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二十五年三月初六
嘉慶帝按照慣例，帶着文武百官從京城出發，前往清東陵拜謁乾隆皇帝的陵寢。
三月初八，大隊人馬浩浩蕩蕩抵達湯山行宮，按照事先定下的行程安排，將在此地停留一日，再繼續前往東陵。
按照當時的規定，皇帝離京期間，隨行的官員必須將本部門的大印隨身攜帶，以便於可以隨時處理公務。
然而，就在嘉慶帝到達湯山行宮的當天下午，負責管理兵部事務的大學士明亮，帶着兵部尚書戴聯奎等人，突然急匆匆地趕到行宮求見皇帝，他們個個面色慘白、驚慌失措，甚至連頭上的官帽都沒有戴正。
嘉慶帝也正納悶兒，剛想問是怎麼回事，只聽明亮戰戰兢兢地說到：兵部的大印，被偷了！
據明亮等人的奏報，按照原定的行程安排，三月初七日，也就是嘉慶帝出行的頭一天，內閣專門派了一名六品內閣中書，帶着完整的官方文書，前往兵部庫房領取大印。
兵部的相關官員不敢怠慢，立即安排專人前往印庫，取出了存放大印的專用大木箱，當着內閣中書的面，打開了木箱上的大鎖，可接下來的一幕，讓在場的所有人都嚇得面如土色。
木箱內，其他的幾枚銅質印信，都完好無損地放在原位，但本該放在正中間的那枚最重要的銀質大印，竟然不翼而飛了！
內閣中書嚇得魂飛魄散，不敢耽誤，立即飛快地回報給了內閣大學士託津，託津聽聞後，也頓時嚇得冷汗直流，兵部大印丟失可不是小事情，他也不敢直接向嘉慶帝奏報，而是先找來明亮、戴聯奎等人，責令他們立即仔細搜查，務必儘快找到大印的下落。
兵部衙門裏頓時亂作一團，從堂官到司員，從書吏到庫丁，所有人都被動員起來，將兵部是上上下下，裏裏外外搜了好幾遍，可就是沒有找到大印的下落。
直到這個時候，明亮、戴聯奎等人才終於意識到，這不是簡單的放錯了地方，而是真的出了天大的亂子，他們只好硬着頭皮，在嘉慶帝抵達湯山行宮的當天下午，將大印丟失的消息上奏給嘉慶帝。
嘉慶帝聞訊後，反應比他的臣下更加激烈，當即就下令將管理兵部事務的大學士明亮，革去所有職務，連降五級，兵部尚書戴聯奎，以及直接負責兵部日常管理的官員，全部就地免職，聽候進一步的處置。
其次，命令行在的步軍統領等高級武將，立刻抽調轄區內的精銳捕役，在京師內外以及行在周邊的所有關隘路口，全部增設臨時檢查站，嚴密盤查過往的可疑人員。
做完這一切安排後，嘉慶帝仍然滿腹狐疑，他怎麼也想不明白，這麼重要的軍國重器，怎麼會在戒備森嚴的兵部庫房裏，平白無故地就丟了？
爲了徹底查清這起案件的來龍去脈，嘉慶帝在返回北京後，於三月二十一日，下令組建了一個由宗室重臣、核心軍機大臣、刑部主要堂官組成的高級專案組，全權負責此案的偵辦工作。
這個專案組的陣容，在清代的歷史上，也算得上是十分豪華的了：由莊親王綿課、大學士曹振鏞、軍機大臣兼刑部尚書英和，以及刑部的幾位主要官員，共同擔任專案組的核心成員。
其中，綿課是世襲鐵帽子王，在宗室中有着極高的威望，同時還兼任着步軍統領的關鍵職務，被嘉慶帝欽定爲專案組的組長，而英和則是當時嘉慶帝最信任的軍機大臣之一，直接負責具體的審訊工作。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由朝廷重臣組成的專案組，在案件偵辦的初期階段，表現得卻相當拖沓、懶散，甚至可以說是毫無作爲。
綿課雖然身爲鐵帽子王，又被皇帝欽定爲專案組的組長，但他實際上並沒有什麼實際的政治經驗，在接到嘉慶帝的旨意後，他並沒有立即組織人員開展審訊、覈查線索，而是先忙着將兵部衙門裏的所有在職人員，從堂官到書吏，全部名單都收集起來，分類編冊，然後才慢悠悠地派人去傳召這些相關人員。
可是就這樣來回查了二十多天，專案組的偵辦工作，仍然沒有取得任何值得一提的進展，慶帝本來就因爲印信丟失的事情，搞得寢食難安，得知這個情況後，更是火冒三丈。
爲了督促專案組儘快破案，直接把參與審訊工作的官員，罰掉了整整一年的俸祿，還要求他們從四月初十日開始，每天必須一大早就趕到刑部衙門，親自坐堂監督審訊工作，一直到深夜纔可以離開，如果再敢有絲毫懈怠，等待他們的，就不是罰俸那麼簡單了。
在皇帝的嚴旨催促下，專案組的成員們再也不敢有絲毫懈怠，將兵部衙門裏的所有人員，不論官職大小，全部抓捕歸案，關押到了刑部的大牢裏，挨個進行單獨審訊。
同時，派專人，對兵部的庫房，以及所有的辦公場所，進行了反覆的勘查，甚至連庫房的牆壁、屋頂，以及地面的地磚，都被仔細地敲過一遍，看是不是有什麼暗道、或者是被人動過手腳的痕跡。
不久後，還真讓他們發現了一條線索，在存放大印的兵部庫房後牆牆角處，有一個新被封堵起來的暗門。
經過審訊和調查覈實，這個暗門是兵部的皁隸黃勇興，在上一年的九月十一日，爲了讓自己兒子的婚禮隊伍抄近路，私自叫人在庫房的後牆上挖開的。
更離譜的是，這個挖出的暗門，竟然直通兵部衙門外面的大街，而庫房的看守人員、甚至是兵部的堂司官員，對此事竟然毫無察覺！直到案發之後，這個暗門才被人匆匆忙忙地堵上了。
由此可以想見，兵部平時的管理，已經鬆懈到了何種令人髮指的程度！
可就在專案組準備順藤摸瓜，追查這條線索的時候，卻發現那個挖開暗門的皁隸黃勇興，早在四月初一日，就已經因病去世了，死無對證。
但終於是天無絕人之路，在嘉慶二十五年四月底，經過多日的嚴刑拷打，兵部的堂書鮑幹，終於熬不住了，主動交代了一個讓所有人都大跌眼鏡的事情：
兵部大印，根本不是三月初七這天在庫房裏丟的。事實上，它早在上年，也就是嘉慶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就已經在皇帝巡幸木蘭秋圍的途中，被人偷走了！
隨着鮑乾的主動招供，那是拔出蘿蔔帶出泥，一系列的相關人員全都被帶了出來，這樁轟動朝野的大案，真相終於大白，所謂庫房失竊，根本就是兵部官員們，爲了掩蓋自己失職行爲，而精心編造的一個彌天大謊。
嘉慶二十四年八月，嘉慶帝率領文武百官，前往木蘭圍場進行秋獮，在隨行的隊伍中，有一個名叫俞輝庭的人，他是兵部捷報處的書吏，專門負責看管兵部的大印。
八月二十八日的晚上，皇帝的隊伍恰好駐紮在巴克什營行宮，到了深夜，俞輝庭突然想到，行宮裏的一個朋友，約他出去喝酒、賭博，而此時，負責背印的差役他爾圖，也正好不在營帳裏。
俞輝庭見四下無人，覺得這深更半夜的，應該不會出什麼事，於是就將裝着大印的印匣，隨便地交給了營帳裏的一個值守的親兵，讓他幫忙看管一下，自己則換了一身便服，偷偷溜出了營帳，去和朋友喝酒去了。
一直到了將近天亮的時候，俞輝庭才喝得醉醺醺地回到營帳，可當他睜開惺忪的睡眼時，頓時嚇得酒意全消，那個裝着大印的印匣，竟然不翼而飛了！
俞輝庭嚇得魂飛魄散，他知道，這件事一旦被上級知道，自己必死無疑，他不敢聲張，藉着酒意，在營帳周圍胡亂找了幾圈，又問了問營帳外的其他幾個親兵，大家都說沒有看到什麼人來過，俞輝庭絕望地發現，大印是真的丟了。
但是嗎，很快俞輝庭就冷靜了下來，他心裏清楚，自己把這麼重要的大印弄丟了，這事如果傳出去，不僅自己人頭落地，說不定還會連累家人被株連，一番權衡之後，他決定，無論如何，也要先把這件事掩蓋下來。
他找來一個備用的空印匣，從自己的包袱裏，找出了一吊五百文的銅錢，用黃布包裹好，小心翼翼地放進了印匣裏，這一吊五百文的銅錢剛好和大印的重量差不多。
接着，他又用一把自己平時用的小鎖，將印匣鎖好，再僞造了一個兵部的官方封條，將印匣的開口處，小心翼翼地封好，然後將這個假印匣，重新綁在了原來的地方。
第二天一早，背印的差役他爾圖回來了，俞輝庭故作鎮定地將這個假印匣交給了他，說是大印放在裏面，讓他務必小心看管，他爾圖根本沒有懷疑什麼，背上印匣，就跟着隊伍繼續出發了。
就這樣，這個裝着銅錢的假印匣，就被當成是真的大印，由隨行的人員，輪流揹着，一路護送着回到了京城。
同年九月初二日，秋獮隊伍回到了北京，按照慣例，大印應該由隨圍的兵部官員親自護送回兵部庫房，正式交接入庫。
此時的俞輝庭，更是嚇得寢食難安，他知道，只要兵部的官員們，按照正常的流程開箱檢驗，這個用銅錢僞裝的假大印，立刻就會被識破，到時候，自己就是有十個腦袋，也不夠砍的。
情急之下，俞輝庭想到了一個人，兵部的堂書鮑幹，鮑幹是兵部的資深書吏，平時就是負責監管大印入庫、出庫的具體事務，更重要的是，鮑幹平時貪財好利，俞輝庭覺得，只要自己捨得花銀子，鮑幹應該會願意幫自己這個忙。
於是，俞輝庭立即找了個藉口，將鮑幹請到了京城有名的飯館齊魯居，點了一桌子豐盛的酒菜，不停地給鮑幹勸酒。
眼見鮑幹喝得差不多了，俞輝庭撲通一聲跪倒在地，將自己丟失大印、用假印匣僞裝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全都告訴了鮑幹，然後又拿出了二十兩銀子，作爲給鮑乾的謝禮，央求他幫忙想辦法，讓這個假大印能夠矇混入庫。
鮑幹聽完之後，嚇得冷汗直流，起初說什麼也不肯答應。但架不住俞輝庭又是磕頭、又是塞銀子的軟磨硬泡，再加上他也知道，這件事如果真的追查起來，自己也難逃監管失職的責任，又聽說俞輝庭還許諾，等事情辦成之後，再給他補三十兩銀子，他猶豫了半天，最終還是答應了下來。
鮑幹收了銀子也真幹事，他告訴俞輝庭，按照兵部的慣例，大印入庫的時候，兵部的當月司員，根本不會去認真查驗印匣內的東西，只要看到印匣上的鎖沒動、封條是完整的，就會直接在入庫文書上簽字畫押，然後讓人將印匣抬進庫房裏鎖好。
鮑幹拍着胸脯說，只要到時候入庫的官員不認真查驗，這個假印匣，肯定能混入庫房裏。
果然，一切都如鮑幹所料，第二天，大印被護送回兵部衙門後，兵部的當月主事何炳彝，只是在交接現場，遠遠地看了一眼印匣上的鎖和封條沒有破損，根本沒有想到要開箱檢驗一下印匣內的實際物品，就草草地在入庫驗收單上，簽上了自己的名字。
隨後就命令庫丁，將這個裝着銅錢的假印匣，直接抬進了兵部庫房，和其他的印信一起，鎖在了那隻大木箱裏。
直到第二年春天，隨着嘉慶帝謁陵的日子越來越近，鮑幹、俞輝庭等人的心裏，也越來越慌張，到時候皇帝出行，兵部是必須要將大印從庫房裏取出來，交由隨駕官員攜帶使用的，而一旦到了那個時候，大印匣被當衆打開，裏面的假大印，豈不是要當場被人識破了？
想到這裏，鮑幹、俞輝庭等人也知道，這件事遲早會敗露，爲了活命，他們決定，乾脆一不做二不休，再造一個更大的假現場，讓這件事看起來，像是有人在兵部庫房裏，將大印偷走了一樣。
主意打定之後，鮑幹開始積極行動起來。他先是找到了兵部的當月差役管幗林，向他講明瞭情況，許諾給他京錢二十吊，讓他幫忙，在三月初四日這天，也就是皇帝出行的前兩天，趁着兵部庫房開庫取堂印的機會，故意拖延時間，想辦法支開看守庫房的庫丁，給自己創造一個單獨進入庫房的機會。
管幗林見錢眼開，當場就一口答應了下來。
三月初四日的晚上，趁着庫房的庫丁不注意，鮑幹偷偷地溜進了兵部庫房，找到了那個存放假大印的印匣，用俞輝庭給他的鑰匙，打開了印匣上的小鎖，將裏面的一吊五百文銅錢，全部取了出來，然後又將印匣重新鎖好，僞造了一個被人撬開後又重新鎖好的痕跡。
爲了銷燬證據，鮑幹還將印匣上的小鎖，以及配套的鑰匙、鑰牌，全都帶回了家裏，藏在了自己家的櫃櫥底下。
做完這一切之後，鮑幹又和管幗林商量好了一套統一的口供，聲稱在三月初四日這天晚上，看到有幾個形跡可疑的人，在兵部庫房附近轉悠，當時以爲是巡邏的兵丁，就沒有在意。
他們的如意算盤是，將現場僞造成大印在庫房被竊賊偷走的樣子，把這起人爲的失職舞弊案，嫁禍給神祕的竊賊，這樣，他們幾個人的罪行，就可以徹底掩蓋過去了。
可他們萬萬沒有想到，正是這個精心設計的現場，反而起到了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副作用 ，明亮、戴聯奎等人，在兵部庫房裏，發現了這個空印匣，而正是這個空印匣，暴露了竊賊直奔大印的真實目的。
這起案件，到這裏終於真相大白了，大印並非在兵部庫房中被竊，而是在嘉慶二十四年秋圍途中，就被竊賊偷走了。
至於被偷走的大印，雖然朝廷花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四處尋找，但始終沒能找回來，成了一個永遠的懸案，最後只能重新鑄造一枚。
案件結束後，作爲此案的核心主犯，書吏鮑幹、俞輝庭二人，被判處枷號兩月、期滿發往黑龍江給兵丁爲奴，並且不得贖身、不得減免刑期，其他的則是降職的降職，流放的流放，充軍的充軍，無一倖免。
在這起案件中，最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不是行印被竊賊偷走的事情本身，而是在這起案件中，從負責保管行印的書吏，到負責監管行印入庫驗收的兵部堂官，幾乎所有的相關人員，都在一層層地欺騙，甚至是集體作弊。
正如《清史稿》中記載的那樣：及行在印信遺失，鞫知庫官未開驗，封識僞爲，然後知文牘之弊，有非意料所及者，一國之政，盡寄於書吏之手，欲其不亡，豈可得哉！。
大印丟了可以重新鑄造，整個官僚體系的腐敗和崩塌要怎麼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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