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靠什么吃饭（一）：更夫敲一夜锣，能挣几个钱

别人的一天到晚上就算过完了，更夫的一天从这时候才开始。

戌时点卯，也就是晚上七点前后，他到衙门或者更房报到，带上自己的锣和梆子，这一夜就归他了。从天黑走到天亮，一夜五更，一更都不能少。

为什么是五更？古人把一夜分成五个时段，戌、亥、子、丑、寅，一个时辰一更，每更两个钟头，从天黑敲到天亮，正好五下。更夫的时点不是自己说了算，他得按衙门里的刻漏，或者按钟鼓楼报的时点来定，敲早了敲晚了，都算差事出了问题。

这行当的全套手艺，就在那几声锣梆上

打更不是随便敲。各地打法不完全一样，大致的规矩是，一更在戌时，敲几下、喊一句提醒关好门窗；二更在亥时，提醒晚归的人回家；三更在子时，也就是半夜十一点到一点，这时候夜最深，锣声加大，喊的是防备盗贼；四更在丑时，叫醒需要早起干活的人；五更在寅时，天快亮了，收尾。

他们通常两个人一组，一个拿锣，一个拿梆，一前一后走过街面。搭伴不是讲究，是一个人走在空街上出了事没人知道。一更那句提醒也不是客套，那时候家家灶台余热还在，晚饭的火要是没封好，烧起来就是几条街的事。

五更敲完，收工，回家睡觉。他的白天从早上开始，跟别人正好错开。

谁在干这行

明代《宛署杂记》记的是北京宛平县的事，作者沈榜在那里做过知县。书里说得直白：更夫多贫老病弱之流，而少精壮勇健之人。年轻力壮的不干这个，因为挣得少、熬得凶。

更夫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徭役，按里甲轮派，轮到谁家谁出人；另一种是官府雇募，给工食银。不管哪一种，轮到这个差事的，多半是没别的路子的人。

一夜敲下来，能挣几个钱

这是有定额的差事。清代州县衙役的报酬由国家按编制发放，叫工食银，研究人员综合各地记载给出的范围是每人每年六两到九两，更夫通常落在下限。

各地方志里的数，多半就是六两。《江津县志》记更夫八名，每名岁支工食银六两；四川南部县的档案里也是六两，和门子、皂隶、禁卒一个价；广东各衙门的役食标准里，更夫同样每名六两。河北《永年县志》记的是更夫五名、工食银二十四两，人均四两八钱，比通行的数还低一档。

在永年县同一份编制里，火夫十名分四十八两，人均也是四两八钱；铺兵五十四名分三百二十四两，人均六两；门子和皂隶都是六两。也就是说，更夫和火夫是衙门差役里最低的一档。位置就这么几个，想干还得等空缺。

有一类差事容易和更夫混起来：钟鼓夫，守钟鼓楼按点报时。有的县志里记着这一项的工食银，每人每年二两四钱到二两六钱七分，比更夫还低。那是另一个岗位，价钱另算。

京城的更夫比外省高。有研究者统计过清末北京的情况：内外城的更夫合计在一千人上下，月支一两到一两五钱，结论是仅够勉强糊口。同期八旗兵拿的饷银和口粮都比这高不少。

六两银子能买多少米？乾隆年间米价大约一石一两五钱，六两能买四石。按通行的一石约一百五十斤折算，是六百斤上下的米。

清人一年的口粮，研究者估算人均在两石半到三石之间。四石米够他一个人吃，还略有富余，但也只够一个人。一家五口一年要十几石，靠这六两，养不起。

这还是账面上的数。县衙里经手的环节一道又一道，灯油、器具、房舍修葺，都能算成他的开销，最后落到手里的往往还要打些折扣。

两头都要担责的差事

更夫报时，不是报给全城听个热闹。更点一响，是夜禁的信号：几更之后街上不许随便走动，城门关了，巡夜的兵按更点换班。更夫敲错，整座城的节拍就跟着乱。

当差的出了差错要受罚，这在当时是常事，更夫也不例外。而这一行最难的地方在于，两头都要担责。更点有定规，敲错了，是差事出了问题；夜里出了盗案，他也在被追责的名单上。看见动静喊出来，就把自己的干系交出去了；不喊，真出了事，第一个被问的还是他。

喊也难，不喊也难，横竖都是他一个人扛着。

下雪天最难熬。一晚上还是要走完那几条街，工具自备，病倒了也没有人替他，只能换个更年轻、更穷的人上来。

这行是什么时候没的

打更这套做法很早就有了，唐宋以后逐渐成形，到明清变成固定岗位，大一点的县城都有。它靠的是官府授时，配合夜禁和防火。

它退场不是因为哪一天禁了它，是因为钟表普及了。城里人家里有了钟，街上有了钟楼，报时不再需要一个人整夜走路去喊。清末民初，更夫陆续裁撤。这个延续了上千年的夜班，就这么静悄悄地结束了。

本文史实依据为清《永年县志》《江津县志》、明《宛署杂记》；衙役工食银的标准与各地实例，参考张研关于清代州县衙役的研究、万海荞关于晚清四川南部县经费的研究；米价参考清代粮价研究（乾隆年间每石约 1.5 两），口粮参考李伯重对清代江南粮食消费的估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