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我父母的關係是一種“業”，是本能的宿命糾纏。
我所說的“業”，不是因果債務，而是一種“造作”，是身、口、意留下的勢能。是一場無法停止的運動，無法被剪輯，也無法被逃離。你只能讓它流經你，穿越摺痕與血管，直到成爲你自己的骨血。
而面對我這個“業”，我的母親選擇逃跑，執拗的抗拒生存的平庸，遍歷狂野脈動後最終於我那同母異父的弟弟面前褪去了自由，將自己納入了母職的軀殼。
而要說我和我父親的關係，很複雜，可以說是很經典的中式父子，但又有些許不同，我可以確定，他對我的愛不過是一種被社會規訓出的責任感，而我也只是恰如其分地，以同等的義務回敬。
父親的人生是一道狂暴的摺痕。他年輕時開過超市，涉足過互聯網行業，在上海風頭最盛的黃金年代裏一度拼出了番事業。然而在我兩歲那年，他與一幫狐朋狗友因暴力犯罪而被逮捕，被判十年。後來在監獄中因表現良好提前三年出獄，那已是我九歲光景的事了。
那時的往事我早已在歲月中風化遺忘。總之，在他入獄後，母親只帶了我半年，便因生活的單調與乏味，決絕地拋棄我離去。
我是罪犯之子。
在擁有記憶後，我清醒地認識到了這個標籤的重量。但你無法指望一個四五歲的孩子去真正理解“罪犯”這一社會學概念的沉重內核。所以，當我初次探監並與他照面時，我只能憑着本能的感覺，去描摹他的姿態。
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看見他。
對待人，我一般會先看眼睛。在我的想法中，眼睛是一個生靈最靈動也最僵死的部分，是萬物之華。而我父親，他的眼眶比常人更寬，那雙我永遠忘不掉的眼睛注視着我，正閃閃發亮，與他身上那件衣裳形成刺目反差。那裏面有溫潤的東西透出來，像玉，從深處向外泛着光。視線與我相交，我又望進他的眼底。
那些早被植入我心底的、關於罪犯的審視與戒備，在那一刻有了一處崩塌的缺口，那是無法無度的地帶，只包含了一口溺水者的喘息。眼前這個被標籤扭曲了的高大男人，終究也是一個人。
我並不想美化這次探監，但實際上，這就是我當時最真實的感受。我當時並不知道，我必須走到更遠的地方，才能發現人的全貌。
如果說，我對母親的記憶是像雜亂的膠片般無序的拼貼，那對他，我的記憶則是一臺放映機，我播放着與他的點點滴滴，但越看卻越能察覺，我是個操縱放映機的人。
在我九歲那年，他回到家中。真正與他共同生活後，我才發現他是個孤僻的人。或許是監獄重塑了他，又或許他本就如此，只是到了此時不再掩飾。
面對共產主義者，他談**；面對佛教徒，他談激進。凡是試圖將他歸入某個團體或某種主義的人，都會被他以自由思想家的把戲拒之門外，然後坐在客廳自斟自飲，彷彿他化爲程蝶衣，追索着奔走的觀衆，世俗將他囚禁。
然而那並非一個思想可以免於恐懼的年代，沒過多久，連他那些舊日的朋友們也不再登門了。
他是個離羣索居的人。白天在人羣中爭執，夜晚卻像與幽靈爲伴、同遊魂共處。他總是捲入無端的紛爭，咆哮着自己沒有的溫暖與質樸。
出獄後的最初幾年，他做過很多工作，但都未能長久。不上班的日子，他整日酗酒，或是站在陽臺上，盯着漆黑的夜空，彷彿在戰慄中等待某種傾斜，妄想抓住那些正從他指間流走的白晝。
我常常在想，既然人類的情感由動物性演化而來，假使每個人都對應一種動物，那麼我父親，究竟是一種怎樣的生物？
他喝醉後會回房，然後躺在牀上。身體以一種不可思議的角度攤開，四肢大張，彷彿被抽去了骨架，卻又在睡夢中突然咆哮，怒號着、嘶吼着。他的呼吸粗重而綿長，從胸腔深處傳來，帶着痰音和停頓，那口氣彷彿隨時會斷掉，又在最後一刻被強行續上。整張牀被他佔滿，牀墊被他的菸頭燙出深深的褶皺。
當他發怒時，最先動的是喉結，然後嘴巴大張，發出被冒犯的怒吼。隨後脖頸兩側那兩根青筋會在皮膚下突然隆起，從鎖骨處一路蜿蜒上行，在下巴底下交匯、跳動。你能看見血液在那裏面奔湧，聽見他磨牙的聲音。直到這時你就能洞見他的過往，彷彿那七年的牢獄生活並沒有消磨掉什麼，只是把那些暴力更精密地壓縮進了血管。
他喫飯很慢，從不急迫。咀嚼時牙齒切割食物的聲音在安靜的飯桌上格外清晰，咔嚓，咔嚓，帶着一種令人不安的精確。他從不剩飯，盤子裏的湯汁會用筷子刮淨。有時他會端着酒杯突然停下，眼神渙散，視線飄渺虛無直視着我，衝向他的臣民，又跨越時光，從這枚結晶的身上打撈他的皇后。
他或許會癡迷於歷史上暴君的故事，幻想着自己若是個寡言的暴君，家奴們一定整天戰戰兢兢、哆哆嗦嗦地窺探他的臉色行事。
但我不屑於用明確流暢的語言爲他的殘暴正名，沉默本身便足以昭示一切。
他反覆追蹤着那種在飲酒時、沉默時，心驚肉跳令人窒息的恐懼感。他愛這種恐懼，愛不斷翻新、不斷升級的強烈刺激。只有在這種刺激下，他才能在渾噩的、醉生夢死的寡淡生活中感受到一絲類似幸福、波瀾和生氣的東西。
這簡直毫無價值，自己過着既無價值又無意義的生活。了無生氣，他沒有得到任何珍貴的、值得保留的東西。他孤單佇立，空洞得如同岸邊遇難的破船。
時至今日，在一個屋檐下生活了這麼多年，無論是他人的一面還是動物性的一面，我都難以琢磨，去思考這樣的問題無異於思考沙灘上有多少粒沙子。
但對於他的酗酒，我卻能窺見一團在他胸腔中膨脹的腫瘤。有時，他會把我叫到客廳，倒上白酒，然後大聲朗讀他不知從哪爭吵而來並轉化的個人哲學，他的人生意義似乎也凝固在他的空酒杯裏。他基本只會消極地抵抗，一有機會就逃進曠野，活得像個嬉皮，是中國版的弗蘭克。我怕他，也怕成爲他。
人，有責任感一說，有些人身旁的世界只要一開始仰賴他，他就會開始躲避，因爲他不想負起責任，更希望事情化爲烏有。這就好像疊紙牌屋，快完成的時候壓力大到令他難以負荷，於是無法堅持下去，反而把它弄倒，乾脆讓失敗趕快發生。
我想這就是他一直在做的事。
我的生長是肆意的、難受管束的，或者也該說，他並沒有管束過我。他對我的要求只有遠離毒品、遠離遠親以及遠離酒。
凡事有個節點，我記不清，但隱約覺得似乎是剛上高中那段時間，那時我們處於生疏與熟絡的關係陡然轉變，他成爲了我的假想敵。
我開始厭煩他的酗酒、他的吼叫、他的放縱與他對我的漠視，這一切打破了我生活裏的平衡，是暴烈與不可控的連鎖，我難敵這份血脈的代際，開始清晰的認知那份“業”的重量。
如果說我自母親的身上繼承了超乎尋常的、對於一切的感知力，那我從父親身上繼承的便是對於各類扭曲的漠視以及那種總是會讓事情在最該獲得圓滿的時候被我的暴烈打破，我已不止一次因爲自己的衝動獲得了好與壞兩種影響與兩種結果。
兩種不同的遺傳像彌諾陶洛斯與西西弗斯，一個令我困於感知的迷宮，在過於敏銳的情緒裏橫衝直撞；一個令我在最接近圓滿時，本能地將手中的石頭推落谷底。它們在我的血液裏撕咬、交媾，構成了我自己的“業”，一場無法阻隔、也無法被蘊納的奔流。在這荒誕的輪迴中，我疲憊不堪，似乎變得衰老而虛弱。
後來我忍不住去想，所謂假想敵，不就是活人對一種死的亢奮嗎？
這麼多年他未曾有什麼改變，他始終如初，或許是因爲我不像他的崇拜者那樣敬畏他的權威，我們總是保持着沉默。但說真的，我們更多是無話可談。
愛好？沒有重疊。思維？沒有相交。人生？沒有重蹈。他能否體察死意和恐懼在胸中幻滅、枯萎，如何走向終結？
此刻他就在隔壁房間，呼吸粗重，帶着痰音，忍耐着痛風的侵擾。我在這邊打字，聽見他翻身，牀墊彈簧發出被菸頭燙過一樣的呻吟。我們不會晚安，也不會早安。只有一堵牆，和兩個從未真正相遇的時差。他或許渴望生活在世人中，但他已在曠野待了太久。
我六歲那年從他眼裏看到的溫潤，就像還在運轉的放映機中的膠片，但永遠對不上同一幀。
父親的王土上，只有他自己。
他的客廳是王庭，酒杯是權杖，那些被他大聲朗讀又被迅速遺忘的個人哲學，是一道道無人接旨的詔書。他驅逐了朋友，遠離了親人，成功地將自己的王國打掃得一乾二淨，只剩下痛風、菸頭和牀墊彈簧的呻吟。他的權威在空無一人中到達了頂峯，一個真正的、孤獨的絕對者。世上再沒什麼能誘惑他，愉悅他，安撫他。
那團從他胸腔中膨脹出來的東西，我稱之爲腫瘤的東西，或許就是這個。野心？憤怒？酒精？啊，我懂了，是一種對“稱王”的渴望，烙印在一個他永遠無法稱王的世界上。
他在狂熱的懺悔年代要扼殺的，難道不是他渺小不安又驕傲的“我”？他一直與之對抗又總是敗下陣來的“我”？總是死掉又復活的“我”，禁止歡樂卻捕獲恐懼的“我”？
他逃進曠野，不是因爲曠野自由。而是因爲只有在曠野裏，他纔可以是唯一的王。哪怕這個曠野，只是一張被菸頭燙壞的牀。那杯空酒杯中，殘存的酒滴映出他靈魂駭人的空虛。
我突然想起陳凱歌的那部《荊軻刺秦王》，在被刺殺後，嬴政對着將死的荊軻說：
“你爲什麼要殺我？你知道我要做什麼？我要建立一個更大的國家，秦國和六國的眼睛，看得到的地方和看不到的地方，都成了一個國家。天下的人都成了這個國家的百姓。”
“這個國家，只有一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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