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元年，也就是1851年
洪秀全自金田起义，就此拉开太平天国运动的序幕，当时的清廷正规军队，战斗力低下，在起义军面前一触即溃，根本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
在这种情况下，朝廷不得不放权给地方，允许各省督抚自行招募勇营组建私人武装，曾国藩以办理团练为名义创建湘军，苦战十余年后，最终在同治三年（1864年）攻破太平天国都城天京，成为平定叛乱的头号功臣。
天京城破后，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放纵湘军士兵在城内大肆劫掠，还下令纵火烧城，火光彻夜不绝，接连烧了数日。
按理说太平天国经营十余年，聚集的金银财宝，钱粮物资应该数不胜数，然而湘军上报的圣库存银数量，少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当时朝野上下都在传，曾国荃、彭玉麟等湘军核心将领，用数百艘大船，把劫掠来的财物连夜运回了湖南老家，还有清廷官员上奏，怀疑湘军私吞了圣库中的巨额白银。
更令清廷感到不安的，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湘军集团的势力早已膨胀到令人寝食难安的地步，当时湘军的总兵力已达三十余万，且占据了长江中下游的核心地带，而两江地区是当时清廷的核心财政来源。
除此之外，当时两江地区，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几乎完全被湘军势力掌控，成为了湘军的私人地盘，就连当时地方官员的任免也全由湘军体系说了算。
湘军的这一系列动作，让慈禧太后对湘军越来越忌惮，朝廷对湘军的态度，也从最初的依赖，迅速转向猜忌和提防，虽然当时迫于形势，不得不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以稳定地方，但清廷一直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去掉这块心头大患。
同治七年（1868 年），慈禧太后终于打出了她的第一张牌，她以剿捻有功为借口，将曾国藩调离两江地区，升任为直隶总督，这一动作，表面上是升职，实际就是将他调到京城附近，便于朝廷监控。
随后，她又精心挑选了时任浙江巡抚的马新贻，接任两江总督。
马新贻，道光二十七年中进士，此后从知县开始，在短短十一年间逐级升迁，官至浙江巡抚，从他的履历不难看出，他既不是湘军派系，在两江地区没有根基，这样的外来者，在政治立场上肯定更倾向于朝廷。
在马新贻赴任前，慈禧还特意秘密召见了他，密谈的内容，没有任何官方记录留存于世，但是根据后来的诸多史料来看，此次谈话，无非就是两个目的：
第一肯定就是追查太平天国圣库财宝的下落。
第二就是削弱湘军势力，把东南的军权重新收归中央。
马新贻自己也很清楚，此番前去，定是凶多吉少，在离京赴任前，他还特意回到山东老家，向兄长告别，嘱咐兄长说：我此去两江，吉凶难料，万一有什么不测，你们千万不要到京城去告状，忍气吞声方能自保。
马新贻到任后的所作所为，也确实没有辜负慈禧的信任，他在同治八年（1869年）一年之内，就接连弹劾了十二名湘军出身的知府、知县。
除此之外，他任命亲信袁保庆（袁世凯的叔父）为营务处总管，开始大规模裁撤湘军旧部，短短两年间，就有两万多名湘军被遣散，换上了他从安徽老家带来的嫡系部队。
关于圣库财宝的去向，他刚到任就立刻安排人员，秘密调查湘军将领将财物运回湖南老家的具体细节，甚至查获了湘军将领私藏的太平天国金印。
马新贻的这些举措，每一项都直接触及了湘军集团的核心利益，双方的矛盾迅速激化，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当时，不仅街头巷尾开始传说民谣：马新贻，来两江，夺我衣，早晚要你命归西，甚至有湘军将领公然宣称：马贼必除，否则乡人无立足之地。
这些矛盾，在暗地里不断激化，终于在他到任两年之后轰然爆发。
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1870年8月22日），马新贻结束校场阅射后，在重重护卫的簇拥下，步行返回督署，就在这短短一百多米的归路上，一场蓄谋已久的暗杀行动，悄然拉开了序幕。
当时马新贻的护卫不可谓不严密，仅贴身护卫就有十人之多，是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个严严实实，可是就在一行人走到总督衙门后角门时，意外发生了：
突有一个人从路边的人群中冲出，拦住了马新贻的去路，手里还举着一份状纸，口中高**枉，看样子是要越级上访。
负责领道的两名武巡捕，叶化龙和唐得金反应非常迅速，叶化龙上前一步，一把将王咸镇推开，唐得金则上前拦住他的去路，准备将他扭送到一边讯问。
就在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人吸引时，人群中突然又冲出一条黑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地冲到马新贻身前，抽出藏在身上的匕首，刺向马新贻，不等周围的护卫反应过来，马新贻已经惨叫一声，倒在了血泊中。
这时候随行的其他护卫才反应过来，一拥而上夺了凶器，将那人死死按在地上，随即封锁现场，开始搜捕同党，此时，众人才发现，之前拦路告状的人，已经趁乱溜走了。
被刺伤的马新贻，迅速被随从人员抬回总督衙门内堂救治，但由于伤势过重，再加上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经过一番抢救，还是在次日下午不治身亡。
两江总督光天化日下被人刺杀，朝野上下震动无比，慈禧太后震怒，连续发出多道谕旨，要求必须彻查此案。
首先接手案子的是当时的江宁将军魁玉，但审讯的过程，并不如意，魁玉连续审讯了十余天，换了三套审讯方案，也只审出了刺客的名字，此人名为张汶祥，关于行刺原因，一会说自己是为海盗同伙报仇，一会说被马新贻夺了妻子，言语闪烁，反复无常，甚至还说着什么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的话。
很显然，这件事背后肯定有人指使，但在审讯中，张汶祥始终不肯说出幕后主使的真实身份，直到案发后的一个多月，案件也丝毫没有进展。
朝廷见状只得派时任漕运总督的张之万，前往江宁和魁玉一起审理此案。
张之万在官场上摸爬滚打数十年，是有名的老油条，很明显这件案子是个烫手山芋，因此接到圣旨后，吓得魂不守舍，迟迟不敢动身，在朝廷的再三催促下，他才勉强起身，而且为了确保自身安全，他还调动了大量亲兵卫队，跟随自己前往江宁。
张之万一路上是心惊胆战，甚至上个厕所都要几百人人把守，这些被附近的百姓看见后，口口相传，人还没有抵达江宁，张大人出恭用兵护卫的趣事，已经先一步传遍江南。
到达江宁后的张之万，同样是走走过场，完全没有深究的意图，他先是躲进了江宁将军府，拒绝会见任何下属，也不接收任何与案件有关的呈文，一直拖到九月下旬，才正式开始审理此案。
同治九年十二月，经过近两个月的审理，张之万和魁玉联名给朝廷上了一道奏折，提出了他们的审理结论：就是私仇，没有爱他同谋和主使之人。
消息传到朝廷后，京城的诸位大员自然不信，纷纷上书表示反对，认为此案审理存在明显疏漏，背后一定有主谋，必须严加审讯，太常寺少卿王家璧甚至在奏折中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审理官员有化大为小，草率结案的意图。
慈禧心里也清楚，这样的结论根本无法服众，只得再次下旨，派时任刑部尚书的郑敦谨为钦差大臣，前往江宁主持会审。
有意思的是，在马新贻遇刺身亡后，慈禧曾下旨让曾国藩补缺两江总督，但曾国藩接到圣旨后，并没有立刻动身前往江宁，而是以身体有恙为借口，接连拖了三个月，才缓缓动身赴任，直到同治九年十月初七日才到江宁。
到了江宁后的曾国藩，没天也是喝喝茶聊聊天，整整一个月，没有丝毫想要审理此案的意思。
直到郑敦谨带着钦差大臣，即将抵达江宁的前一天，曾国藩才慢悠悠地调阅了审讯卷宗，装模作样地记下了案犯的名字，很显然，他已经打定主意，绝不深究此案。
同治十年（1871 年）二月十八日，郑敦谨带着两位随行的刑部郎中，抵达江宁，立刻开堂复， 但是连续审问了十四天，案情仍然是没有丝毫进展，无论郑敦谨如何问话，张汶祥的口供，和此前的审讯完全一致，就是个人复仇，没有任何幕后主使。
郑敦谨眼见张汶祥如此不识时务，准备安排严刑拷打，结果曾国藩在旁边，慢悠悠地说了一句：这案子，还是照着初审的意见办吧。
此话一出，言外之意就是，别查了，如果再继续查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
郑敦谨沉默了，此案的幕后真相，根本不是他能所触及的，如果他坚持继续查下去，不仅无法查出真相，恐怕连自己的性命都难以保全。
他的两名随行官员，也察觉到了不对劲：刑部郎中颜士璋，在自己的私人日记《南行日记》中记载：刺马案与湘军有关，背后有大人物主使，另一位郎中伊勒通阿，也私下劝郑敦谨，接受原来的结论。
在僵持了一段时间后，郑敦谨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同治十年（1871 年）三月，他和曾国藩联名给朝廷上了一道奏折，完全维持原来的结论，一字未改，只将量刑进一步加重，建议凌迟处死。
参与会审的官员里，马新贻的贴身亲信，营务处总管袁保庆，以及刑部候补主事孙衣言两人，坚决拒绝在结案奏折上签字，认为审理结果太过草率，明显有隐情，但曾国藩和郑敦谨，直接忽略了两人的反对，将奏折直接打包，送进了军机处。
这份明显缩水的奏结，很快送到了慈禧太后的面前，她也沉默了，虽然明知道此案的背后，一定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但她手中的证据，不足以彻底扳倒湘军集团。
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清王朝，内忧外患，她需要依靠湘军集团，稳定两江地区的局势，如果继续查下去，一旦逼反了湘军集团，后果不堪设想，朝廷根本没有足够的兵力，来应对可能发生的变局。 同治十年三月二十六日，朝廷正式发出谕旨，认可了郑敦谨和曾国藩的奏结，下令迅速结案。
四月四日，张汶祥被押赴江宁城北的小营刑场，曾国藩奉旨监刑，将张汶祥凌迟处死，并摘下他的心，以祭奠马新贻。
至此，这场轰动朝野的刺马案，在没有实质证据、没有合理逻辑的情况下，稀里糊涂地了结了案。
耐人寻味的是，郑敦谨在结案后，奉旨回京复命，但他在离开江宁，行至江苏清江浦时，突然以生病为理由，上奏朝廷，请求辞官回乡。
并且在朝廷没有批准的情况下，他就直接带着家人，返回了湖南老家，此后，他终身不再出仕，直到光绪年间去世，始终没有踏入官场一步。
曾国藩则稳稳地坐回了两江总督的位置，直到两年后去世。
而其他参与审理的官员，凡是曾试图深入调查此案的，在此后的官场上，大多都遭遇了各种各样的挫折，不是被调离核心岗位，就是被人弹劾反遭处分。
在案件结束后，湘军集团彻底巩固了在两江地区的绝对控制权，后续甚至催生出了湘、淮等多个地方势力集团。
这一格局，一直延续到了清末，最终直接导致了地方割据的形成，也为后来的军阀混战，埋下了伏笔。
以至于到八国联军入侵时，东南地方的实力派官员，竟然无视慈禧太后对外宣战的命令，私自与列强签订了东南互保协议，公开拒不执行朝廷的中央决策。
刺马案很明显并非一个关于个人恩怨的故事，而是一场被精心策划的政治谋杀案，他的结束，不是司法公正的胜利，而是权力博弈后的政治妥协。
通过这起案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晚清的政治统治，已经没落到无药可救的地步，清王朝也进一步走向分崩离析的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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