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衣冠南渡
在一場史稱"永嘉之亂"的浩劫中,超過十萬中原士族開始了人類文明史上最悲壯的大遷徙。
他們扶老攜幼,揹着竹簡,趕着牛車,沿着漢水、淮河艱難南行。
據《晉書》記載,僅建康一地就湧入流民二十餘萬戶,相當於當時江東總人口的三分之一。
這些倉皇南渡的士族們不僅帶來了先進的農耕技術,還帶來了完整的文化體系。
會稽郡的稻田裏開始出現北方的區田法,建康太學的講堂上傳出洛陽雅言的誦讀聲。
王導特意在建康城南設立"僑郡",讓流亡士族保留原籍貫,這既安撫了北人鄉愁,又避免了與南方士族的直接衝突。
二、王與馬,共天下
民間流傳着一句話“王與馬,共天下”,揭示了司馬氏皇權與琅琊王氏門閥共治的特殊格局。
西晉滅亡以後,司馬睿南遷稱帝,但這一政權的穩固實質上是依賴於琅琊王氏兄弟的運作:王導通過“鎮之以靜”的政治策略協調北方南渡士族與江南本土勢力,維持朝廷運轉;其兄王敦則掌控長江中游軍事重鎮,以強大軍力爲政權提供武力支撐,同時也對皇權形成隱性威懾。
表面上的君臣禮制之下,司馬氏更多的是充當象徵符號,而王氏掌控着官員任免、財稅調配乃至軍隊調度,甚至朝會時百官先拜王導、再拜皇帝的軼事,赤裸裸暴露出權力的真實歸屬。
這種皇權與門閥的共生關係,既讓東晉在江南站穩腳跟,也埋下士族割據、**不斷的隱患,最終演變爲貫穿整個南朝的門閥政治傳統,成爲中國中古社會權力結構一次深刻的基因裂變。
三、江左風流
北方士族與江南文化融合,形成獨特的江左文化。
比如王羲之被譽爲“天下第一行書”的《蘭亭序》、顧愷之《洛神賦圖》《女史箴圖》、陶淵明《桃花源記》、謝靈運的山水詩、葛洪《抱朴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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