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地鐵2039》的前瞻，我又變成了那個“痛苦的雜種”

“腳好痛啊。”

在英語世界，人們通常會把那些祥林嫂式的晦氣鬼，稱作“Miserable Basterds”。

這個詞可以直譯爲痛苦的雜種，或可悲的混蛋。它經常在一些虛無主義作品裏出現。比如瑞克會問莫蒂，你爲什麼老是要當個可悲的混蛋；而馬男波傑克會把問題對準自己：爲什麼我非得是個痛苦的雜種呢？

這個問題還可以換出很多的花樣。比如說，問個體，爲什麼總是那麼負能量；問媒體，爲什麼專挑壞事報道；問賈樟柯，爲什麼喜歡販賣苦難；問精神病患者，爲什麼總怪原生家庭；問3DM，年終總結爲什麼老那麼晦氣。列表還很長。

而今天份的問題，與《地鐵2039》以及傳統的斯拉夫苦痛情結有關。

也不知道是誰開的壞頭，現在你想好好評價一款，由痛苦的斯拉夫人構成的痛苦的斯拉夫遊戲，就一定要從西伯利亞凍土上種土豆的農奴說起，一路直侃到人類最崇高理想的幻滅，不然會顯得你這個人很沒有文化。

現如今，再在文章裏大談斯拉夫苦情哲學，恐怕就像強調精神疾病的背後，多半有原生家庭作祟一樣——雖然沒有事實上的錯誤，但過多的重複，總有口香糖咀嚼過度的味道。

所以，這次打算換個思路，在談及苦難本身的脈絡時，多少也從一個“痛苦的雜種”的視角出發，談談人爲什麼一定要對他人的苦難產生共情，或保持一種基本的“依賴”。

先說說“痛苦”本人。

“地鐵”系列，是俄國作家Дмитрий Глуховский（德米特里·格魯霍夫斯基）主導創作的小說三部曲。其中的三部曲初代，正是被4A Games改編成第一人稱射擊遊戲的《地鐵2033》。從這本小說的誕生背景來看，“痛苦的雜種”應該在俄國人中佔到了相當的比重——因爲它不僅是一本網絡小說，而且是一本共創形式的網絡小說。

你很難想象，這樣陰暗壓抑的網文，會在中文互聯網上出現，遑論激發網民的集體表達慾望。關於這一點，只消看看《臨高啓明》就好。國人大多還是喜歡快意恩仇，勵精圖治。沒有什麼問題，是發展無法解決的。

如果有，那就發展得再快一些，再科學一些。

當然，很多“嚴肅”的文學作品，本來也不適合去“尊重原著”。否則，就有極大概率會被打爲精神變態。例如《流浪地球2》，這種和原著大相徑庭的改編，幾乎成了一種心照不宣的默契。“地鐵”的遊戲三部曲，也不能免俗。

所有文娛產品的第一要務，還是應該傳遞動人的普世價值，讓觀衆和玩家溫和地走進良夜。可以有痛苦，但不能只有痛苦，或刻意強調痛苦。不然，恐有販賣苦難和焦慮的政治不正確之嫌。以《地鐵：離去》的改編爲例。

事實上，遊戲三部曲的後兩部，與原著之間更多是平行關係。

2019年，遊戲裏的阿爾喬姆和米勒上校，開始背井離鄉的求生之路時，《地鐵2035》甚至還沒有寫完。據說，德米特里本人蔘與了劇作，默許了部分遊戲劇情的溫和改編——是的，那個讓人心碎的結局，同時也是一個照耀着溫暖曙光的好結局。在原著小說裏，等待阿爾喬姆和米勒上校的，是截然不同的命運。

而這條惡劣的時間線，最後連接到了遊戲宇宙的2039年。

此時，阿爾喬姆和斯巴達遊騎兵一行，已經離開莫斯科地鐵多年。本作的主角是一位重返地鐵的陌生人（Stranger），不排除阿爾喬姆的可能。且這作的主角不再是啞巴，會有全程的語音演出。

按照4A Games成員的話來說：“雖然，這位離羣索居者噩夢纏身，曾發誓再也不回到那個痛苦的地方，但（作爲創作者）我們必須回去，因爲只有這樣，才能真正講好那些，我們想講的故事。”

他們有意將《地鐵2039》的基調，塑造得更加黑暗、更加沉重、更加壓抑。

“你會感覺到這個腐朽的世界，幾乎要把你壓垮，逼迫你跌入更深的幽閉恐懼當中。” “我們將深入人性最惡毒的一面，將之展現得淋漓盡致。”

“重點在於，我們無意將後啓示錄題材浪漫化，也無意圍繞它，搭建一座主題式的樂園。” “一直以來，‘地鐵’始終都在針對人類行爲，做出悲劇性的審視。”

“直到後來，悲劇降臨到了我們的頭上。”

通常來說，遊戲玩家對遊戲工作室的容忍度，可以是很低的。

但絕大多數玩家，終究也是人。既然是人，就應該具備基本的人道主義精神，承認4A Games是一家處於戰火中的工作室——他們有權去放大，去聚焦於人類社會的某些惡劣品質，並將它們舉輕若重地摔到檯面上。

巴甫洛夫說過，科學沒有國界，但科學家有自己的祖國。要我說，文學和藝術也是一樣的。首先，比較幽默的是，巴甫洛夫是個純正的俄羅斯人。所以，在引用他的話前，我可能需要考慮，這麼做是否尊重烏克蘭人的民族感情。

另外一個繞不開的例子，就是一切“地鐵”作品的源頭：德米特里·格魯霍夫斯基本人——他因爲公開譴責俄羅斯政府，被自己的祖國定罪並“流放”，目前流亡歐洲。這事着實不能細想，一旦細想，難免會極大衝擊固有的認知。

俄烏戰爭打響不久，我還後知後覺，把巴別爾及其作品，歸類到俄國文學之列。現在回頭一看，巴別爾不僅出生在烏克蘭敖德薩，而且還是個猶太人。除了用俄語寫作，曾加入去除國家民族色彩的聯合組織外，實在算不上和“俄”字有關。

但巴別爾自己偏要有關，並且鄭重拿起了筆桿。也正因爲拿起筆桿，最後他死在了槍桿之下——罪名亦是通敵。

在另一個時空的當下，基輔市政府決議，要徹底移除米哈伊爾·布爾加科夫和安娜·阿赫瑪託娃的文化遺產。兩位都是生長在烏克蘭的文學大師，曾經被本國人視爲重要的文化源流。

但現在，因使用俄語寫作，並認同俄羅斯族身份，他們也染上了某種沙文主義的病毒，被人從歷史書上殺死。

這場面何其之荒誕。生活在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民衆，恐怕難以想象，更不可能胡編亂造平行的比喻。對大多數人來說，這場戰爭的構成非常簡單：兩個不斷上跳的陣亡數字，加上一條許久不變的戰線。

而這些，又可以進一步濃縮成兩個殘忍而輕浮的字：贏，還有輸。

這時，我們的核心議題就出現了。

很久以前，我在豆瓣上看過一篇《塞爾維亞電影》的影評。說是影評，其實更像是一種發散性的議論。作者提出了一個問題：這是一部有關遙遠的國家、遙遠的戰爭和遙遠的廢墟的電影——既然如此遙遠，我們爲什麼還要看這些跟自己無關的東西？

內容我只依稀記得大概，因爲《塞爾維亞電影》的豆瓣頁面，早已整個撤掉了。

這是一個很有價值的問題，可以在很多場合派上用場。就比如，在消費文娛產品時，遭遇“痛苦的雜種”的情況——我單純只想知道產品的質量如何，應該如何使用，並不想聽這些泛酸水的長篇大論，這是常有的感受，也完全談不上錯誤，或沒有品位。

但無論百般不情願，人類這個羣體終究還是需要“痛苦的雜種”。

就像人體需要主動去接種毒株，才能形成抗體一樣。光是一個掃興的陰沉傢伙，也許還不至於打亂當下的熱鬧聚會——但一大羣吐着酸水的人，或一支後搖樂隊，在合適的時機走進了對的啤酒館，未必就不能改寫歷史。

這並不只是愛與和平那套虛無縹緲的東西。事實上，學會共情他人，或感受他人的痛苦，是人類社會迫不得已的一種進化趨勢——衆所周知，在二戰之前，國際上是沒有針對主權國家的破產機制的。

一開始，只是……

當一些有害的舊秩序，徹底變成土雞瓦狗後，存在主義，或者說虛僞主義和荒誕主義，就誕生了。而陷進這些的人裏，無一例外都成了“無病呻吟”的“痛苦的雜種”。

很多人都聽過《等待戈多》，也都知道戈多並沒有來，遂開始關注戈多的有意義或無意義。但如果是一個典型的“痛苦的雜種”，第一時間注意到的，其實是劇本的開頭，那兩個喪家犬一樣的男人，就那麼立在舞臺兩邊，空落落地站着。

直到其中一個人，因爲鞋子不合腳，實在脫不下來，在那裏痛得直叫喚。另一位聽見了，慢慢挪了過來，這纔有了接下來的整部戲劇。我覺得，你大概能猜出來，另一位都抱怨了什麼話。

其大意就是：你在這裏鬼叫什麼？你既然腳痛，爲什麼不把鞋脫下來？明明自己的腳有問題，你怪什麼鞋子？我倒想看看你的鞋子，裏面到底能歪成什麼樣？而且，明明所有人每天都會脫鞋，怎麼就你不脫呢？你有什麼權力叫喚，你這麼放肆地叫喚，有沒有把我當過人？

“我倒想知道，如果哪天我也腳痛叫喚，你又能有什麼話說。”然後，遭到抱怨的，腳痛的那位，極快速地回答了這個問題。

他說：腳真的很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