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豐元年，也就是1851年
洪秀全自金田起義，就此拉開太平天國運動的序幕，當時的清廷正規軍隊，戰鬥力低下，在起義軍面前一觸即潰，根本無法組織有效的抵抗。
在這種情況下，朝廷不得不放權給地方，允許各省督撫自行招募勇營組建私人武裝，曾國藩以辦理團練爲名義創建湘軍，苦戰十餘年後，最終在同治三年（1864年）攻破太平天國都城天京，成爲平定叛亂的頭號功臣。
天京城破後，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放縱湘軍士兵在城內大肆劫掠，還下令縱火燒城，火光徹夜不絕，接連燒了數日。
按理說太平天國經營十餘年，聚集的金銀財寶，錢糧物資應該數不勝數，然而湘軍上報的聖庫存銀數量，少到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當時朝野上下都在傳，曾國荃、彭玉麟等湘軍核心將領，用數百艘大船，把劫掠來的財物連夜運回了湖南老家，還有清廷官員上奏，懷疑湘軍私吞了聖庫中的鉅額白銀。
更令清廷感到不安的，經過十餘年的發展，湘軍集團的勢力早已膨脹到令人寢食難安的地步，當時湘軍的總兵力已達三十餘萬，且佔據了長江中下游的核心地帶，而兩江地區是當時清廷的核心財政來源。
除此之外，當時兩江地區，也就是今天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幾乎完全被湘軍勢力掌控，成爲了湘軍的私人地盤，就連當時地方官員的任免也全由湘軍體系說了算。
湘軍的這一系列動作，讓慈禧太后對湘軍越來越忌憚，朝廷對湘軍的態度，也從最初的依賴，迅速轉向猜忌和提防，雖然當時迫於形勢，不得不任命曾國藩爲兩江總督，以穩定地方，但清廷一直在等待合適的時機，去掉這塊心頭大患。
同治七年（1868 年），慈禧太后終於打出了她的第一張牌，她以剿捻有功爲藉口，將曾國藩調離兩江地區，升任爲直隸總督，這一動作，表面上是升職，實際就是將他調到京城附近，便於朝廷監控。
隨後，她又精心挑選了時任浙江巡撫的馬新貽，接任兩江總督。
馬新貽，道光二十七年中進士，此後從知縣開始，在短短十一年間逐級升遷，官至浙江巡撫，從他的履歷不難看出，他既不是湘軍派系，在兩江地區沒有根基，這樣的外來者，在政治立場上肯定更傾向於朝廷。
在馬新貽赴任前，慈禧還特意祕密召見了他，密談的內容，沒有任何官方記錄留存於世，但是根據後來的諸多史料來看，此次談話，無非就是兩個目的：
第一肯定就是追查太平天國聖庫財寶的下落。
第二就是削弱湘軍勢力，把東南的軍權重新收歸中央。
馬新貽自己也很清楚，此番前去，定是凶多吉少，在離京赴任前，他還特意回到山東老家，向兄長告別，囑咐兄長說：我此去兩江，吉凶難料，萬一有什麼不測，你們千萬不要到京城去告狀，忍氣吞聲方能自保。
馬新貽到任後的所作所爲，也確實沒有辜負慈禧的信任，他在同治八年（1869年）一年之內，就接連彈劾了十二名湘軍出身的知府、知縣。
除此之外，他任命親信袁保慶（袁世凱的叔父）爲營務處總管，開始大規模裁撤湘軍舊部，短短兩年間，就有兩萬多名湘軍被遣散，換上了他從安徽老家帶來的嫡系部隊。
關於聖庫財寶的去向，他剛到任就立刻安排人員，祕密調查湘軍將領將財物運回湖南老家的具體細節，甚至查獲了湘軍將領私藏的太平天國金印。
馬新貽的這些舉措，每一項都直接觸及了湘軍集團的核心利益，雙方的矛盾迅速激化，已經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
當時，不僅街頭巷尾開始傳說民謠：馬新貽，來兩江，奪我衣，早晚要你命歸西，甚至有湘軍將領公然宣稱：馬賊必除，否則鄉人無立足之地。
這些矛盾，在暗地裏不斷激化，終於在他到任兩年之後轟然爆發。
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1870年8月22日），馬新貽結束校場閱射後，在重重護衛的簇擁下，步行返回督署，就在這短短一百多米的歸路上，一場蓄謀已久的暗殺行動，悄然拉開了序幕。
當時馬新貽的護衛不可謂不嚴密，僅貼身護衛就有十人之多，是裏三層外三層，圍了個嚴嚴實實，可是就在一行人走到總督衙門后角門時，意外發生了：
突有一個人從路邊的人羣中衝出，攔住了馬新貽的去路，手裏還舉着一份狀紙，口中高**枉，看樣子是要越級上訪。
負責領道的兩名武巡捕，葉化龍和唐得金反應非常迅速，葉化龍上前一步，一把將王鹹鎮推開，唐得金則上前攔住他的去路，準備將他扭送到一邊訊問。
就在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人吸引時，人羣中突然又衝出一條黑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猛地衝到馬新貽身前，抽出藏在身上的匕首，刺向馬新貽，不等周圍的護衛反應過來，馬新貽已經慘叫一聲，倒在了血泊中。
這時候隨行的其他護衛才反應過來，一擁而上奪了兇器，將那人死死按在地上，隨即封鎖現場，開始搜捕同黨，此時，衆人才發現，之前攔路告狀的人，已經趁亂溜走了。
被刺傷的馬新貽，迅速被隨從人員擡回總督衙門內堂救治，但由於傷勢過重，再加上當時的醫療條件有限，經過一番搶救，還是在次日下午不治身亡。
兩江總督光天化日下被人刺殺，朝野上下震動無比，慈禧太后震怒，連續發出多道諭旨，要求必須徹查此案。
首先接手案子的是當時的江寧將軍魁玉，但審訊的過程，並不如意，魁玉連續審訊了十餘天，換了三套審訊方案，也只審出了刺客的名字，此人名爲張汶祥，關於行刺原因，一會說自己是爲海盜同夥報仇，一會說被馬新貽奪了妻子，言語閃爍，反覆無常，甚至還說着什麼養兵千日，用兵一時，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當的話。
很顯然，這件事背後肯定有人指使，但在審訊中，張汶祥始終不肯說出幕後主使的真實身份，直到案發後的一個多月，案件也絲毫沒有進展。
朝廷見狀只得派時任漕運總督的張之萬，前往江寧和魁玉一起審理此案。
張之萬在官場上摸爬滾打數十年，是有名的老油條，很明顯這件案子是個燙手山芋，因此接到聖旨後，嚇得魂不守舍，遲遲不敢動身，在朝廷的再三催促下，他才勉強起身，而且爲了確保自身安全，他還調動了大量親兵衛隊，跟隨自己前往江寧。
張之萬一路上是心驚膽戰，甚至上個廁所都要幾百人人把守，這些被附近的百姓看見後，口口相傳，人還沒有抵達江寧，張大人出恭用兵護衛的趣事，已經先一步傳遍江南。
到達江寧後的張之萬，同樣是走走過場，完全沒有深究的意圖，他先是躲進了江寧將軍府，拒絕會見任何下屬，也不接收任何與案件有關的呈文，一直拖到九月下旬，才正式開始審理此案。
同治九年十二月，經過近兩個月的審理，張之萬和魁玉聯名給朝廷上了一道奏摺，提出了他們的審理結論：就是私仇，沒有愛他同謀和主使之人。
消息傳到朝廷後，京城的諸位大員自然不信，紛紛上書表示反對，認爲此案審理存在明顯疏漏，背後一定有主謀，必須嚴加審訊，太常寺少卿王家璧甚至在奏摺中更是直言不諱地指出，審理官員有化大爲小，草率結案的意圖。
慈禧心裏也清楚，這樣的結論根本無法服衆，只得再次下旨，派時任刑部尚書的鄭敦謹爲欽差大臣，前往江寧主持會審。
有意思的是，在馬新貽遇刺身亡後，慈禧曾下旨讓曾國藩補缺兩江總督，但曾國藩接到聖旨後，並沒有立刻動身前往江寧，而是以身體有恙爲藉口，接連拖了三個月，才緩緩動身赴任，直到同治九年十月初七日纔到江寧。
到了江寧後的曾國藩，沒天也是喝喝茶聊聊天，整整一個月，沒有絲毫想要審理此案的意思。
直到鄭敦謹帶着欽差大臣，即將抵達江寧的前一天，曾國藩才慢悠悠地調閱了審訊卷宗，裝模作樣地記下了案犯的名字，很顯然，他已經打定主意，絕不深究此案。
同治十年（1871 年）二月十八日，鄭敦謹帶着兩位隨行的刑部郎中，抵達江寧，立刻開堂復， 但是連續審問了十四天，案情仍然是沒有絲毫進展，無論鄭敦謹如何問話，張汶祥的口供，和此前的審訊完全一致，就是個人復仇，沒有任何幕後主使。
鄭敦謹眼見張汶祥如此不識時務，準備安排嚴刑拷打，結果曾國藩在旁邊，慢悠悠地說了一句：這案子，還是照着初審的意見辦吧。
此話一出，言外之意就是，別查了，如果再繼續查下去，對誰都沒有好處。
鄭敦謹沉默了，此案的幕後真相，根本不是他能所觸及的，如果他堅持繼續查下去，不僅無法查出真相，恐怕連自己的性命都難以保全。
他的兩名隨行官員，也察覺到了不對勁：刑部郎中顏士璋，在自己的私人日記《南行日記》中記載：刺馬案與湘軍有關，背後有大人物主使，另一位郎中伊勒通阿，也私下勸鄭敦謹，接受原來的結論。
在僵持了一段時間後，鄭敦謹最終還是選擇了妥協，同治十年（1871 年）三月，他和曾國藩聯名給朝廷上了一道奏摺，完全維持原來的結論，一字未改，只將量刑進一步加重，建議凌遲處死。
參與會審的官員裏，馬新貽的貼身親信，營務處總管袁保慶，以及刑部候補主事孫衣言兩人，堅決拒絕在結案奏摺上簽字，認爲審理結果太過草率，明顯有隱情，但曾國藩和鄭敦謹，直接忽略了兩人的反對，將奏摺直接打包，送進了軍機處。
這份明顯縮水的奏結，很快送到了慈禧太后的面前，她也沉默了，雖然明知道此案的背後，一定隱藏着不可告人的祕密，但她手中的證據，不足以徹底扳倒湘軍集團。
更重要的是，當時的清王朝，內憂外患，她需要依靠湘軍集團，穩定兩江地區的局勢，如果繼續查下去，一旦逼反了湘軍集團，後果不堪設想，朝廷根本沒有足夠的兵力，來應對可能發生的變局。 同治十年三月二十六日，朝廷正式發出諭旨，認可了鄭敦謹和曾國藩的奏結，下令迅速結案。
四月四日，張汶祥被押赴江寧城北的小營刑場，曾國藩奉旨監刑，將張汶祥凌遲處死，並摘下他的心，以祭奠馬新貽。
至此，這場轟動朝野的刺馬案，在沒有實質證據、沒有合理邏輯的情況下，稀裏糊塗地了結了案。
耐人尋味的是，鄭敦謹在結案後，奉旨回京覆命，但他在離開江寧，行至江蘇清江浦時，突然以生病爲理由，上奏朝廷，請求辭官回鄉。
並且在朝廷沒有批准的情況下，他就直接帶着家人，返回了湖南老家，此後，他終身不再出仕，直到光緒年間去世，始終沒有踏入官場一步。
曾國藩則穩穩地坐回了兩江總督的位置，直到兩年後去世。
而其他參與審理的官員，凡是曾試圖深入調查此案的，在此後的官場上，大多都遭遇了各種各樣的挫折，不是被調離核心崗位，就是被人彈劾反遭處分。
在案件結束後，湘軍集團徹底鞏固了在兩江地區的絕對控制權，後續甚至催生出了湘、淮等多個地方勢力集團。
這一格局，一直延續到了清末，最終直接導致了地方割據的形成，也爲後來的軍閥混戰，埋下了伏筆。
以至於到八國聯軍入侵時，東南地方的實力派官員，竟然無視慈禧太后對外宣戰的命令，私自與列強簽訂了東南互保協議，公開拒不執行朝廷的中央決策。
刺馬案很明顯並非一個關於個人恩怨的故事，而是一場被精心策劃的政治謀殺案，他的結束，不是司法公正的勝利，而是權力博弈後的政治妥協。
通過這起案件，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晚清的政治統治，已經沒落到無藥可救的地步，清王朝也進一步走向分崩離析的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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