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爾斯泰想讓別人不付錢就能出版自己的作品,妻子索菲婭卻要守住版權。一個想把思想交給所有人,一個要保住家裏的收入。光看這兩句話,很容易覺得丈夫境界高,妻子放不下錢。可《戰爭與和平》賣出去以前,那些反覆修改的手稿,也曾經過她的手。
1862 年,兩人結婚。托爾斯泰 34 歲,索菲婭 18 歲。此後她生下 13 個孩子,也參與丈夫的寫作。托爾斯泰修改,她謄清,交給出版方的稿子裏留着她的筆跡。後來《安娜·卡列尼娜》的手稿,也有她的抄寫。大作家的作品要變成讀者手裏的書,中間這些工序也得有人做。
索菲婭還逐漸接手出版。1885 年,她給官員寫信,維護自己的出版權。她要考慮一本書怎樣印、怎樣賣,能不能順利出版。家裏有僱工,她並非獨力操持所有家務,但孩子的教育、家庭管理和出版工作,確實佔去了她大量時間。
而托爾斯泰越來越無法接受這樣的生活。他寫出享譽世界的小說,住在莊園裏,卻開始懷疑土地私有,也懷疑靠作品取得收入是否正當。對他來說,家人靠書生活這件事,恰好碰上了他最痛苦的地方。他在日記裏把靠書掙來的錢與自己的羞恥聯繫起來,覺得這會削弱自己所講道理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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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隨口說說。1891 年,托爾斯泰公開宣佈,從 1881 年起寫成的作品,以及今後新寫的作品,允許別人不付授權費就出版、翻譯或搬上舞臺。不過,《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這些早期作品,並沒有被這份聲明一併放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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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許別人免費取得出版許可,不等於書必須白送,也不等於索菲婭從此不能印書。但原本能由家裏控制的出版收益,變成了別人也能參與的生意。她長期經營的事情,丈夫如今覺得應當放下。雙方爭執的起點,在這裏就已經很不一樣了。
土地又是另一回事。1892 年正式完成的分產,把托爾斯泰名下的不動產分給了妻子和孩子。財產留在家裏,他自己退出所有權。這個結果裏既有他的堅持,也有對家人的妥協,遠沒有一句把全部家產捐給窮人那麼簡單。
索菲婭也並非只肯把錢留給自己。1891 年饑荒期間,她公開呼籲捐款,參與救濟。幫助陌生人與保留家庭財產,在她的生活裏並不矛盾。她始終沒有和丈夫達成同一種生活選擇。孩子怎麼安排,家裏的財產怎樣處理,作品收入要不要保留,都需要具體商量。丈夫對財產的看法變了,她過去幾十年認定的責任卻沒有跟着消失。
托爾斯泰其實知道這一點。1897 年,他寫過一封沒有寄出的告別信。信中承認,妻子習慣的生活也有他自己的責任,自己不能強迫她改變。他感謝她的付出,也說兩人這些年已經疏遠。這封信最後沒有送到索菲婭手裏,托爾斯泰也沒有在那一次離開。
到了晚年,爭執又從收入伸向了日記和手稿。切爾特科夫是托爾斯泰信任的朋友與追隨者,參與整理和傳播他的作品。托爾斯泰願意把身後文稿的處理託付給他,索菲婭卻不信任這個安排。過去參與謄抄、保管和出版的人,如今發現,丈夫越來越倚重另一個人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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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記裏還寫着他們的婚姻。誰整理,哪些留下,哪些刪去,都關係到後人怎樣認識這個家。對於索菲婭,這已經很難只用少賺多少版稅來衡量。她自己也寫日記、回憶錄,甚至寫小說回應丈夫的《克萊採奏鳴曲》。她對共同生活有自己的講法。
1910 年,托爾斯泰瞞着妻子訂立最終遺囑,把文學遺產的法律繼承人定爲幼女亞歷山德拉;切爾特科夫則另受託處理文學遺產。妻子沒有成爲這份安排裏的繼承人。托爾斯泰想確保身後作品按自己的意願處理,索菲婭卻越來越難接受,幾十年的共同生活,最後要由她不信任的人蔘與決定如何呈現。
這一年,托爾斯泰終於離家,隨後在阿斯塔波沃車站病逝。留下的告別信裏,他仍然感謝妻子 48 年的相伴,也請求她不要跟來。
索菲婭爲什麼不同意,錢當然是其中一部分,但還有她參與過的工作、對子女的安排,以及她在丈夫生活中的位置。托爾斯泰有權改變自己的信念,妻子也沒有因此失去表達不同意見的資格。兩人共同生活了 48 年,始終沒能談妥的,是一個人的改變,要怎樣由兩個人一起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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