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的童年故事里，一条河都等同于一座宝藏。
我的童年也有一条河。河不大，从山里流出来，在镇子边上拐了个弯，拐弯的地方积出一片浅滩，水清得见底，底下铺着大大小小的鹅卵石，被日光照得温温润润，像浸了油。往岸上走，卵石渐渐变成粗沙，粗沙又变作细沙，踩上去松软，一步一个浅浅的脚印。
离家不远。沿着那条乡间的土路走，先到码头。码头也就是几块青石板垒的，一级一级伸到水里去，常年泊着一条小船，两岸之间来来回回地渡人。船家是个驼背的老头，夏天戴一顶草帽，帽檐压得很低，看不清脸。他不说话，你上了船，他就撑篙。篙子插进水里，拔出来，带起一溜水珠，亮闪闪地落回河里。
再往下游走一段，河道宽了，就是那片滩。
六七岁那年，刚上小学，师父还不那么忙。他画画，也接些零碎的约稿，日子算不上非常宽裕，但足够颇为享受的生活。父母从远方来看我们的时候，师父就说，去河边野炊吧。于是带上那口缺牙豁嘴的搪瓷缸子，一小捆柴，几个白瓷碗，用旧报纸包着。
其中要数妹妹最兴奋，一听说要去河边，头天晚上就不肯睡，趴在床上翻来覆去，把我挤到墙角。第二天一大早就爬起来，自己穿好了鞋，站在门口等。
那大概是我最喜欢的周末了。说是野炊，其实不靠它饱腹，更多是玩。师父把那口搪瓷缸子架在几块石头上，切两片姜丢进去，清水，白菜芯，再从河里摸几颗小螺，洗净了也丢进去。火苗舔着缸底，水面不一会儿就咕嘟咕嘟地冒起小泡，姜的辛香和白菜的甜味混在一起，被河风一吹，散得满滩都是。
我通常被派去寻柴火。沿着河岸往下游走，离那片滩大约百十来步远，河边的沙地上生着一大丛灌木。齐腰高的灌木枝条纤细，从沙地里一丛一丛地蹿出来，枝子上挂着许多小绒球似的花，圆嘟嘟的，粉白里透着一点淡紫。
妹妹有时候跟着我，有时候不跟。跟的时候她就蹲在那丛灌木旁边，拿一根小树枝在沙子上画些谁也看不懂的图案。她画了一会儿，抬头看那些花，伸手去摸，指尖碰了碰那些毛团，大概是觉得扎手，又缩回来。然后她捡了一朵掉在地上的，搁在手心里端详了半天，揣进了口袋里。
那朵花后来大约是被洗衣机搅烂了，我记得她翻遍了裤兜，只掏出一小团湿漉漉的碎片。
很多年之后，偶然在一本植物图谱上翻到，才知道是细叶水团花，俗称水杨梅。图谱上印着一张彩色照片，和我记忆里的样子分毫不差——紫红的枝条，毛团似的花。
当时一无所知。但也不知为何，就觉得这不起眼的小灌木很好看。其实河滩上的树不少，柳树杨树都有，蓊蓊郁郁地长在水边，都比它高，都比它显眼。可我偏偏不记得它们。只记得每每去寻柴火，总要在那丛水杨梅周围盘桓许久。有时候柴还没捡够，就远远看见河滩上那口搪瓷缸子已经不冒热气了——火早熄了。师父就这还没落山的夕阳，坐在石头上，膝盖上摊着一本翻烂了的速写本，拿一小截铅笔头在画什么。妹妹端着一碗凉了的汤，小口小口地喝。
后来就搬了家。从曲村到西安，离那条河越来越远。河边野炊的日子，像那口搪瓷缸子底下最后一点余烬，灭了也没再点起来。
此后漫长的年月里，我去过许多地方，见过许多条河，也见过许多种长在水边的植物。可是水杨梅，再也没有在别处遇见过。它像是只肯生在那一小片沙地上，只肯长在那条河的拐弯处，仿佛我离开了，它也就从世上消失了。
回头想想，河边的树木大都面目模糊。拾柴时捡过谁的枯枝，烧过谁落下的叶子，一概不记得。柳树和杨树混在一起，连成一片不分彼此的绿。唯独那一丛水杨梅，紫红的枝条、毛团似的花，清晰得像是刻在脑子里的。每一根枝条的颜色，每一朵绒球的形状，沙地上它投下的那一小片影子，都清清楚楚。
我曾试着和父母提起过这件事。我说，河边有一丛灌木，紫红色的枝子。母亲想了想，摇摇头，说记不得有这种东西。父亲更干脆，说河边不都是柳树吗，哪有什么红枝子的灌木。妹妹那时太小，问她，她眨眨眼，说只记得师父煮的汤有点腥。
没有人记得它。
那丛灌木的存在，便无从证明了。只有我自己，信誓旦旦地认为它就在那里，就在那片河滩往下游走百十来步的沙地上，枝条紫红，花开如绒球，并不是我做的一个梦。
我想起师父在河边摊开的那本速写本。那时候没在意，如今忽然很想知道，他当年坐在石头上画的，究竟是河对岸的远山，是搪瓷缸子里升起的白汽，还是沙地上那一丛紫红的、不起眼的灌木。
但已经无从求证了。师父走后，速写本也丢失了不少。或许在某个落满灰尘的纸箱底层，或许早已当废纸扔了。但我想，倘若那本子里真有一页画着那丛水杨梅，那它就是存在的。
不外乎谁记不记得，只因为它曾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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