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常洛的一生，可是说完全是皇权斗争的牺牲品。
他是万历皇帝一时兴起，和一位宫女所生，自幼不受待见，好不容易当上了太子，却天天活在郑贵妃的阴影之下，生怕那一天就会死于非命。
万历四十八年（1620 年）七月，万历皇帝驾崩，在恐惧和威胁下生活了三十九年的朱常洛，终于是等来了他期盼已久的皇位。
登基初期的朱常洛，也算是尽心尽责，他罢免全国矿税、起复因言获罪的官员，推行了一系列笼络人心的新政，朝野上下也都期待这位新帝可以扭转万历朝的颓势。
就连之前对他敌对的郑贵妃，在朱常洛登基之后，也是瞬间变脸主动示好，一连向朱常洛进献了八名绝色美女。
可能是长期的压抑终于得以释放，登基后的朱常洛也是放飞了自我，白天忙完朝政，晚上就在后宫摆宴享乐，白日劳政、夜晚纵欲，昼夜无休，铁人也抗不住这么造。
终于，登基还未满十天，朱常洛就不行了，那走路都打摆子。
泰昌元年八月十二日，朱常洛病情骤然加重，卧床不起，但他并没有第一时间召集太医院御医会诊，而是召见了一个叫崔文升的内侍宦官来给他治病。
要说这个崔文升也不是专业干这个的，他虽然掌管御药房，但是也不懂多少药理知识，而且在担任皇帝内侍之前，他还是郑贵妃宫中的亲信，层层debuff加持下，朱常洛的下场可想而知。
朱常洛的病症是纵欲过度导致元气虚脱、内热外寒，理应采用温补固本的药材调理，可是崔文升却给他开了大量的泻药，朱常洛身子本来就虚，服药后，一晚上拉了三四十次，就差住厕所里了。
天亮之后，朱常洛是气息奄奄，卧床不起，眼看就要去见佛祖了。
皇帝病重消息传出，朝堂是炸开了锅，东林官员指责崔文升是郑贵妃的心腹，此次用药严重违背医理，分明是蓄意谋害皇帝，郑贵妃派系当然也有话讲，这只是寻常诊疗失误，你们休要胡言乱语。
面对朝野的声讨，朱常洛本人的态度却更加反常，他并未追责崔文升，反而下旨封存所有药方、禁止朝臣议论此事，而且，这时候他还是不相信御医，反而将目光投向了民间偏方，转而寻求民间丹药来治病。
就在这个时候，鸿胪寺丞李可灼站了出来，说家里有祖传的红丸仙药，可以治病，内阁首辅方从哲得知后，马上阻拦：你一个掌管朝会礼仪、外交仪式的机构的官，行医资格和经验要啥啥没有，纯纯的外行，哪凉快哪待着去。
但是朱常洛还是不知道从哪得知了消息，强行召李可灼进宫献药，要说也奇怪，朱常洛服下第一颗红丸后，那是红光满面，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他大喜过望，还当众夸赞李可灼为忠臣。
当日下午申时，朱常洛担心药力不足，主动索要第二颗红丸，李可灼起初以药力太猛，不宜骤进为由推辞，但架不住皇帝多次下诏催促，只能再次进献。
可是就在吃完第二颗红丸的次日凌晨，在位仅三十天的朱常洛骤然驾崩，年仅三十八岁。
皇帝暴毙，本就针锋相对的东林党与郑贵妃集团，马上围绕死因展开了惨烈的政治攻讦。
以礼部尚书孙慎行等人为首的东林党，直指郑贵妃集团蓄意弑君，杨涟在《劾辅臣方从哲疏》中激烈抨击：贼臣崔文升，郑贵妃之腹心也，李可灼之药，谁引进之？首辅不能辞其咎！
甚至将此案与五年前的梃击案串联，直言郑贵妃从万历年间就开始谋划弑君、篡夺皇位。
以方从哲为首郑贵妃一党，则是反驳说：皇帝是长期压抑、纵欲过度，驾崩是天命使然，李可灼献药是出于忠君心切，红丸是传统补药，根本不是毒药，指责东林官员刻意渲染命案，实则是借机清洗政敌、把持朝政。
就这样，双方的争执，从朝堂辩论升级为互相弹劾，甚至发展到在宫门外聚众斗殴，完全无视朝廷礼制。
当时年轻的新帝朱由校刚刚登基，根本无法控制局势，只能任由派系斗争发酵，他心里也清楚，继续深究此案，必将引发朝堂彻底瘫痪，甚至威胁自身的皇位，所以也是大家一起来和稀泥吧，做了以下判决：
崔文升被革职，贬放南京，永远不得回京，李可灼被判流放边疆充军，方从哲则是被迫辞官归乡，但未追究其他任何罪责，而郑贵妃则是全程免于调查，安然移居慈宁宫。
朱由校的这一判决，只是简单将案件定性为医疗失误，看似双方都没得罪，但结果是两派都不满意：东林党认为纵容了弑君凶手，反东林党则认为处罚过重，派系仇恨进一步固化，为后续两度翻案埋下了伏笔。
红丸案的离奇结局，彻底点燃了党争的烈火，将明末党争从常规政治博弈，升级为无休止的报复仇杀，后面两朝，东林党与阉党轮流掌权，一旦得势就将前朝的政策、官员全盘推翻。
此后所有国家大事，都沦为派系斗争的工具，派系官员只考虑如何打击对手、保全自身，丝毫不顾及国家治理、民生疾苦与边防安全。
这种极端内耗，彻底耗尽了明朝最后的气运，明朝也是从积重难返的衰败状态，彻底走向了必亡的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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