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靠什么吃饭（六）：验尸的人，子孙连考场都进不去

人命官司要定罪，得先有人去验。县官不动手，动手的是仵作。可这个官府离不开的人，官府连个良民的身份都没给他。这一行历史不短，秦简里就有官府派人勘验死伤的记载，可它的名字和身份，一直到清代才算定下来。

他本来是办丧事的

仵作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五代的一部书里，叫仵作行人。那时候他们的主业是替人办丧事，官府出了命案，才临时叫来搭把手。《水浒传》里验武大郎尸身的何九叔，就是这路角色，本职是地方殓葬行会的头目。元代的书里写得更直白，说这一行在南方多是屠宰人家出身，人命关天的事，交在杀猪卖肉的人手里。

真正转正要到清代。每个县必须配仵作，大县三名，中县二名，小县一名，另外再募一两名跟着学，预备顶补。名额是硬性的，州县官要是空着位置不补、把工食银吞进自己腰包，查出来要革职。从这一年起，验尸的人头一回成了官府编制里的正式差役。

一场检验怎么走

出了人命，县官带着仵作到现场。县官负责问，仵作负责看和报。看完要大声喝报：死者身长几何，七窍有无血，伤在何处，长短深浅，是刀伤还是跌伤，一项一项报出来，旁边有人记录，填进统一的尸格尸图。最后仵作要另写一份甘结，等于立字据，担保自己报的是实的。跟着学的还不算正式的，两个人才共一份工食，学成考核过了，才轮得到顶补。这份甘结跟官员写的文书内容重叠，不是多此一举，是让两份东西互相盯着，谁也别想糊弄。

钱最少，罚最重

工食银的定例，是每名拨给皂隶工食一份。落到数字上，档案里记的是每月一两，三年无过加到月二两；在北京五城当差的，只有月五钱。对比一下就看出拧巴在哪：检验得法、洗雪沉冤的，赏银十两；三年无弊的，再按州县的忙闲赏四两到十两。赏一次，顶他十个月的工食。可见朝廷自己也知道这点月钱不够花。罚的那头更重：检验不实要治罪，受贿做假的革职，不许再充役。钱少罚重，夹在中间的人自然想歪招，档案里不乏收了钱把重伤报成轻伤的案子，官府越骂，这类事越没断过。朝廷也明白光罚仵作没用，定例里连州县官一起追：招错了人、疏于督查的，一并参处。

身份是最重的那道枷锁

钱的账还算小账，真正的枷锁是身份。清代把衙门应役的人分了等，皂隶、马快、步快、禁卒、门子、弓兵、仵作、粮差，一律记为贱役。贱役意味着：本人不得应科举，子孙同样被剥夺这个资格，禁到哪一代，各处记载不一，有三代以内的，也有更长的；良贱不通婚，进了这一行，家谱上要除名，死后进不了祠堂。清人姚德豫在《洗冤录解》里写了一段，大意是：仵作是贱役，却担着重任，身份不齿于平民，口粮比不上在押的犯人，活儿又贱又重，利小害大，不是最愚最陋的人，谁肯来干。

所以这一行只能父子相传。人手不够，官府再怎么催着补额，肯来的人还是那几家的孩子。

朝廷后来也着急

到了清代中叶，朝廷其实清楚这个问题。雍正六年定例：给每个仵作发一部官修的《洗冤录》，选一个明白刑名的书吏，逐条讲给他听。这部书南宋就有的，经过官府校订颁行，是历代验尸经验的总结，也是这一行唯一的课本。乾隆二十八年又定：每年提考一次，每人讲一节，讲得明白的当堂给赏，讲不通的责罚革退，另募人补。档案里还留着乾隆三年的两行字，有个仵作十天不来学习，衙门把他叫去训了一顿，工食先扣着，再懒就治罪。道光二十年广东乐昌一桩活埋案，仵作何发从骨殖上的痕迹推断，人是活着下葬的，一案三命才有了着落。

这套办法有没有用？有，也有限。晚清著名的杨乃武与小白菜那桩冤案，起头就在仵作验错了尸，一层一层报上去，官官都要面子，平反靠的是京控和开棺重验。课本发了，考试也考了，人还是那个拿月一两的人。官府要用他，又要防他；百姓靠他鸣冤，又嫌他晦气。姚德豫那句话说尽了：役贱而任重，利小而害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