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相對論：語言到底在多大程度上限制思維？

引言：說不同語言的人，是否生活在不同的世界裏？

假如一種語言沒有某個詞，使用者是否就無法感知某類顏色、無法形成某種空間概念、無法進行某種推理——這樣的設想在大衆想象中流傳甚廣。

比如在俄、英語體系中，俄語把淺藍голубой（goluboy）與深藍синий（siniy）分成兩個獨立的詞，英語則只用一個blue統稱。

2007年，Winawer等人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NAS）報告了一項顏色辨別實驗：

在顏色相近、辨別難度較高的試次中，俄語母語者辨別分屬goluboy與siniy兩個範疇的色片，比辨別同屬一個範疇的色片快約124毫秒；這一範疇優勢在施加言語干擾後消失，而英語母語者面對相同刺激時並未表現出類似優勢。

圖 | 2007年《PNAS》論文實驗圖：頂部一排共20個由淺到深的藍色色樣（編號01–20），下方爲一個三元組色樣示例——受試者需從底部兩個藍色方塊中挑出與上方方塊顏色一致者；俄語在其中強制劃分淺藍goluboy與深藍siniy © Winawer et al., PNAS 104(19):7780，圖版經Stanford Language and Cognition Lab存檔

這百餘毫秒的差別，背後是一場延續近百年的爭論——薩丕爾—沃爾夫假說（Sapir–Whorf Hypothesis），其核心即語言相對論（linguistic relativity）。

自二十世紀中期以來，語言學、人類學、心理學與認知科學圍繞這一問題反覆交鋒：

語言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塑造，乃至約束着人類的思維？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先回到薩丕爾與沃爾夫本人寫下的文字，再逐一檢視後來的實驗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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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說起源

這一思想並非薩丕爾與沃爾夫憑空提出，它植根於20世紀初美國人類學之父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開創的比較語言學傳統。

圖 | 1906年黑白肖像照：弗朗茨·博厄斯半身像，留標誌性小鬍子，身着深色西裝與領結 © Bettmann/Getty Images

博厄斯在記錄美洲原住民語言時注意到，不同語言會以各自強制性的語法範疇切分經驗：有些語言必須標明信息來源，是親眼所見、道聽途說，還是推斷所得；有些語言必須標明談論的對象是否可見。

簡言之，說英語時不必交代的事情，換一種語言就成了開口之前必須回答的問題。

他的學生愛德華·薩丕爾（Edward Sapir）將此觀察推向了語言與經驗關係的層面。

薩丕爾生於普魯士，五歲隨家人移居美國，在哥倫比亞大學師從博厄斯，博士論文研究俄勒岡州的塔克爾馬語。他一輩子記錄了數十種美洲原住民語言，1931年起任耶魯大學斯特林教授。

圖 | 約1910年黑白肖像照：愛德華·薩丕爾半身像，戴細框圓眼鏡，身着西裝領帶 © Wikimedia Commons

再往下傳，到了本傑明·李·沃爾夫（Benjamin Lee Whorf）一代。

他1910年代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化學工程專業，此後終身任職於哈特福德火災保險公司，做了一輩子火災檢查員；語言學是他的業餘志業，直到晚年纔在耶魯跟隨薩丕爾學習。他研究霍皮語、納瓦特爾語和瑪雅文字，四十多歲英年早逝，遺稿由後人整理成集。

圖 | 約1930年代黑白肖像照：本傑明·李·沃爾夫半身像，背頭，身着西裝領帶 ©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薩丕爾—沃爾夫假說”這個名稱，由人類學家哈里·霍耶（Harry Hoijer）在1953年一場討論沃爾夫研究的會議上創造；沃爾夫本人更願意把自己的主張叫做“語言相對論原則”，刻意類比愛因斯坦的物理相對論。

後人又把這團鬆散的思想劃分成了兩個強度截然不同的版本：

• 語言決定論：語言決定思維，沒有相應的詞，人就無法形成相應的概念；說不同語言的人，棲居於不可通約的世界。

• 語言相對論：語言影響思維，引導你注意什麼、如何分類與記憶，但不封死思想的邊界。

此後百年，圍繞兩論的爭議不斷，誰也無法說服誰。

二、語言學作爲一門科學

1929年，薩丕爾在論文《語言學作爲一門科學的地位》（The Status of Linguistics as a Science）中寫下了那段此後被引用近百年的話：

“人並非獨自生活在客觀世界之中……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制於已經成爲該社會表達媒介的特定語言……事實是，“現實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無意識地建立在羣體語言習慣之上的……不同社會所生活的世界是各不相同的世界，而不是貼上了不同標籤的同一個世界。”

附英文原文：

Human beings do not live in the objective world alone, nor alone in the world of social activity as ordinarily understood, but are very much at the mercy of the particular language which has become the medium of expression for their society. It is quite an illusion to imagine that one adjusts to reality essentially without the use of language and that language is merely an incidental means of solving specific problems of communication or reflection. The fact of the matter is that the “real world” is to a large extent unconsciously built up on the language habits of the group. No two languages are ever sufficiently similar to be considered as representing the same social reality. The worlds in which different societies live are distinct worlds, not merely the same world with different labels attached.

沃爾夫1940年在《科學與語言學》（Science and Linguistics）中進行了更直白的描述：

“每種語言的語法，並不僅僅是表達觀念的工具，它本身就是觀念的塑造者……我們沿着母語鋪設的線路解剖自然。世界呈現爲一片萬花筒般的印象流，必須由我們的心智——很大程度上是由我們心中的語言系統——加以組織。”

附英文原文：It was found that the background linguistic system (in other words, the grammar) of each language is not merely a reproducing instrument for voicing ideas but rather is itself the shaper of ideas, the program and guide for the individual’s mental activity, for his analysis of impressions, for his synthesis of his mental stock in trade. We dissect nature along lines laid down by our native languages. The categories and types that we isolate from the world of phenomena we do not find there because they stare every observer in the face; on the contrary, the world is presented in a kaleidoscopic flux of impressions which has to be organized by our minds — and this means largely by the linguistic systems in our minds.

沃爾夫並沒有把自己變成語言牢籠論者。

他明確區分了兩件事：原則上能夠想到的內容，任何語言的使用者都不受限制；習慣性地想到的內容，纔會被母語範疇悄悄引導。他甚至承認，視覺空間等基本感知規律對全人類普遍一致。

歸根結底，薩丕爾與沃爾夫留下的只是原則性判斷，本身無法判定真僞。

語言究竟決定思維，還是僅僅影響思維？要回答這個問題，只能把抽象爭論拆成可檢驗的實驗，挑選不同語言在結構上存在系統差異的領域，讓說不同語言的人完成相同的非語言認知任務，再觀察表現是否隨語言類別而變化。

即使觀察到差異，還需進一步判斷：它是穩定的世界觀差異，還是語言在線參與當下判斷的臨時效應？

爲此，還需要藉助言語干擾任務，讓被試在做任務的同時佔用言語工作記憶，一旦原有優勢隨之消失，就說明語言標籤正在當下參與加工，而非思維被永久塑造。

半個多世紀以來，研究者沿着這一路徑檢驗了六個領域：顏色、空間、時間、語法性別、數詞與反事實推理，它們的證據成色差異甚遠。

三、顏色

圍繞這一假說，有一個流傳甚廣的傳說：因紐特人有幾十上百個表示雪的詞，所以他們看到的世界和我們不一樣。

這是典型的以訛傳訛。這個說法最早出自博厄斯隨手記錄的四個雪名詞根，經沃爾夫引用後逐級膨脹，“幾十上百個詞”並無語言學依據，Laura Martin（1986）與Pullum（1991）先後完成考證與批駁。更何況沃爾夫本人論證的重心是語法範疇，而非詞彙量。

真正的顏色研究走了一條正反合的路。

1969年，人類學家柏林（Brent Berlin）與凱（Paul Kay）在《基本顏色詞》中比較了20種語言，發現各語言基本顏色詞的出現遵循同一個規律：先分黑白（明暗），再出現紅，其後是綠或黃，再後是藍…… 這提示人類色彩感知存在共通的生理基礎。

1972年，心理學家羅施（Eleanor Rosch）前往新幾內亞，考察只有 mili（暗、冷）與mola（亮、暖）兩個顏色詞的達尼（Dugum Dani）族。如果語言決定視覺，缺少顏色詞的達尼人理應難以分辨各色。

實驗結果卻正好相反，他們對典型焦點色的記憶與辨別成績，與英語使用者相差無幾。

在文章開頭提到的俄語藍色實驗中，Winawer等人發現，在顏色相近、辨別難度較高的試次中，俄語母語者辨別分屬goluboy／siniy兩個範疇的藍色，比辨別同屬一類的色片更快；一旦讓被試同時佔用言語工作記憶，這一優勢即被消除。在此過程中，起作用的是在線激活的語言標籤對知覺的放大，而非某種先天的視覺差異。

圖 | 可見光色散實驗攝影：一束白光自左側射入玻璃三棱鏡，在純黑背景上折射展開爲紅、橙、黃、綠、藍、紫連續光譜 © Kelvin Ma / Wikimedia Commons

顏色是所有檢驗領域中刺激最容易控制、證據鏈也最完整的一個。

一旦離開視覺感官、進入空間認知，實驗變量就不再純粹。語言之外，地形、活動方式與生活環境同樣在塑造人的空間習慣。

四、空間

澳大利亞原住民語言Guugu Yimithirr不說 “杯子在你左邊”，而說 “杯子在你北邊”：它雖有左右手詞彙，卻從不以此定位，一切位置都用東南西北四個絕對方位表達。（類似中國南北方位用語之分）

圖｜Guugu Yimithirr 方向詞根示意圖：偏離標準羅盤的四向分區，標註 gungga‑（北）、naga‑（東）、jiba‑（南）、guwa‑（西） © John B. Haviland, *Anchoring, Iconicity, and Orientation in Guugu Yimithirr Pointing Gestures* (1993), Figure 1

常年使用這套系統的人，必須隨時在頭腦中更新自身朝向，其空間記憶與注意習慣，確實與說英語的人不同。

但後續研究普遍承認，這是語言、開闊環境與採集狩獵生活方式共同塑造的習慣，不能單獨算作是語法的影響。

空間方位尚且依附於可見的外部環境，時間則是完全抽象的領域，只能藉助空間隱喻來談論。

五、時間

英語習慣把時間橫向展開，會議 “提前” 還是 “推後”；漢語兼有橫向與縱向兩套隱喻，縱向表達如 “上個月”“下個月” 尤爲常見。

Boroditsky（2001）據此設計了一組空間啓動實驗：先讓被試看一組前後排列（水平）或上下排列（垂直）的空間圖案，再判斷兩件事的先後。

結果漢語母語者在垂直啓動之後反應更快，更容易順着縱向隱喻組織時間判斷；英語母語者的優勢方向則恰好相反，水平啓動下判斷更快。

圖 | Boroditsky (2001) 論文Fig. 2：漢語“上/下”空間詞同時用於時間表達——空間義“貓上樹”對照時間義“上個月”，“下山”對照“下個月”，每條例子附拼音與英文釋義 © Boroditsky (2001), Cognitive Psychology 43(1): 1–22, Fig. 2.

但這一發現在此後的Chen（2007）、January & Kako（2007）、Tse & Altarriba（2008）等多次重複中均未成立；雙語者的時間隱喻偏向可被即時啓動與訓練經驗調節，並非漢語母語者天生垂直思維。

圖 | Boroditsky (2001) 論文Fig. 4b：純時間詞earlier/later判斷的反應時（毫秒），依次爲英語母語者、漢語母語者、經縱向訓練的英語母語者在水平與垂直空間啓動後的成績，白柱爲水平啓動、黑柱爲垂直啓動；該原始報告結果此後在Chen (2007)、January & Kako (2007)、Tse & Altarriba (2008) 等重複研究中未獲穩定復現 © Boroditsky (2001), Cognitive Psychology 43(1): 1–22, Fig. 4b.

圖 | Boroditsky (2001) 論文Fig. 6：25名漢英雙語者的垂直時間偏向（毫秒）隨英語習得年齡變化的散點與迴歸線（r=.47, p<.01）；開始學習英語越晚，垂直偏向越強，說明該偏向受語言習得年齡與訓練經驗調節 © Boroditsky (2001), Cognitive Psychology 43(1): 1–22, Fig. 6.

該議題此後在新範式下仍有零星正反證據，爭議至今未有定論。

六、語法性別

Boroditsky、Schmidt與Phillips（2003）做了一個著名實驗：讓德語母語者和西班牙語母語者用形容詞描述“橋”。

結果發現，德語母語者更傾向用“美麗、優雅”等偏陰性刻板印象的形容詞，西班牙語母語者更傾向用“強壯、堅固”等偏陽性刻板印象的形容詞。使用者形容它的形容詞會追隨語法性別，這被當成了語法性別影響思維的證據。（然而這項研究被引用了十餘年，卻始終未在同行評審期刊正式發表，僅以書籍章節形式流傳。）

此後，Kousta、Vinson與Vigliocco（2008）發現，雙語者的語義表徵隨當前使用的語言臨時切換，語法性別並未留下獨立於語言的概念印記。

Vigliocco等人（2005）指出，物體屬性判斷混雜了生物性別與文化刻板印象；Mickan、Schiefke與Stefanowitsch（2014）兩次重複均告失敗。

圖 | 同主題後續研究的詞項性別評分實驗界面：masculine–feminine七點評量表，“necklace”爲校準詞。注意：本圖並非正文所引Boroditsky, Schmidt & Phillips (2003)、Kousta et al. (2008)、Vigliocco et al. (2005) 的原圖 © Brand, Preininger, Kříž & Ceháková (2025), Language and Cognition 17: e34, Fig. 1

圖 | 同主題開放獲取後續研究實驗1結果分面圖：按人物、動物、無生命物體三類，比較捷克語單語者、捷英雙語者與英語單語者對語法陰性（橙）、語法陽性（綠）名詞的概念性別評分，無生命物體上語法性別效應明顯較弱；本圖非正文所引三篇研究原圖 © Brand, Preininger, Kříž & Ceháková (2025), Language and Cognition 17: e34, Fig. 2

這類差異更接近說話當下的臨時語言狀態，而非母語對世界觀的永久重塑。

七、數詞

語言學家丹尼爾·埃弗雷特（Daniel Everett）常年居住在巴西馬西河（Maici River）沿岸的皮拉罕部落，是第一個對這門語言做系統記錄與研究的學者。

在田野調查中，他注意到皮拉罕語沒有精確數詞，只有三個表示量級的模糊說法。

圖 | 2000年代亞馬遜田野攝影：語言學家丹尼爾·埃弗雷特（畫面中央戴帽者）在巴西馬西河沿岸，持麥克風爲一名皮拉罕成年男子與幾名孩童錄音，背景爲雨林邊緣 © Martin Schoeller / Bentley University

他把這一發現告訴了長期合作的學者彼得·戈登（Peter Gordon），並於1992年陪同後者進入部落調查。

2004年，戈登在《科學》上報告了皮拉罕人的數量實驗結果：巴西亞馬遜雨林的皮拉罕語中沒有精確數詞，只有三個量級詞，分別粗略對應 “少量”“較多”“很多”，在需要記憶的數量配對任務中，受試者隨數量增大頻頻出錯。

圖 | Gordon 2004 年《科學》論文 Figure S2：皮拉罕被試在四類數量匹配任務中，正確反應的均值隨目標數量上升僅在 1–3 區間貼合、之後明顯偏離，變異係數（CV）隨數量增大而升高，顯示缺乏精確數詞時大數辨別能力迅速衰減 © Gordon, P. (2004). Numerical cognition without words: Evidence from Amazonia. Science, 306, 496–499.（論文Figure S2）

四年後，Frank、Everett、Fedorenko與Gibson（2008）在《認知》（Cognition）重做實驗：

發現一旦取消記憶負荷、讓物體始終可見，皮拉罕人能準確完成大數量物體的一一對應，這證明先前的錯誤來自記憶負擔，而非底層數量概念缺失。

圖 | Frank等人2008年《認知》論文Fig. 1：皮拉罕語三個量級詞hói、hoí、baágiso在數量由小到大、由大到小呈現時的使用比例（黑、灰、白柱分別對應三個量級詞，橫軸爲數量1–10，縱軸爲該詞使用比例） © Frank, Everett, Fedorenko & Gibson (2008), Cognition 108(3): 819–824, Fig. 1.

圖 | Frank等人2008年《認知》論文Fig. 2：五類數量匹配任務中皮拉罕被試的正誤反應與變異係數（實心點爲正確反應，叉號爲錯誤反應，折線爲各數量的變異係數；自上而下依次爲一一對應、不等距、正交、隱藏匹配與罐中堅果任務） © Frank, Everett, Fedorenko & Gibson (2008), Cognition 108(3): 819–824, Fig. 2.

精確數詞由此被定位爲一項文化發明的認知工具，它幫助人穩定記錄和傳遞數量，但人本身本就具備近似數量感知。

八、反事實推理

1981年，布魯姆（Alfred Bloom）提出：漢語缺少英語虛擬式那樣的專門反事實標記，可能妨礙使用者進行 “假如當時……就會……”式的反事實推理。

心理學家Terry Au複查後發現，布魯姆使用的中文譯本本身不地道，改用自然流暢的中文重測，約88%的中文受試者正確完成反事實任務，成績與英語使用者相當。

後續研究還表明，漢語依靠詞彙、時體標記與語境組合完成反事實表達，並非全然沒有相應手段。

九、語言決定論退出舞臺

回到開頭兩論的爭議。

主張語言劃定思維的邊界的語言決定論，在顏色、數詞、反事實推理等檢驗中幾乎全部失守：人類的基本感知、數量直覺與反事實推理，並不依賴特定語言的詞彙或語法。

即使空間與時間領域確實存在跨語言差異，但都與環境、文化和訓練經驗相關，且可被即時任務條件調節。

真正站住腳的，只有語言相對論描述的那些局部效應：

語言標籤在線放大範疇邊界、引導注意偏向、固化分類習慣。它們幅度有限、可逆、隨當前語言狀態波動，遠不足以支撐語言決定世界觀的強結論。

綜合上述案例，強版本的語言決定思維在今天的認知科學中已基本被放棄，這一判斷背後有四條相互獨立的證據鏈。

第一，思維先於語言存在。

多項研究提示，一些基本認知能力在語言出現之前就已存在。例如，卡倫·韋恩（Karen Wynn）1992年在《Nature》上報告，五個月大的嬰兒已能對簡單的數量加減表現出敏感性；其他研究也表明，一歲多幼兒在掌握“想”“知道”等心理動詞之前，已能在非言語任務中理解他人可能會被錯誤信息誤導；此外，非人靈長類和烏鴉也表現出數量估計能力。

圖 | 嬰兒簡單算術實驗範式圖示（Wynn 1992）：先向嬰兒呈現一個玩偶置於舞臺、屏幕升起遮住，實驗者當着嬰兒面放入第二個玩偶，屏幕落下揭示正確結果（兩個玩偶）或不可能結果（一個玩偶），嬰兒對不可能結果注視更久。原研究 Wynn (1992) 範式，轉引自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學術專著 © Wynn (1992) /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第二，失語症病人。

部分嚴重語法性失語患者幾乎喪失了說話和理解句子的能力，卻仍然能做邏輯推理、能判斷因果。如果語言是思維的牢籠，屏蔽掉語言，思維應當隨之瓦解，但事實並非如此。

第三，思想可以被翻譯，可以被造詞。

任何兩種語言之間都能互譯；一種語言沒有的概念，使用者可以藉詞、可以描述、可以造新詞。（點名片假名）科學史上大量概念最初在母語裏無詞可用，都是被人硬生生造出來的。

第四，普遍主義立場。

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提出普遍語法，主張人類語言能力本身有跨語言共通的先天架構。

平克（Steven Pinker）在《語言本能》、《思想本質》裏進一步主張，語言是表達先在思想的工具，而不是思想的製造者。

1987年，斯洛賓（Dan Slobin）提出了一個折中概念“爲說而思”（thinking for speaking）：

當你組織語言準備表達時，母語強制要求你注意什麼，你就會臨時多看什麼；等你不再說話了，這種引導也就消退了。它不會把人限制在思維牢籠裏，卻確實改變了人開口前那一瞬間的注意方向。

圖 | 1977年10月彩色照片：諾姆·喬姆斯基在馬薩諸塞州劍橋家中書房，四周書架與桌面上堆滿書籍稿件，坐於皮椅中 © AP Photo

十、總結一下

語言到底在多大程度上限制思維？

語言並不會限制我們作爲人類基本的感知、底層的數量與因果直覺、情緒體驗，以及原則上理解任何新概念的可能性。嬰兒、動物與失語者的案例都印證了，思維不必等到語言就位纔開始。

語言確實在影響的是我們優先注意世界的哪些側面、經驗被切成什麼樣的類別、靠什麼標籤記憶、以及開口表達時順着什麼思路組織內容。它無法規定我們能看見什麼世界，但持續引導我們先看世界的哪一部分。

任何一種語言都不會囚禁思想，而是提供了思想沉澱、分類與代代傳遞的一套框架。而這些影響通常只作用於局部領域，幅度有限，可以被第二語言學習和專業訓練覆蓋。因此可以得出結論，爲了獲得更多元的視角認識這個世界，多門語言學習是非常值得的。

本期話題：“我語言的界限，意味着我世界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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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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