平息，可惜这并非劫难的结束，而是漫长梦魇的开端。
在此后六十余年间，汗热病又先后四次降临英格兰，共计大规模暴发了五次，反复在不列颠岛上收割生命。
二、四度降临
1508年，第二次爆发。
关于第二次爆发的时间，史料同样众说纷纭：爆发时间通常认为是1508年，切斯特（Chester）的地方记载的时间是1506年，还有其他文献记作1507年，这里不作详细讨论。
死亡人数上，根据切斯特的记载，三天里一共有91名户主死亡，其中71名户主死于同一天，女性只有四五名。
1517年，第三次爆发。
据记载，牛津（Oxford）有四百多名学生死于非命。多年后，法国驻英大使让·迪贝莱（Jean du Bellay）在信中回忆，伦敦在十到十二天里死了一万人。数据是否属实，现在也无法核实了，但有一个较可信的轶事：
据说这一年宫廷里有人在发病后两三小时内死去，亨利八世吓得立刻带着宫廷辗转迁徙，四处躲避。
1528年的第四次爆发，是史料记载最详尽的一次。
5月底到6月中旬，疫病席卷伦敦；6月18日，迪贝莱在信中写道，宫中一位女侍从刚刚病倒，国王便立刻出逃了。
6月30日他又来信称，伦敦已有四万人染病，两千人死亡。这个数字同样令人生疑，当时的外交官也没有户籍册，估计也就是和史学家一样全凭观感估算。但也说明，当时情况的确很危急，疫情已经蔓延至全城。
这一年，安妮·博林（Anne Boleyn）染病后侥幸活了下来——她后来成为亨利八世的第二任王后，最终于1536年被处死；亨利八世听闻她生病的消息，立刻远走避祸，此后数周不断更换住处，每日做弥撒、行忏悔。
当时权倾朝野的枢机主教托马斯·沃尔西（Cardinal Wolsey）也因府中多人染病，仓皇迁往汉普顿宫（Hampton Court Palace）避难。
也正是这一次，疫病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离开了英格兰的土地。
1529年7月25日，一艘来自英格兰的商船将疫病带到了汉堡（Hamburg）。
船只靠岸当夜，便有人发病身亡。
此后三周，汉堡每天有40到60人死去，总计约1100人遇难。按约两万人口的估值推算，死亡人数约占全城人口的5%。
7月30日，吕贝克（Lübeck）出现病例；
8月31日，什切青（Stettin）疫情告急；
9月1日，但泽（Danzig）也沦陷了；
9月8日，疫病抵达柯尼斯堡（Königsberg）。它沿着波罗的海北上，侵入丹麦、瑞典、挪威；向南深入德意志腹地，同月内便蔓延至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法兰克福（Frankfurt）、科隆（Cologne）、马尔堡（Marburg）和哥廷根（Göttingen）。
直到1530年，上奥地利和芬兰才留下最后几笔零星记录。
其影响力之大冲击力之猛烈，从这期间发生过的一桩大事件可见一斑。
1529年10月3日，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与乌尔里希·茨温利（Huldrych Zwingli）在马尔堡举行宗教会谈，试图弥合新教内部的分歧。
会谈仅进行了三天，代表们便因惧怕疫病匆匆散去，双方最终未能在圣餐礼问题上达成一致。当时马尔堡全城约有五十人染病，仅死亡一两人。
一场关乎整个基督教世界走向的神学争论，就这样被这种无名热病强行打断。
同年秋天，维也纳（Vienna）正被苏莱曼一世（Suleiman I）的奥斯曼大军团团围困。
十八世纪的维也纳编纂者在后来追述道，那一年，城里“一种前所未闻的疫病”与土耳其军队同时压境，“人可以在一天之内经历健康、患病和死亡”。
在当时的欧洲，汗热病已经与战争、饥荒并列，成为末日降临的标志之一。
三、最后一个夏天
1551年4月，什鲁斯伯里（Shrewsbury）出现首批病例。
（凯厄斯与斯托记载为4月15日，当地编年史却记录为3月22日。）
疫病向西传入威尔士，向东席卷英格兰中部，7月又双叒叕兵临伦敦城下。
根据伦敦的丧葬承办人亨利·马钦（Henry Machyn）在日记中留下的确切记载，7月8日到19日这几天里，全城各类死因的死亡总数为872人。
威尼斯大使在发回国内的报告里描绘了当时停摆的景象：伦敦商业全面停滞，店铺纷纷关门，活下去成了所有人唯一的目标。据他估算，疫情暴发最初三天便有五千余人丧生。
对死亡人数统计口径，从来都是各家说各话，无法统一。
比如，六十多年后，编年史家斯托记载的就是伦敦数日之内共死亡九百六十人，仅第一周就有八百人离世。
这一年的死亡名单里，还包括了萨福克公爵的两个儿子，15岁的亨利与14岁的查尔斯。
兄长染病后仅五小时便不治身亡；弟弟虽住在宫殿的另一头，终究没能逃过疫病的魔爪，兄弟二人离世相隔不到一个小时。
柴郡切斯特市市长埃德蒙·吉（Edmund Gee）同样在发病后几小时内身亡，当夜全城共有四十人死去。
兰开夏郡的乌尔弗斯顿教区，在8月17日至24日的八天间，共下葬了39具遗体。
国王爱德华六世（Edward VI）从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迁往汉普顿宫避难，随行人员被削减到了最小规模。
也正是在这一年，凯厄斯写下了那本关于汗热病的医学著作《汗厥症治疗刍议》。身为疫情的亲历者，他留下了彼时最完整的临床记录，是非常宝贵的一手文献。
这本薄册在伦敦付印，用的还是那种把字母“s”写作“ſ”的旧式字体。他将病因归结为“沾染了病气的精气”与污浊的空气，这套解释在今天早已无人采信，但他已尽他所能，把发病到死亡的全过程，写得尽可能准确、详尽了。
1551年9月之后，汗热病的新增病例骤然归零。此后，世间再无关于它的可靠记载。
四、出汗疗法
在记录这场终末疫情的《汗厥症治疗刍议》里，凯厄斯不仅详尽记载了病患的发病与死亡过程，也系统梳理了汗热病的典型症状与当时通行的整套诊疗方案。
他将病人的症状归纳为六项：即肩背剧痛、四肢酸痛、上腹与肝区不适、头痛眩晕、心悸，以及沉重的倦怠感和难以抑制的困意。
在他的临床观察中，病人一旦陷入昏睡，便几乎再无苏醒可能。基于这一判断，当时治疗的第一要务，便是用尽一切手段让病人保持清醒。
当时通用的处方大同小异：症状初现时要立刻上床躺卧，不得脱去衣物；若夜间发病，则需在原处保持体位不动，二十四小时内严禁移动；被褥需裹覆妥当，但不可过厚，以防强行逼汗加重病情；患病期间禁止进食，仅可少量饮用温热的清淡饮品。
“尤其注意不能把胳膊伸出被子凉快一下，这是非常致命的。”（学者波利多罗·维尔吉利（Polydoro Vergil）记录。）
这套以静养、控汗为核心的通用疗法，后来逐渐分化为两个流派。
一派主张将病人紧紧裹住，辅以发汗与熏香，后世研究者称之为荷兰式方案（Dutch regimen）；
另一派则反对过度保温，主张适度散热、避免强行发汗，被称为英格兰式方案（English regimen）。
有后世研究者比对零散病案记载后认为，前者的死亡率更高，后者相对更为缓和。
不过这并非严格的对照试验，只是事后基于零散记录的粗略推断。因为在维尔吉利的记录里：“无论是掀开被子的人，还是盖厚被子的人，最后都同样地死了。”
这套处方背后的逻辑，根植于当时的主流医学认知：人们默认了疾病源于“毒气”或“体液失衡”，只要把毒素逼出体外，病人就能痊愈。
当时的医生们应该很无力，这体感上不像是在对抗某种病原体，更像在和一种神秘力量斗争、抢命。
生死往往只在旦夕之间，人力能做的，实在太过有限。
五、传闻它偏爱壮年富人
除了迅雷不及掩耳的致死速度，时人都注意到了一个反常的现象：它似乎格外针对家境优渥的壮年男性。
编年史家给它起了个绰号，叫“Stoop Gallant”——意为“让阔少弯腰”；另有版本叫“Stoop Knave”，即“让无赖低头”。
在早期几次爆发中，教士群体的死亡比例也居高不下。
除了前文提到切斯特记录的“三天里一共有91名户主死亡，其中71名户主死于同一天，女性只有四五名”之外，斯托在1551年的记载中也提到，死者 “以30至40岁的男性为主，妇女、儿童与老人极少中招”。
更早的1528到1529年间，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的妻子与两个女儿相继离世，后人也多将其死因归于汗热病。
但1997年，历史学家艾伦·戴尔（Alan Dyer）通过一项研究，颠覆了这种刻板印象。
他整理了680本教区丧葬登记簿，逐条比对1551年的死亡记录，发现结论与 “专杀富人” 的印象并不完全吻合：
汗热病在农村的杀伤范围比城市更广，从全年数据看，它造成的总死亡人数并不算特别惊人。在一些乡村教区，死者以女性为主，另一些则以男性居多，且死亡记录常常沿着某一户人家、某一条街连续出现。
他据此提出，汗热病更可能通过人与人的近距离接触传播，而非依靠昆虫媒介。这很好地解释了它为何会在宫廷、大学、修道院等公共场所中集中暴发，因为这些场所人群密集，要么多人共用床铺、餐具，要么长期处于密闭空间中。
至于“专杀富人”的印象，戴尔的解释是留存至今的遗嘱、墓志与编年史，天然更倾向于记录有财产、有社会地位的人。
底层平民离世，往往只留下一个模糊的数字，甚至连痕迹都不会留下。后世所见的 “专杀富人”假象，很大程度上应该只是史料本身的选择偏差所致。
六、关于汗热病由来的一些猜测
尽管戴尔的研究大致勾勒出了汗热病的传播特征，但它的真实病原体始终是未解之谜。
四百余年来，研究者为这种无名疫病列出过一长串候选名单，却始终没有敲定是哪种。
汉坦病毒（hantavirus）是目前最受学界关注的假说。
1998年，英国学者马克·塔维纳（Mark Taviner）、盖伊·思韦茨（Guy Thwaites）与瓦尼娅·甘特（Vanya Gant）在《医学史》（Medical History）杂志发文提出，汗热病的临床表现与1993年在美国西南部确认的汉坦病毒肺综合征（Hantavirus Pulmonary Syndrome, HPS）高度相似。
二者均以发热、肌痛、头痛起病，迅速发展为肺水肿与呼吸困难；
而且早在1485年，福雷斯蒂耶就反复提及病人临死前 “喘不上气”，并称 “有害腐臭的蒸气” 积聚于心肺周围。同时，汉坦病毒由鼠类携带的传播特征，也与汗热病夏秋高发、乡村散发、局部暴发的流行规律相契合。
2014年，保罗·海曼（Paul Heyman）等人又将汗热病与法国后来的皮卡第汗症（Picardy sweat）放在一起对比研究，认为二者同属鼠传病毒性疾病的可能性很高。该综述估算其病死率为30%至50%，但这一数字同样基于零散记载推算而来。
不过反对的声音也一直存在。现代已知的汉坦病毒几乎不发生人传人现象（安第斯病毒是目前唯一的例外），而汗热病沿着道路、宫廷、城市街区扩散的速度，明显符合人际传播的特征；更难以解释的是，一种在一国境内流行六十六年的病毒，不可能毫无征兆地彻底消失。
也有研究认为这是一种肠道病毒（enterovirus）。1991年的一项临床-历史分析指出，肠道病毒夏秋季流行、传染性强、经粪口传播、成人病情往往重于儿童等特征，均与汗热病相吻合。但肠道病毒极少造成如此高的成人死亡率，也难以解释“发病数小时内即死亡”的暴烈病程。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种病原体假说先后被提出，却都存在无法自洽的矛盾：
回归热（relapsing fever）：一种由虱、蜱传播的疏螺旋体病。它同样在夏季高发且伴随高热大汗，但病人通常会在蜱叮咬处出现黑痂与皮疹，而汗热病的所有观察者都一再强调，病人身上“无疹”。
炭疽（anthrax）：2004年被提出，依据是羊毛与畜尸中的芽孢，但炭疽无人际传播能力，无法解释城市内的链式扩散。
虫媒病毒（arthropod-borne virus）：1981年由怀利与科利尔提出，契合季节性与乡村分布特征，但必须依赖媒介传播，解释不了戴尔在教区登记簿中发现的“一户接一户”的死亡序列。
至于流感和典中典的麦角中毒，则基本已被学界排除：汗热病的死亡来得太快，且当时记载中几乎没有流感常见的咳嗽；而英格兰种植的黑麦极少，麦角中毒更不可能具有传染性。
综上，由于既没有病原标本，也没有留存的组织样本可供提取核酸，后世能接触的证据只有一份临床记录，和一座座埋满逝者的教堂墓地，所有假说都未能实锤。
七、汗热病为何突然消失？
连病原体都无法确认，也就更难解释汗热病为何会突然彻底消失。
1551年秋之后，它在英格兰彻底绝迹，它没有再度爆发，也没有留下任何可供培养、测序或解剖的痕迹。
后世并非没有类似 “汗疫” 的记载。
1578到1579年间，埃塞克斯郡科尔切斯特曾出现过一次疫情；1802年，德意志罗廷根也有相关记录。
但这些记载只留下了病名与日期，没有症状描述和病程记录，根本无从判断是否为同一种疾病。
在欧洲大陆，法国北部自1718年起反复出现皮卡第汗症，前后暴发196次，记录断断续续持续到1861年，此后仍有零星报告。它的症状远比英格兰汗热病温和，患者多伴随皮疹，病程长达十至十四天，病死率也低得多。
20世纪初，法国夏朗特省鲁亚克一带曾暴发一次同类疫情；受命调查的细菌学家安德烈·尚特梅斯（André Chantemesse）发现，病患者多为睡在近地面的人群，由此推断传播媒介为跳蚤，并关联到洪水后田鼠侵入民居的现象。
这一线索，后来被汉坦病毒假说的支持者反复引用。
关于汗热病消失的原因，学界有多种推测，却无一能被证实。
病原体自身灭绝：病毒在人群中流行数十年后，传播链意外断裂，就此销声匿迹。
群体免疫：反复暴露之后，幸存者普遍产生了抵抗力，病原体找不到足够的易感宿主。
环境改变：居住方式、取暖条件、清洁习惯，以及人与鼠、虱、跳蚤的接触方式发生变化，切断了病毒的传播链条。
也有人相信，它并没有真正消失，只是被归入了其他病名之下 ——16世纪后期，斑疹伤寒与鼠疫的记载逐渐增多，一种症状相似的疾病很容易被旧有的诊断体系所吸纳。
在我看来这些解释都不够圆满。历史上这种兼具传播速度和杀伤力的疾病异常少见，它没有理由就这样悄无声息地退出历史舞台。
除非，它从来就没有被真正辨认出来过。
八、总结一下
从1485年到1551年，汗热病以六十六年的时间跨度、五度大规模暴发的烈度，在都铎王朝初年的历史上刻下了一道难以磨灭的印记。它随新王朝的建立一同降临不列颠，又在都铎王权走向鼎盛时悄然退场。
四百多年过去，我们已经知道黑死病的元凶是鼠疫耶尔森菌（Yersinia pestis），霍乱的祸首是霍乱弧菌（Vibrio cholerae），唯独汗热病，自始至终带着一层无法被看透的迷雾。
最后，我想用这场疫病最权威的亲历者与记录者约翰·凯厄斯在他专著末尾留下的坦诚而充满时代局限的原始结语作为本文结语：
“若此病尚有超自然的其他缘由，我将其留给神学家探究；此类病症的疗愈，也超出了我的专业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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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参考文献：
[1] Caius J. A Boke, or Counseill against the Disease commonly called the Sweate, or Sweatyng Sicknesse. London: Richard Grafton, 1552.
[2] Taviner M., Thwaites G., Gant V. The English sweating sickness, 1485-1551: a viral pulmonary disease? Medical History, 1998, 42(1): 96-98. DOI: 10.1017/S0025727300063365
[3] Dyer A. The English sweating sickness of 1551: an epidemic anatomized. Medical History, 1997, 41(3): 362-384.
[4] Christiansen J. The English sweat in Lübeck and North Germany, 1529. Medical History, 2009, 53(3): 415-424. DOI: 10.1017/S0025727300004002
[5] Flamm H. Anno 1529 - the "English Sweating Sickness" in Vienna, the Turkish troops around Vienna. Wiener Medizinische Wochenschrift, 2020, 170(3-4): 59-70. DOI: 10.1007/s10354-019-0701-3
[6] Heyman P., Simons L., Cochez C. Were the English sweating sickness and the Picardy sweat caused by hantaviruses? Viruses, 2014, 6(1): 151-171. DOI: 10.3390/v6010151
[7] Wylie J.A.H., Collier L.H. The English sweating sickness (sudor anglicus): a reapprais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Allied Sciences, 1981, 36(4): 425-445.
[8] Machyn H. The Diary of Henry Machyn, 1550-1563. London: Camden Society, 1848.
[9] Stow J. The Annales or Generall Chronicle of England. London, 1615.
[10] Kittner P. What Caused the Deadly English Sweating Sickness? Medscape News Europe, 2026-08-05.
[11] 惠康收藏（Wellcome Collection）：汗热病相关版画、肖像与善本扫描，许可详见各图图注。
[12] 英国国家肖像馆（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各期英王和皇室成员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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