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我父母的关系是一种“业”，是本能的宿命纠缠。
我所说的“业”，不是因果债务，而是一种“造作”，是身、口、意留下的势能。是一场无法停止的运动，无法被剪辑，也无法被逃离。你只能让它流经你，穿越折痕与血管，直到成为你自己的骨血。
而面对我这个“业”，我的母亲选择逃跑，执拗的抗拒生存的平庸，遍历狂野脉动后最终于我那同母异父的弟弟面前褪去了自由，将自己纳入了母职的躯壳。
而要说我和我父亲的关系，很复杂，可以说是很经典的中式父子，但又有些许不同，我可以确定，他对我的爱不过是一种被社会规训出的责任感，而我也只是恰如其分地，以同等的义务回敬。
父亲的人生是一道狂暴的折痕。他年轻时开过超市，涉足过互联网行业，在上海风头最盛的黄金年代里一度拼出了番事业。然而在我两岁那年，他与一帮狐朋狗友因暴力犯罪而被逮捕，被判十年。后来在监狱中因表现良好提前三年出狱，那已是我九岁光景的事了。
那时的往事我早已在岁月中风化遗忘。总之，在他入狱后，母亲只带了我半年，便因生活的单调与乏味，决绝地抛弃我离去。
我是罪犯之子。
在拥有记忆后，我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个标签的重量。但你无法指望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去真正理解“罪犯”这一社会学概念的沉重内核。所以，当我初次探监并与他照面时，我只能凭着本能的感觉，去描摹他的姿态。
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看见他。
对待人，我一般会先看眼睛。在我的想法中，眼睛是一个生灵最灵动也最僵死的部分，是万物之华。而我父亲，他的眼眶比常人更宽，那双我永远忘不掉的眼睛注视着我，正闪闪发亮，与他身上那件衣裳形成刺目反差。那里面有温润的东西透出来，像玉，从深处向外泛着光。视线与我相交，我又望进他的眼底。
那些早被植入我心底的、关于罪犯的审视与戒备，在那一刻有了一处崩塌的缺口，那是无法无度的地带，只包含了一口溺水者的喘息。眼前这个被标签扭曲了的高大男人，终究也是一个人。
我并不想美化这次探监，但实际上，这就是我当时最真实的感受。我当时并不知道，我必须走到更远的地方，才能发现人的全貌。
如果说，我对母亲的记忆是像杂乱的胶片般无序的拼贴，那对他，我的记忆则是一台放映机，我播放着与他的点点滴滴，但越看却越能察觉，我是个操纵放映机的人。
在我九岁那年，他回到家中。真正与他共同生活后，我才发现他是个孤僻的人。或许是监狱重塑了他，又或许他本就如此，只是到了此时不再掩饰。
面对共产主义者，他谈**；面对佛教徒，他谈激进。凡是试图将他归入某个团体或某种主义的人，都会被他以自由思想家的把戏拒之门外，然后坐在客厅自斟自饮，仿佛他化为程蝶衣，追索着奔走的观众，世俗将他囚禁。
然而那并非一个思想可以免于恐惧的年代，没过多久，连他那些旧日的朋友们也不再登门了。
他是个离群索居的人。白天在人群中争执，夜晚却像与幽灵为伴、同游魂共处。他总是卷入无端的纷争，咆哮着自己没有的温暖与质朴。
出狱后的最初几年，他做过很多工作，但都未能长久。不上班的日子，他整日酗酒，或是站在阳台上，盯着漆黑的夜空，仿佛在战栗中等待某种倾斜，妄想抓住那些正从他指间流走的白昼。
我常常在想，既然人类的情感由动物性演化而来，假使每个人都对应一种动物，那么我父亲，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生物？
他喝醉后会回房，然后躺在床上。身体以一种不可思议的角度摊开，四肢大张，仿佛被抽去了骨架，却又在睡梦中突然咆哮，怒号着、嘶吼着。他的呼吸粗重而绵长，从胸腔深处传来，带着痰音和停顿，那口气仿佛随时会断掉，又在最后一刻被强行续上。整张床被他占满，床垫被他的烟头烫出深深的褶皱。
当他发怒时，最先动的是喉结，然后嘴巴大张，发出被冒犯的怒吼。随后脖颈两侧那两根青筋会在皮肤下突然隆起，从锁骨处一路蜿蜒上行，在下巴底下交汇、跳动。你能看见血液在那里面奔涌，听见他磨牙的声音。直到这时你就能洞见他的过往，仿佛那七年的牢狱生活并没有消磨掉什么，只是把那些暴力更精密地压缩进了血管。
他吃饭很慢，从不急迫。咀嚼时牙齿切割食物的声音在安静的饭桌上格外清晰，咔嚓，咔嚓，带着一种令人不安的精确。他从不剩饭，盘子里的汤汁会用筷子刮净。有时他会端着酒杯突然停下，眼神涣散，视线飘渺虚无直视着我，冲向他的臣民，又跨越时光，从这枚结晶的身上打捞他的皇后。
他或许会痴迷于历史上暴君的故事，幻想着自己若是个寡言的暴君，家奴们一定整天战战兢兢、哆哆嗦嗦地窥探他的脸色行事。
但我不屑于用明确流畅的语言为他的残暴正名，沉默本身便足以昭示一切。
他反复追踪着那种在饮酒时、沉默时，心惊肉跳令人窒息的恐惧感。他爱这种恐惧，爱不断翻新、不断升级的强烈刺激。只有在这种刺激下，他才能在浑噩的、醉生梦死的寡淡生活中感受到一丝类似幸福、波澜和生气的东西。
这简直毫无价值，自己过着既无价值又无意义的生活。了无生气，他没有得到任何珍贵的、值得保留的东西。他孤单伫立，空洞得如同岸边遇难的破船。
时至今日，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这么多年，无论是他人的一面还是动物性的一面，我都难以琢磨，去思考这样的问题无异于思考沙滩上有多少粒沙子。
但对于他的酗酒，我却能窥见一团在他胸腔中膨胀的肿瘤。有时，他会把我叫到客厅，倒上白酒，然后大声朗读他不知从哪争吵而来并转化的个人哲学，他的人生意义似乎也凝固在他的空酒杯里。他基本只会消极地抵抗，一有机会就逃进旷野，活得像个嬉皮，是中国版的弗兰克。我怕他，也怕成为他。
人，有责任感一说，有些人身旁的世界只要一开始仰赖他，他就会开始躲避，因为他不想负起责任，更希望事情化为乌有。这就好像叠纸牌屋，快完成的时候压力大到令他难以负荷，于是无法坚持下去，反而把它弄倒，干脆让失败赶快发生。
我想这就是他一直在做的事。
我的生长是肆意的、难受管束的，或者也该说，他并没有管束过我。他对我的要求只有远离毒品、远离远亲以及远离酒。
凡事有个节点，我记不清，但隐约觉得似乎是刚上高中那段时间，那时我们处于生疏与熟络的关系陡然转变，他成为了我的假想敌。
我开始厌烦他的酗酒、他的吼叫、他的放纵与他对我的漠视，这一切打破了我生活里的平衡，是暴烈与不可控的连锁，我难敌这份血脉的代际，开始清晰的认知那份“业”的重量。
如果说我自母亲的身上继承了超乎寻常的、对于一切的感知力，那我从父亲身上继承的便是对于各类扭曲的漠视以及那种总是会让事情在最该获得圆满的时候被我的暴烈打破，我已不止一次因为自己的冲动获得了好与坏两种影响与两种结果。
两种不同的遗传像弥诺陶洛斯与西西弗斯，一个令我困于感知的迷宫，在过于敏锐的情绪里横冲直撞；一个令我在最接近圆满时，本能地将手中的石头推落谷底。它们在我的血液里撕咬、交媾，构成了我自己的“业”，一场无法阻隔、也无法被蕴纳的奔流。在这荒诞的轮回中，我疲惫不堪，似乎变得衰老而虚弱。
后来我忍不住去想，所谓假想敌，不就是活人对一种死的亢奋吗？
这么多年他未曾有什么改变，他始终如初，或许是因为我不像他的崇拜者那样敬畏他的权威，我们总是保持着沉默。但说真的，我们更多是无话可谈。
爱好？没有重叠。思维？没有相交。人生？没有重蹈。他能否体察死意和恐惧在胸中幻灭、枯萎，如何走向终结？
此刻他就在隔壁房间，呼吸粗重，带着痰音，忍耐着痛风的侵扰。我在这边打字，听见他翻身，床垫弹簧发出被烟头烫过一样的呻吟。我们不会晚安，也不会早安。只有一堵墙，和两个从未真正相遇的时差。他或许渴望生活在世人中，但他已在旷野待了太久。
我六岁那年从他眼里看到的温润，就像还在运转的放映机中的胶片，但永远对不上同一帧。
父亲的王土上，只有他自己。
他的客厅是王庭，酒杯是权杖，那些被他大声朗读又被迅速遗忘的个人哲学，是一道道无人接旨的诏书。他驱逐了朋友，远离了亲人，成功地将自己的王国打扫得一干二净，只剩下痛风、烟头和床垫弹簧的呻吟。他的权威在空无一人中到达了顶峰，一个真正的、孤独的绝对者。世上再没什么能诱惑他，愉悦他，安抚他。
那团从他胸腔中膨胀出来的东西，我称之为肿瘤的东西，或许就是这个。野心？愤怒？酒精？啊，我懂了，是一种对“称王”的渴望，烙印在一个他永远无法称王的世界上。
他在狂热的忏悔年代要扼杀的，难道不是他渺小不安又骄傲的“我”？他一直与之对抗又总是败下阵来的“我”？总是死掉又复活的“我”，禁止欢乐却捕获恐惧的“我”？
他逃进旷野，不是因为旷野自由。而是因为只有在旷野里，他才可以是唯一的王。哪怕这个旷野，只是一张被烟头烫坏的床。那杯空酒杯中，残存的酒滴映出他灵魂骇人的空虚。
我突然想起陈凯歌的那部《荆轲刺秦王》，在被刺杀后，嬴政对着将死的荆轲说：
“你为什么要杀我？你知道我要做什么？我要建立一个更大的国家，秦国和六国的眼睛，看得到的地方和看不到的地方，都成了一个国家。天下的人都成了这个国家的百姓。”
“这个国家，只有一个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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