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刷异色炫彩刷的不耐烦时，想想刷炫彩果蝇的摩尔根和雄性不育株水稻的袁隆平
1930年9月7日，袁隆平出生在北平（也就是现在的北京），祖籍是江西德安。
袁隆平的童年和少年时光，过得并不安稳，全程都在战火纷飞中辗转。
1938年，他跟着父母从汉口逃难到湖南桃源；1939年，一家人又搬到了重庆；之后还辗转过汉口、南京，直到1949年才重新回到重庆，在这样动荡不安的日子里，慢慢完成了小学和中学的学业。
这段四处奔波的日子里，他亲眼见过路边饿死的人，也见过老百姓眼里对粮食那种迫切的渴望，这些画面深深印在他心里，让粮食这两个字，成了他一辈子最牵挂的事。
他后来回忆说：“小时候亲眼看见路上有饿死的人，那场景太让人揪心了，我当时就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让中国人都能吃饱饭，远离饥饿。”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到处都是百废待兴的样子，最缺的就是能建设国家的人才。
怀着学农报国的初心，袁隆平考上了重庆相辉学院的农学系，第二年，这所学校并入了西南农学院（也就是现在西南大学的前身之一）。
1953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拿到了学士学位，被分配到了偏僻的湖南安江农校当老师，这一待，就是整整18年。
谁也没想到，这份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工作，竟然成了他研究杂交水稻的起点，也悄悄为中国的粮食安全，埋下了一颗希望的种子。
袁隆平的人生，有过一次特别偶然的转折——1952年抗美援朝的时候，他还在大学里读书，满心都是报国的热情，就报名参加了空军，而且体检、考核全都通过了，马上就要奔赴前线了。
可就在他收拾好行李，准备出发的时候，国家来了一纸通知，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当时战争局势已经慢慢稳定，新中国更需要大批能搞建设的人才，所以所有报名的大学生飞行员，都要回学校继续完成学业。
这次看似偶然的被留下，让中国少了一位可能很优秀的空军战士，却多了一位能拯救亿万百姓不饿肚子的科学家。刚到安江农校的时候，袁隆平研究的并不是水稻，而是西瓜、红薯这些作物。
那时候国家号召科研人员多去农村调研，他就乖乖照着做，走进田间地头，却意外听到了老百姓最实在的心里话。
湖南本来就是种水稻的主要地方，九成以上的耕地种的都是水稻，老百姓对红薯没什么太大需求，反而特别希望能有高产的稻种。
有位老农拉着他的手说：“袁老师，你能不能培育出一种亩产800斤、1000斤的新品种啊？”就是这句话，点醒了袁隆平：搞科研不能脱离土地，得解决老百姓最根本的吃饭问题才行。
这次研究方向的偶然转变，看起来是被动的，实际上却正好踩中了中国粮食安全的关键。也正是这一次转变，让袁隆平和水稻结下了一辈子的缘分。
而命运对他的偏爱，还不止这一点——他小时候读的汉口博学中学，除了语文课，数学、物理、生物、化学这些课程，全都是用英文授课的。
这份得天独厚的学习经历，让他练就了一口流利的英文，也为后来他查阅国际上最前沿的科研文献、突破技术难关，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1960年，一次偶然的发现，确定了袁隆平一辈子的研究方向——他在试验田里发现了一株天然的杂交稻，这株稻子穗大粒饱，跟其他稻子比起来特别显眼。
这让他坚信，水稻其实有很强的杂种优势，也让他下定决心，要挑战当时国际学界公认的“水稻无杂交优势”这个定论。
想要培育出杂交水稻，最核心的就是找到 雄性不育系水稻——咱们可能不太懂，简单说，水稻是雌雄同体、自己给自己授粉的作物，想要让它和其他品种杂交，就得找到一种“只能当母本、不能自己授粉”的水稻。
而符合三系法要求的这种不育株，需要细胞核和线粒体的基因同时发生突变，这种情况在自然界里发生的概率，低到只有百亿分之一，比咱们买彩票中500万的概率还要低得多。
当时美国、日本等国家，都花了很多钱研究杂交水稻，最后都因为找不到这种稻株，纷纷失败了。
从1964年开始，袁隆平每天顶着大太阳，在稻田里一株一株地检查稻穗，整整两年时间，他排查了14万多株稻穗，终于找到了6株天然的雄性不育株，为杂交水稻的研究，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
1966年，他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这篇论文，正式提出了用“三系法”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育种想法，也正式拉开了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序幕。
在那之后的好几年里，他带着助手们像 候鸟 一样，追着太阳跑，辗转在湖南、云南、海南这些地方，因为海南的气候好，水稻一年能种四熟，这样就能加快育种的进度，早点实现目标。
就这么苦苦找了四年，一点收获都没有，但袁隆平从来没有想过放弃。
直到1970年11月23日，奇迹真的发生了——他的助手李必湖、冯克珊在海南的南红农场，找到了那株概率几乎为零的天然野生雄性不育株，他们给它取名叫 野败。
就是这一株不起眼的稻子，改写了中国杂交水稻的历史，也为研究打开了突破口。
1973年，在第二次中国杂交水稻科研协作会上，袁隆平正式宣布，籼型杂交水稻 三系 配套成功，中国也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掌握杂交水稻技术的国家，一场震撼世界的 第二次绿色革命 ，就这么在中国大地上慢慢展开了。
成功之后，袁隆平并没有停下脚步，他一直记着“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这句话，一遍又一遍地向更高产的目标发起挑战。
1986年，他正式提出了杂交水稻的育种战略，明确了“三系法→两系法→一系法”的发展方向，然后带着团队全力研究两系法杂交水稻，直到1995年，终于取得了成功。
这种方法让育种的程序简单了很多，产量也比同熟期的三系杂交稻，每亩增产了5%~10%。
1997年，袁隆平又提出了超级杂交稻的育种技术路线，带着团队一头扎进了高产攻关里。
之后，他们先后在2000年、2004年、2011年、2014年，实现了中国超级稻研究计划四期的育种目标。
2017年，杂交水稻的亩产突破了1149公斤；到了2023年，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251.5公斤，产量差不多是1960年的4到6倍，用实实在在的数据，创造了农业史上的奇迹。
到了晚年，袁隆平也没有安安稳稳地享清福，反而又投入到了海水稻（也就是耐盐碱水稻）和第三代杂交水稻的研究中。
他创建了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带着团队把水稻的种植范围，拓展到了盐碱地，甚至在阿联酋迪拜的沙漠里，成功种出了水稻，实现了人类在热带沙漠种水稻的奇迹。
他这一辈子，有两个特别朴素的梦想：一个是“禾下乘凉梦”，他梦见试验田里的水稻，长得比高粱还高，穗子像扫帚一样长，籽粒像花生米那么大，他和助手们就坐在稻穗下面乘凉；
另一个是 覆盖全球梦，他希望杂交水稻能走出中国，帮助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也能摆脱饥饿。
为了实现这两个梦想，他一辈子都在奔波，哪怕快到90岁，依然每天扎根在稻田里，看看稻穗长得好不好，叮嘱身边的科研团队，一定要守住初心，继续努力。
他不只是中国的科学家，更是全世界的科学家。作为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首席顾问，他常年奔波在世界各地，在亚洲、非洲、美洲的40多个国家和地区，推广杂交水稻技术；
还举办了400多期国际杂交水稻培训班，为50多个发展中国家，培养了2000多名技术人员。
现在，杂交水稻在海外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700万公顷，帮助无数国家的老百姓，摆脱了饥饿的困扰，用中国的技术，为全球的粮食安全，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就像冈比亚的学生穆萨，特意带着杂交水稻的稻米，来到他的墓前致谢一样，这颗来自中国的种子，早就成了跨越国界的友谊和希望的象征。
2021年5月22日，袁隆平院士因为生病，医治无效，在湖南长沙离开了我们，享年91岁。
这个消息一传来，全国人民都陷入了悲痛之中。在长沙的街头，无数市民自发冒雨赶来送别他，一边哭一边喊着“袁爷爷，一路走好”；
在全国各地，人们也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缅怀这位 杂交水稻之父。同年11月15日，袁隆平的追思会和灵骨安放仪式，在长沙唐人万寿园陵墓举行，他的精神，永远留在了这片他一辈子都在守护的土地上。
后人有诗评之曰：
一生逐梦向田畴，一粒金禾解民忧。
偶弃征袍耕碧野，终凭慧智破荒丘。
风梳稻浪千重秀，汗润良苗万顷秋。
禾下遗怀昭日月，清芬永照九州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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