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二十五年三月初六
嘉庆帝按照惯例，带着文武百官从京城出发，前往清东陵拜谒乾隆皇帝的陵寝。
三月初八，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抵达汤山行宫，按照事先定下的行程安排，将在此地停留一日，再继续前往东陵。
按照当时的规定，皇帝离京期间，随行的官员必须将本部门的大印随身携带，以便于可以随时处理公务。
然而，就在嘉庆帝到达汤山行宫的当天下午，负责管理兵部事务的大学士明亮，带着兵部尚书戴联奎等人，突然急匆匆地赶到行宫求见皇帝，他们个个面色惨白、惊慌失措，甚至连头上的官帽都没有戴正。
嘉庆帝也正纳闷儿，刚想问是怎么回事，只听明亮战战兢兢地说到：兵部的大印，被偷了！
据明亮等人的奏报，按照原定的行程安排，三月初七日，也就是嘉庆帝出行的头一天，内阁专门派了一名六品内阁中书，带着完整的官方文书，前往兵部库房领取大印。
兵部的相关官员不敢怠慢，立即安排专人前往印库，取出了存放大印的专用大木箱，当着内阁中书的面，打开了木箱上的大锁，可接下来的一幕，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吓得面如土色。
木箱内，其他的几枚铜质印信，都完好无损地放在原位，但本该放在正中间的那枚最重要的银质大印，竟然不翼而飞了！
内阁中书吓得魂飞魄散，不敢耽误，立即飞快地回报给了内阁大学士托津，托津听闻后，也顿时吓得冷汗直流，兵部大印丢失可不是小事情，他也不敢直接向嘉庆帝奏报，而是先找来明亮、戴联奎等人，责令他们立即仔细搜查，务必尽快找到大印的下落。
兵部衙门里顿时乱作一团，从堂官到司员，从书吏到库丁，所有人都被动员起来，将兵部是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搜了好几遍，可就是没有找到大印的下落。
直到这个时候，明亮、戴联奎等人才终于意识到，这不是简单的放错了地方，而是真的出了天大的乱子，他们只好硬着头皮，在嘉庆帝抵达汤山行宫的当天下午，将大印丢失的消息上奏给嘉庆帝。
嘉庆帝闻讯后，反应比他的臣下更加激烈，当即就下令将管理兵部事务的大学士明亮，革去所有职务，连降五级，兵部尚书戴联奎，以及直接负责兵部日常管理的官员，全部就地免职，听候进一步的处置。
其次，命令行在的步军统领等高级武将，立刻抽调辖区内的精锐捕役，在京师内外以及行在周边的所有关隘路口，全部增设临时检查站，严密盘查过往的可疑人员。
做完这一切安排后，嘉庆帝仍然满腹狐疑，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么重要的军国重器，怎么会在戒备森严的兵部库房里，平白无故地就丢了？
为了彻底查清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嘉庆帝在返回北京后，于三月二十一日，下令组建了一个由宗室重臣、核心军机大臣、刑部主要堂官组成的高级专案组，全权负责此案的侦办工作。
这个专案组的阵容，在清代的历史上，也算得上是十分豪华的了：由庄亲王绵课、大学士曹振镛、军机大臣兼刑部尚书英和，以及刑部的几位主要官员，共同担任专案组的核心成员。
其中，绵课是世袭铁帽子王，在宗室中有着极高的威望，同时还兼任着步军统领的关键职务，被嘉庆帝钦定为专案组的组长，而英和则是当时嘉庆帝最信任的军机大臣之一，直接负责具体的审讯工作。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由朝廷重臣组成的专案组，在案件侦办的初期阶段，表现得却相当拖沓、懒散，甚至可以说是毫无作为。
绵课虽然身为铁帽子王，又被皇帝钦定为专案组的组长，但他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政治经验，在接到嘉庆帝的旨意后，他并没有立即组织人员开展审讯、核查线索，而是先忙着将兵部衙门里的所有在职人员，从堂官到书吏，全部名单都收集起来，分类编册，然后才慢悠悠地派人去传召这些相关人员。
可是就这样来回查了二十多天，专案组的侦办工作，仍然没有取得任何值得一提的进展，庆帝本来就因为印信丢失的事情，搞得寝食难安，得知这个情况后，更是火冒三丈。
为了督促专案组尽快破案，直接把参与审讯工作的官员，罚掉了整整一年的俸禄，还要求他们从四月初十日开始，每天必须一大早就赶到刑部衙门，亲自坐堂监督审讯工作，一直到深夜才可以离开，如果再敢有丝毫懈怠，等待他们的，就不是罚俸那么简单了。
在皇帝的严旨催促下，专案组的成员们再也不敢有丝毫懈怠，将兵部衙门里的所有人员，不论官职大小，全部抓捕归案，关押到了刑部的大牢里，挨个进行单独审讯。
同时，派专人，对兵部的库房，以及所有的办公场所，进行了反复的勘查，甚至连库房的墙壁、屋顶，以及地面的地砖，都被仔细地敲过一遍，看是不是有什么暗道、或者是被人动过手脚的痕迹。
不久后，还真让他们发现了一条线索，在存放大印的兵部库房后墙墙角处，有一个新被封堵起来的暗门。
经过审讯和调查核实，这个暗门是兵部的皂隶黄勇兴，在上一年的九月十一日，为了让自己儿子的婚礼队伍抄近路，私自叫人在库房的后墙上挖开的。
更离谱的是，这个挖出的暗门，竟然直通兵部衙门外面的大街，而库房的看守人员、甚至是兵部的堂司官员，对此事竟然毫无察觉！直到案发之后，这个暗门才被人匆匆忙忙地堵上了。
由此可以想见，兵部平时的管理，已经松懈到了何种令人发指的程度！
可就在专案组准备顺藤摸瓜，追查这条线索的时候，却发现那个挖开暗门的皂隶黄勇兴，早在四月初一日，就已经因病去世了，死无对证。
但终于是天无绝人之路，在嘉庆二十五年四月底，经过多日的严刑拷打，兵部的堂书鲍干，终于熬不住了，主动交代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事情：
兵部大印，根本不是三月初七这天在库房里丢的。事实上，它早在上年，也就是嘉庆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就已经在皇帝巡幸木兰秋围的途中，被人偷走了！
随着鲍干的主动招供，那是拔出萝卜带出泥，一系列的相关人员全都被带了出来，这桩轰动朝野的大案，真相终于大白，所谓库房失窃，根本就是兵部官员们，为了掩盖自己失职行为，而精心编造的一个弥天大谎。
嘉庆二十四年八月，嘉庆帝率领文武百官，前往木兰围场进行秋狝，在随行的队伍中，有一个名叫俞辉庭的人，他是兵部捷报处的书吏，专门负责看管兵部的大印。
八月二十八日的晚上，皇帝的队伍恰好驻扎在巴克什营行宫，到了深夜，俞辉庭突然想到，行宫里的一个朋友，约他出去喝酒、赌博，而此时，负责背印的差役他尔图，也正好不在营帐里。
俞辉庭见四下无人，觉得这深更半夜的，应该不会出什么事，于是就将装着大印的印匣，随便地交给了营帐里的一个值守的亲兵，让他帮忙看管一下，自己则换了一身便服，偷偷溜出了营帐，去和朋友喝酒去了。
一直到了将近天亮的时候，俞辉庭才喝得醉醺醺地回到营帐，可当他睁开惺忪的睡眼时，顿时吓得酒意全消，那个装着大印的印匣，竟然不翼而飞了！
俞辉庭吓得魂飞魄散，他知道，这件事一旦被上级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他不敢声张，借着酒意，在营帐周围胡乱找了几圈，又问了问营帐外的其他几个亲兵，大家都说没有看到什么人来过，俞辉庭绝望地发现，大印是真的丢了。
但是吗，很快俞辉庭就冷静了下来，他心里清楚，自己把这么重要的大印弄丢了，这事如果传出去，不仅自己人头落地，说不定还会连累家人被株连，一番权衡之后，他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先把这件事掩盖下来。
他找来一个备用的空印匣，从自己的包袱里，找出了一吊五百文的铜钱，用黄布包裹好，小心翼翼地放进了印匣里，这一吊五百文的铜钱刚好和大印的重量差不多。
接着，他又用一把自己平时用的小锁，将印匣锁好，再伪造了一个兵部的官方封条，将印匣的开口处，小心翼翼地封好，然后将这个假印匣，重新绑在了原来的地方。
第二天一早，背印的差役他尔图回来了，俞辉庭故作镇定地将这个假印匣交给了他，说是大印放在里面，让他务必小心看管，他尔图根本没有怀疑什么，背上印匣，就跟着队伍继续出发了。
就这样，这个装着铜钱的假印匣，就被当成是真的大印，由随行的人员，轮流背着，一路护送着回到了京城。
同年九月初二日，秋狝队伍回到了北京，按照惯例，大印应该由随围的兵部官员亲自护送回兵部库房，正式交接入库。
此时的俞辉庭，更是吓得寝食难安，他知道，只要兵部的官员们，按照正常的流程开箱检验，这个用铜钱伪装的假大印，立刻就会被识破，到时候，自己就是有十个脑袋，也不够砍的。
情急之下，俞辉庭想到了一个人，兵部的堂书鲍干，鲍干是兵部的资深书吏，平时就是负责监管大印入库、出库的具体事务，更重要的是，鲍干平时贪财好利，俞辉庭觉得，只要自己舍得花银子，鲍干应该会愿意帮自己这个忙。
于是，俞辉庭立即找了个借口，将鲍干请到了京城有名的饭馆齐鲁居，点了一桌子丰盛的酒菜，不停地给鲍干劝酒。
眼见鲍干喝得差不多了，俞辉庭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将自己丢失大印、用假印匣伪装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全都告诉了鲍干，然后又拿出了二十两银子，作为给鲍干的谢礼，央求他帮忙想办法，让这个假大印能够蒙混入库。
鲍干听完之后，吓得冷汗直流，起初说什么也不肯答应。但架不住俞辉庭又是磕头、又是塞银子的软磨硬泡，再加上他也知道，这件事如果真的追查起来，自己也难逃监管失职的责任，又听说俞辉庭还许诺，等事情办成之后，再给他补三十两银子，他犹豫了半天，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
鲍干收了银子也真干事，他告诉俞辉庭，按照兵部的惯例，大印入库的时候，兵部的当月司员，根本不会去认真查验印匣内的东西，只要看到印匣上的锁没动、封条是完整的，就会直接在入库文书上签字画押，然后让人将印匣抬进库房里锁好。
鲍干拍着胸脯说，只要到时候入库的官员不认真查验，这个假印匣，肯定能混入库房里。
果然，一切都如鲍干所料，第二天，大印被护送回兵部衙门后，兵部的当月主事何炳彝，只是在交接现场，远远地看了一眼印匣上的锁和封条没有破损，根本没有想到要开箱检验一下印匣内的实际物品，就草草地在入库验收单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随后就命令库丁，将这个装着铜钱的假印匣，直接抬进了兵部库房，和其他的印信一起，锁在了那只大木箱里。
直到第二年春天，随着嘉庆帝谒陵的日子越来越近，鲍干、俞辉庭等人的心里，也越来越慌张，到时候皇帝出行，兵部是必须要将大印从库房里取出来，交由随驾官员携带使用的，而一旦到了那个时候，大印匣被当众打开，里面的假大印，岂不是要当场被人识破了？
想到这里，鲍干、俞辉庭等人也知道，这件事迟早会败露，为了活命，他们决定，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再造一个更大的假现场，让这件事看起来，像是有人在兵部库房里，将大印偷走了一样。
主意打定之后，鲍干开始积极行动起来。他先是找到了兵部的当月差役管帼林，向他讲明了情况，许诺给他京钱二十吊，让他帮忙，在三月初四日这天，也就是皇帝出行的前两天，趁着兵部库房开库取堂印的机会，故意拖延时间，想办法支开看守库房的库丁，给自己创造一个单独进入库房的机会。
管帼林见钱眼开，当场就一口答应了下来。
三月初四日的晚上，趁着库房的库丁不注意，鲍干偷偷地溜进了兵部库房，找到了那个存放假大印的印匣，用俞辉庭给他的钥匙，打开了印匣上的小锁，将里面的一吊五百文铜钱，全部取了出来，然后又将印匣重新锁好，伪造了一个被人撬开后又重新锁好的痕迹。
为了销毁证据，鲍干还将印匣上的小锁，以及配套的钥匙、钥牌，全都带回了家里，藏在了自己家的柜橱底下。
做完这一切之后，鲍干又和管帼林商量好了一套统一的口供，声称在三月初四日这天晚上，看到有几个形迹可疑的人，在兵部库房附近转悠，当时以为是巡逻的兵丁，就没有在意。
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将现场伪造成大印在库房被窃贼偷走的样子，把这起人为的失职舞弊案，嫁祸给神秘的窃贼，这样，他们几个人的罪行，就可以彻底掩盖过去了。
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个精心设计的现场，反而起到了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副作用 ，明亮、戴联奎等人，在兵部库房里，发现了这个空印匣，而正是这个空印匣，暴露了窃贼直奔大印的真实目的。
这起案件，到这里终于真相大白了，大印并非在兵部库房中被窃，而是在嘉庆二十四年秋围途中，就被窃贼偷走了。
至于被偷走的大印，虽然朝廷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四处寻找，但始终没能找回来，成了一个永远的悬案，最后只能重新铸造一枚。
案件结束后，作为此案的核心主犯，书吏鲍干、俞辉庭二人，被判处枷号两月、期满发往黑龙江给兵丁为奴，并且不得赎身、不得减免刑期，其他的则是降职的降职，流放的流放，充军的充军，无一幸免。
在这起案件中，最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不是行印被窃贼偷走的事情本身，而是在这起案件中，从负责保管行印的书吏，到负责监管行印入库验收的兵部堂官，几乎所有的相关人员，都在一层层地欺骗，甚至是集体作弊。
正如《清史稿》中记载的那样：及行在印信遗失，鞫知库官未开验，封识伪为，然后知文牍之弊，有非意料所及者，一国之政，尽寄于书吏之手，欲其不亡，岂可得哉！。
大印丢了可以重新铸造，整个官僚体系的腐败和崩塌要怎么救呢？
更多游戏资讯请关注：电玩帮游戏资讯专区
电玩帮图文攻略 www.vgove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